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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两遍，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就像在看一场《三岔口》，刀光剑影，摸黑儿对打。对一个卸了职的文化部长写的这样一篇小说，哪用得着如此大张挞伐。另一面呢，批评由他去批评，哪用得着上诉，又哪用得着如此的辩护。
以我这山野之人看来，这场论战原本就不应该发生，若发生也不该是这样的态势。我们刚刚许诺，让作家们心情舒畅地写作，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言犹在耳，怎么就又打又抓又戴起来了？刚刚还批评作家脱离生活，怎么对一篇稍稍贴近生活的作品又如此苛求，无限上纲？再说王蒙，前些年还“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怎么刚刚卸任没几天，就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全无先前的潇洒平和之态？你说的那些写作经过，不过是初学写作者的常识常规，若批评已在常识常规之外，作这样的辩白，岂非自作多情？
批评一方的重头文章，是《文艺报》上的《评小说〈坚硬的稀粥〉》，全文万余字，堪称近十几年来少见的报纸批评文章，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声势煊赫的大块文章差可比拟。该文认为，“稀粥”中的这场改革，是作家虚拟的，但它与我们眼下的改革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讽刺性小说对生活的反映还有它独自的特色。简言之，“稀粥”中的这场改革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缩影的关系，尽管在写法上类似“看似不经”，然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实质上却是反映现实，缩影现实，批判现实，讽刺现实的。
而王蒙在《话说这碗粥》一文中，也承认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其中有对人民内部的一些缺点、弱点的嘲笑。批评的主要矛头直指食洋不化、全盘西化、追逐时髦、盲目幼稚而又大言不惭的“儿子”，兼及“徐姐”、“爸爸”、“堂妹夫”。而小说中的“爷爷”，恰恰是他塑造的一个宽厚、慈祥、开明而又从善如流的人物。
也就是说，两边都承认是讽刺小说，只是在对讽刺的对象和讽刺的程度上认识不同。对象的焦点集中在“爷爷”身上，一方说你太不尊重我们的“爷爷”，一方说我是那么热爱我们的“爷爷”。程度的差异在于，一方说你是批判现实，讽刺现实，一方为自己开脱，说我只是讽刺了人民内部的一些缺点和弱点，态度十分的端正。这开脱不过是机警的躲闪，像京剧《三岔口》中的那位投宿者，躲过了店主那最初的一击。长期以来，我们养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凡遇批评，尤其是那号咄咄逼人的政治批评，总是躲闪、逃遁、辩白、求饶，先做出一副挨打的架式。整个思维过程全错了。为什么不可以回过身来，坦坦荡荡地反问上一句：是又怎么样？
道理明摆着，党中央一再号召作家要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具体到目前，就是要深入改革的生活，反映改革的现实，廓清改革途中的一切思想障碍，为改革大业鸣锣开道。而要做到这一点，讽刺甚至抨击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若一味粉饰现实，歌功颂德，岂不违背了党中央殷殷号召的初衷？既然如此，像“稀粥”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过错？只恨其少，还能一个都嫌太多？——批评者做出一副捍卫改革成果的骁勇模样，自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殊不知正在做着堵塞言路，扼杀创作，也即阻挠改革，破坏改革的勾当。再问一句，那些“微言大义”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出来，也不朝那方面想，怎么偏偏诸位能看得出来，要朝那方面想，这不正说明尔等心里先就存下了不敬的念头么？若以“腹诽”见责，又该当何罪？
王蒙的过错在于，既有勇气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就应当有勇气捍卫它的纯洁，若不自信，获奖就该婉言谢绝。若自信，对那样粗暴的批评，则应当要么置之不理以示鄙弃，要么奋起抗争以示刚正。如今作出这样无力的辩白，形同乞讨，只能说有些句子也还油滑可喜，不失王蒙本色。当过文化部长的人，没有一点文化人的气节，实在令人失望。去的已经去了，该来的总会再来。连这么点骨气都没有，怎么对得起信任你的读者，身为中央委员，又如何对得起器重你的中央？
