说到音乐，便会逻辑地提及电影，这个悠久地统治着上海男女视觉历史的强大媒体。
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左派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上海，但尽管左倾不够但在对待“苏联修正主义”却异常硬骨的罗马尼亚，以及奉行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电影和电视剧也开始了对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影响。
《巧入敌后》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南斯拉夫的电视剧，很多年以后，当年的青春男女或许早已忘却了剧中的诸多情节，但他们还是记得剧中配乐的独特节奏。
《桥》让上海的青春男女百看不厌，他们中的不少人耳熟能详党卫军上尉霍夫曼给被抓捕的游击队员看手相的那个情景和那段精彩对话：
一个老兵，多年流浪汉，并且到过西班牙，你到西班牙干什么去了？也是去摘老玉米？
这个时候，非常偶然的，一部前苏联的电视剧进入上海为数不多的家庭电视机中，它就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由苏联著名的电影明星吉洪诺夫扮演的党卫军旗队长，其实是斯大林派出的间谍，他机智地周旋在鲍曼、戈林、希姆莱、戈倍尔之间，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即将崩溃的前夕，演绎了忠诚、善良与不义、邪恶殊死搏斗的种种细节。
八十年代的早期，正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微妙时期。资本主义日本的电影也开始进入中国、进入上海。上海的青春男女难以忘却日本的阿其婆在《望乡》中的那对凄惨之眼，他们那时便已惊讶地发问：历史竟然是这个模样？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2）
当八十年代完整地向人们推涌而来的时候，那个被“鸡毛信”、“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所制造、所曲解的日本，开始在电影和电视剧这两个领域强力地影响着上海和上海的青春男女。
电视剧《姿三四郎》具备着罕见的影响力。每个夜晚，上海人家中的那台九寸或十二寸电视机前，市民们感受着姿三四郎的坚韧，感受着日本文化中的那股特殊的力量，他们中特别敏感者，由“姿三四郎”的精神世界而联想到“武士道”对亚洲其他民族的那份冷酷的压迫力。
《排球女将》是现代日本的一种解说。弥漫在《姿三四郎》中那种日本文化至高无上的挑战力现在有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被美国化了的现代日本，是那份溶合了东、西方文化后的动感、活力，生活现在被表现得简单而又肤浅，除了快乐似乎还是快乐。
电视机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日剧”尽管影响着上海，但它还没有象后来那样一早培养出一个广大的“哈日族”；但就影响力而言，日本电影是不容置疑的翘楚。
上海不会遗忘八十年代早、中期那首让人难以忘却的“草帽歌”，随着旋律的忧伤回荡，日本电影《人证》中的众多镜头一一浮现在了上海人的眼前。
《追捕》则更长久、更内在地影响着上海。
由高仓建与真由美两人扮演的角色，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八十年代早期上海对浪漫主义的肤浅想像，满足了一座曾经有过如此苍白、如此贫瘠的情感之土的城市对雨水、晨露的饥渴愿望；《追捕》中营造的侦探兼警匪片模式，也让八十年代早期的上海为之神往。对习惯了《保密局的枪声》的上海来说，《追捕》中的故事情节不仅让人紧张到窒息，而且还让人产生了“恐怖”、“凶险”的另类审美，也因此，上海人不会忘记那个阴险的医生的同样阴险的催眠式说法：
照仓跳下去了，唐康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
他们同样不会忘却“横路近二”那张被切除了脑前页的白痴般的脸，那张对苦难、痛楚、幸福、快乐等等人类情感没有任何感觉的脸。
最让他们难忘当然是杜丘的脸。
一张似乎刀凿斧削的脸，一张沉默寡言的脸，一张充满了男性力度的脸，一张集合了刚毅、勇猛、坚强等等人类美好品质的脸。是杜丘的脸，更正确点说是高仓建的脸。由于这张脸的出现，对八十年代的上海产生了激烈的震荡，多少城市女子，她们生命中的最大愿望就是邂逅这张脸，随后与这张脸同床共寝，五、六年之后，她们或她们的妹妹，又渴望着为了另外一张脸，渴望着为了费翔的脸而宽衣解带。
继日本电影之后，英国电影也进入上海。
在这之前，阿迦莎·克里斯蒂早已在上海众多图书馆影响了上海读者，当《尼罗河上的惨案》登场时，英国人打定主意要用视象方式来蛊惑上海。上海男女立刻折服于那个从容不迫、处惊不变的比利时小人“豪克尔·波罗”的天才分析力，他的分析力不仅揭示了人性的阴暗一面，同时还有着一种博奕大师的绝对智慧。
还有八十年代早期的法国电影。