山野之人，粗鄙之言，不管当说不当说都一并说了。知我罪我，由他去吧。
“抡圆了”写的风险
一个业已退出文坛的老兵，偶尔还能参与文坛的热门活动，世上若有这样的幸运者，我要算是一个。这自然是因为当下的文坛还没有执行“一刀切”的政策，还有几个怜老惜贫的君子人，知道山西的黄土高坡上有一个为文学竭尽了忠诚，虽年迈力衰而依然辛勤地耕作着的老农。自从当了一家刊物的编辑，我就把自己定位为退出了文坛。退役了的运动员最好的安置是当教练或陪练，退役了的作家当编辑也不能说是丢人。绕了这么大的弯子，我只是想说，本年春天承朋友的美意，参加了在济南的一个小说排行榜的评定会。
几十个与会人员中，只有我老实声言已有十年不读小说了。自知身世的卑贱与学识的浅陋，除了酒宴上尽情地喝酒之外，就是一头呆鹅似的听与会者滔滔的发言。大多是听不甚懂的。毕竟曾在文坛厮混多年，也有几句还能听个大致明白。有一天谈到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某公赞美王蒙的长篇小说《青狐》，说是如何的好，如何的妙，且引用王先生的话说，书中有许多情爱场面，是王先生“抡圆了写的”。又有人说，书中的人物大都有所指，谁是指谁，谁是指谁，这些我就听不大明白。还有人说，他的那些性描写和时下年轻人的一比就小儿科了。
在我过去的印象里，王蒙的作品从不是对他的才华的整体的显现，总是用一类作品显示他一个方面的才华，有时是一个主题的系列，有时是集束手榴弹式的轰炸。不光是题材还有体裁，小说、散文、杂文、诗（新诗和旧诗），加上翻译，没有他不会玩且玩得溜的。看来这次是要显示他在性描写上的才华了。这在他过去的作品里是个缺憾，“抡圆了”就是拼足了劲也写足了的意思。
听着朋友们的发言可以想象得出，假定此刻王蒙先生听到了与会者的发言，站在京城部长公寓楼的阳台上，平挺着他那张长脸，遥望东南大地，突起的嘴唇上该浮现出怎样轻蔑而又得意的微笑啊。宇中之大，历史之久，文章高手快手全面手，舍我王先生其谁哉！
王蒙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至少是文学界公认的。官做到部长而能保持自身的高洁，绝对是大聪明。只是他忘了一点，同样的聪明用在文学创作上而不知收敛，就不能说是大聪明了。写作需要聪明也需要愚执，需要放纵也需要收敛，需要狂傲也需要自省。需要知道自己的长处，也需要知道自己的短处，如其不是更为需要的话。一个年近七十的老翁，可以和年轻人比谁经的世事多，比谁的学问积累厚，绝不能比谁的“力比多（Libido）”多。缩小了说，也只可比谁经的云雨多，绝不可比谁个风急雨猛。老了就老了，在这上头上苍断不会独怜你这棵老草。我只能说，王先生的这次显示，就像一个坚守了几十年的节妇，忽然一时糊涂，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还有别一方面的本事。这样一来人们会要说，或许前几十年她原本就是这样，只是地位的限定或是道德的约束，无法施展其“雌才大略”而已。眼见得到了这把年纪，再不放荡一次就为时已晚，于是便浓施粉黛招摇上市了。
这样说近似诬陷。我先认下我的罪愆。若只是这样说也就不是我了。我要说的是，在王蒙先生过去的写作中，已然有了这样一种荡妇意识而他从未觉察。那种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写得很好，目极八荒顾盼自雄的表现，潜意识中也就如同一个荡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能对答如流应付裕如的。
这也不全是坏事，只是承担的风险太大。百年后若王先生文学声名仍如日中天我自然无话可说，虽说彼时我早已化为尘埃，冥冥中也要朝着北边长揖作拜，让他原谅我晋人也会无事忧天倾塌，只是那一天未到来之前，我不能不说出我的一个小小的担忧：文学既然是名山事业，也必然和其他冠以“名”字的事业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如名女人就可以分为名媛与名妓。不论尊卑只说声名，其声名的获得虽说因素种种，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乃是坚执则毋庸多议。若有人一会儿想做名媛一会儿耐不住寂寞又想做名妓，到人老色衰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也就不难揣测，何况是这把年纪才弃良为娼重新开张？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1）
——以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为例
一
这几年是文化当令，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在大谈其文化。我也不甘寂寞，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嵌入文化二字，赶赶这稍嫌过时的时髦。