上海绝对深刻地记取了台尔蒙当扮演的那个不屈的法国人，记取了他的那把老枪。电影《老枪》以平易的风格，不疾不徐地叙述了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面对纳粹所择的人生立场。这种立场有着拉丁民族从来的傲慢，但电影不仅放弃了任何戏剧性，也放弃了所有的夸张。它用十分质朴的手法让一把“老枪”深深地铭刻在上海人的脑膜中。
法国文化中永远不死的浪漫，是通过那个英俊到人类极限的阿兰·德龙来体现。电影《佐罗》以反《老枪》风格，将高卢人自西罗马帝国以来便汪洋恣肆的情感一泻无遗。全部的情节可能都出于编造，全部的细节可能都有破绽，全部的理念可能都不堪一击，但阿兰·德龙却以自己无懈可击的脸庞，玉树临风的身材，以及，一袭黑披风、一匹黑骏马，掠夺了上海所有褐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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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相比，其时的美国影视文化低调出现在了上海。
由于意识形态的殊死对抗，使得美国文化出现的地方主要还是上海的图书倌。在那里，你会邂逅欧·亨利的精妙，会发现马克·吐温的幽默，会感觉到伟大的海明威在“乞里马扎罗山”一边使用的那杆猎枪，你甚至可以想像同样伟大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在《加莉妹妹》中对城市的说法，但在视像上，美国文化不能展示它的全部风采，尤其在“好莱坞”还是一个非常可疑符号的时候。
上海记住了一部非主流的美国电影《车队》，记住了那些隆隆作响的车轮和那个充满了匪气的美国人，下层蓝领对生活的无望和愤怒在这部片子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有一部片子是有影响力的，它是《未来世界》。
二十年前，当上海的感官还惊异在让·雅克将空气一一撕裂开来的音乐中时，美国人已通过《未来世界》提前预言了一个机器人的时代。可以原谅上海当时的半信半疑，甚至全然不信。当上海的审美智力只能达到《珊瑚岛上的死光》这种水平，《未来世界》中那些可怕的机器人让上海更多感受的不过是格林童话或者凡尔纳式的科幻而已。
来自西方的文化与影视就这样呈现着它们各自的面貌，当上海也象中国其他土地一样，在春天的薰风中使得板结的土地开始松动，文化的多样就必然不可避免。
比空气还要透明的让·雅克（3）
而在多样的文化后面，正是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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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装、雀巢咖啡和人见人爱的FEC（1）
1984年4月，上海的主流媒体如此记载：上海疯狂流行西装。在这之前，西装只存在于昔日的影像、文字中。人们通过电影《乌鸦与麻雀》知道赵丹身着一身蹩脚的西装；人们通过小说《华威先生》知道华威在走出公寓的时候有着一身名贵的西装；人们通过历史的记忆知道当郁达夫先生在1929年某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来到会乐里探访幺二或长三时备着一身华丽的西装。
在老上海文化中，有着这样刻薄的内容：赤脚穿皮鞋，赤膊戴领带。它讽刺的是上海的洋装瘪三，也即西装瘪三。
1949年之后，在最初的日子里，上海“小开”和未来被称作“老克勒”的那些男人们，他们在前往“大都会”的时候，还能以一身西装来显示自己的格调，上海格调。进入六十年代后，意识形态的纯正性要求扫荡一切“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比小包裤、尖头皮鞋、花格子衬衫以及飞机式发型更早地退出上海人的生活中。
当时代板结的土地在八十年代早期开始松动之后，西装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身上，一同回来的还有那一根很多人不会佩带的领带。一个多少具有苦涩意味的细节是：出于上海小市民特别钟爱的“节约”美德，一种只有领子而没有袖管的“假领头”风行于上海，它们与叫作“阿美利”的涤纶领带，组成了八十年代早期上海的时尚风景，颇具讽刺意味的时尚风景。
紧随着西装时尚而来的是咖啡时尚，更正确点说是美国的雀巢咖啡时尚。
和西装文化一样，在旧日的上海文化中，咖啡文化是特别有意味的分支文化之一。我们可以想见在1930年的上海法国总会或1940年的国泰电影院弹子房中，那些西方大班和高等华人是如何小口小口呷着咖啡而一派优雅的从容。这种传统在上海的历史中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即使在左翼革命者发誓要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时，依然没有泯灭人们对咖啡的嗜好。1966年至1967年那些激动不安的日子里，当中国当代史上极具喜剧色彩的人物王洪文带领着他的无产阶级兄弟们卧倒在安亭的铁路上，与此同时，在上海市卢湾区瑞华坊32号的厢房中间，一个叫尤大宝的当年上海“小开”，正用一个咖啡壶津津有味地煮着上海牌咖啡，他的灵魂浑然不觉地陶醉在咖啡弥漫的香气中。