长篇小说的势头正凶。记得看过一个材料，说每年要出数百部，这些年的产量已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多少年总和的多少倍。眼见得的事实是，许多作家已写了或正在写着长篇小说。据有卓识的评论家说，这是因为当年崛起的那批青年作家，已进入或正进入中年，由短篇而中篇练好了他们手中的笔，写长篇正当其时，且断言必有惊世或传世之作出现。
预言类同占卜，幸而不幸都可能言中，窍门在于含混，决断则难免露出破绽。岁月不光增长了他们的年龄，也增长（cháng）了他们作品的篇幅，这也算得上文学发展的规律么？若其必然，世界为斑白者独占，年轻人只需祈祷早生华发，岁月自会有如意的安排。再容我问上一句：“五四”以来的作家可都是少年夭折或英年早逝，何以惊世或传世之作少得那么可怜？
先前可怜，不等于现在可怜，至少评论文章中有皇皇的记载。近年出版的一些长篇作品，已被及时地加上史诗、奇峰之类的冠冕。若说这是走向世界的号角，要的是嘹亮而悠长，未必可取倒也情有可原——我们总得和他们扳齐。若说这便是攻略的成功，恕我唐突，怕只能说是山大王式的虚骄。我们毕竟不是中央帝国。
不必是精细的读者，至此已嗅出这篇文章的味儿。我得赶紧补上一句，对已发表的赞颂任何一部长篇的文字，我均无异议，不过是晋人也忧天，径直贡献一点乡愚的浅见。愚者偶有一得，岂敢鄙薄智者仁者的见智见仁？——我先预定下我的偏狭、浅薄，还有怯懦。
事有不尽然者。原也起下了勃勃的雄心，要将现今走红的长篇悉数读尽，写篇所谓鸟瞰式的洋洋大文。做起来方知不过是懒人的狂妄。七事八事的打扰，三个月才读完一本《活动变人形》，悉数读尽怕墓木已拱。好在许多看法早在胸中，读书原不过是找些佐证，读一部和读十部不会有大的悬殊。好处说声实获我心，坏处说句与君相左，道理只能是自家的道理，不吠影也不吠声，更不敢冒充学者的公平。如若先到手的是另一部书，改动的不过是那个副题和文中的几个例证，文章还是这文章。偏偏撞在了这《活动变人形》上，得先道声包涵。没有“先擒王”的大志，却暗合了“当挽强”的自尊，意外的收获实非始料所能及。
二
读着《活动变人形》，我不时地想到长城，那迤逦数千里的古代的骄傲；偶尔也想到故宫，或许该是阿房宫，那北构而西折，覆压三百余里的逝去的辉煌。由江南某城的林荫小路，写到欧洲那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又折回古老的北平，末后写到遥远的西北边疆。辽阔的空间跨度，勾人旅游的向往，时间的跨度，更是漫长。倪吾诚的祖上和岳母辈不必说了，仅他与倪藻两代人，贯穿了整个现当代历史还有余头。难怪见没人说它是史诗，有位评论家要忿忿不平。委实冤枉。冤枉的不是作家而是评论家。鉴定为史诗又要怎样？以时间的跨度而论，我们的长篇小说有几部不是史诗？只是这史诗须得作“文学化的历史”解。以西方中世纪的一种文学样式，作为对中国当代作品的褒扬，本已牵强，再作这种字义的阐释，早已荡然了那褒扬的美意。
不怪作家也不怪评论家，我们的文学从来就是史的附庸，六经皆史内中就有《诗》，寓史于文更是古代墨客的自期。就是现代的作家，其使命感更多的是反映现实——明天的历史。使命感成了“史命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跟我们写小说反映现实，揭示人性，鞭挞丑恶没有质的不同。然而孔子是历史学家，文学却有它独立的品格：不是去说明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以自身的价值填充历史。
不必否认《活动变人形》是史诗。至少作者有史诗意识，他要以一部小说，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反映那个漫长的时代。
史的文学观，决定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写短篇还不要紧，一到写长篇，首先萌生心头的便是那史诗意识。要反映时代，自然是拣那大的，长的。王蒙先生的使命感更强一点，写出的当然也就更像史诗。那位评论家慧眼独具，言之不诬。
人皆可以为圣贤，人皆可以为尧舜，谁也不甘于平凡，总得出众人一头地。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据说也是全人类的共性。作家要成为圣贤，成为尧舜，当然就得写伟大的作品，而伟大的作品又莫过于史诗。写史诗当然就得先存下史诗意识。史诗意识说到底是伟人意识。
不幸的是，现今的世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有伟大的平凡，却没有平凡簇拥着的伟大。政治不过是一种职业，写作更不在话下。作品可以确立作家的存在，得这个奖赏那个头衔，受到众人的爱戴，但意识属于人格，在人格上作家与普通百姓绝无两样。伟人意识的存在，可促成情绪的高涨，于写作不无裨益，一旦掺入作品，却只会造成戕害。写作要的是纯情，来不得半点矫饰和虚妄。
在叙事方式上，《活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