七十年代那些阴霾不定的时刻，左翼革命者以新的激情寻找着他们下一个对手；对当年老上海的生活方式念念不忘的右翼男女，却坐在“金钟”、“喜来临”、“马咖”等等地方，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或对时局作着小心翼翼的点评，或低声地传播着小道消息，直到夜色完全黑暗，直到店门准点打烊。
与西装不同，咖啡从来没有退出上海人的生活，即使在一个政治高压时期，咖啡依然是一部分上海人的所好。
当美国人将他们文化象征之一的雀巢咖啡在八十年代早期带到了上海，最为兴奋的不外乎是那些在五十年代便已培养了咖啡趣味、而在七十年代依然痴心不改地迷恋咖啡的上海人。不过，速溶的雀巢咖啡显然不对他们的胃口，也不够他们的品位。对他们来说，速溶的雀巢咖啡是代表大众的咖啡文化，与小众的咖啡文化相去甚远。他们嗜好咖啡壶中的慢慢蒸煮，而不是开水的快速冲泡；他们要求不加任何糖份的“原咖”，而不是泻入大量知己、方糖的“混咖”。
发生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开发科日文翻译陈先生身上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更生动说明雀巢咖啡给上海带来的冲击。
1983年的某天，上海延安西路达华宾馆，日本JVC公司的专业人员在上海广播器材厂JVC彩电流水线上调试不出整个系统，该公司派出的部主任认为这很坍“大日本”的台，便在走道上痛击了自己的一个员工，致使该员工脑壳积血。
日文翻译陈先生受工厂委派，陪同该员工前去看病。稍后，鉴于陈先生的出色工作，上广厂人事科长破例地送了一瓶雀巢咖啡给了陈先生。陈先生先是有点受宠若惊。接着，多年的朴素精神又开始发扬广大，他舍不得自己吃了这瓶雀巢咖啡，便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以30元人民币的代价买给了他的同事，他知道，对方远比他更精通咖啡文化。
由美国带给上海的雀巢咖啡，成为进入八十年代上海的第一波西方时尚，那句“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的广告语也因此成了上海时尚男女操练得烂熟了的口头语。严格点说，这波时尚中还应该包括罐装啤酒、方便面以及英美烟草公司推销的“KENT”等等香烟，它们让上海男女开始见识到了西方文化的第一层面。
这时，由三个英文字母组成的一个缩略词语，也开始强烈地影响了上海和上海的时尚男女，它就是今天“哈什么族”完全浑然不觉的“FEC”，即兑换券。
在上海广播器材厂日文翻译陈先生的记忆中，FEC的使用早自七十年代的中期。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政治的不断清明导致西方旅游者的大量涌入，FEC的使用频率就大幅提升。他清晰地记得，在黑市中，人民币与FEC的兑换比例达到了创记录的3：1，即3块人民币只能调换一块FEC。由于陈先生身为日文翻译，这个小小的特殊身份使他享受了一个小小的特权，他无需去黑市作人民币与FEC的痛苦兑换，以1：1这个共和国最正确的兑换比例，陈先生将自己每月60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尽数用来和日本人进行私下FEC交易，最后，苦心经营多年得来的FEC全都用在留学日本的机票上。
西装、雀巢咖啡和人见人爱的FEC（2）
八十年代中期便已进入瑞金大厦、联谊大厦的王先生，他对FEC也有着强烈的感觉。每次公司出差，无论是搭乘飞机还是乘坐软卧，都需FEC方能成行。稍后，当王先生从准西方公司被西方公司作为一个特殊人才挖去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对方，在他的工资结构中，FEC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块。到了那个公司，他的职务使他可以拥有一份公司的活动经费，他经常做的便是这样一件事情：先将每月的交际费全部调换成FEC，随后，又将全部的FEC调换成人民币；而当每月例行报销的时候，他填写的是FEC而不是人民币，这样，没有超越公司职业道德的红线，他就轻而易举地从中捞到了白市与黑市在FEC与人民币兑换时的那个差价。
九十年代中期成为上海第一批成功人士的廉晓博先生对FEC的感受或许更多地代表了中国上海普通男女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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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某一天。那时，廉先生还远远不是上海的成功人士，那天，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涤卡中山装，和他的朋友，一个印尼华侨来到了侨汇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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