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上一版半版，那时的副刊实际上就是一份印成报纸的杂志，单独一张，随正报赠送。
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京报副刊》就正式出版了。在此之前，《语丝》也创刊了，《语丝》创刊号是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个周刊，每期十六页。薄薄的一本小杂志。
有人说，这不很正常吗，那儿辞了职，这儿办份杂志，有人请又办份副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听我往下说。
徐志摩和刘勉己，还有《晨报》的主编陈博生，都是好朋友。孙伏园辞职，筹办《语丝》，徐志摩不会不知道，徐志摩知道了，胡适、陈西滢不会不知道。知道了不会不认真考虑，人家跟《晨报》闹翻了，就自己办个刊物，我们为什么要死死地贴在《晨报》上呢。不管他们是不是这么商量的，反正是到了十二月十三日，《现代评论》也创刊了，也是个周刊，也是十六个页码。现在我们来看看，办《现代评论》的都是些什么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是这样介绍的：
《现代评论》周刊，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于北京，是一部分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上陈源、徐志摩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士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停刊，共出版二零九期。
陈源就是陈西滢。孙伏园辞后，《晨报副刊》一直由刘勉己代编，刘勉己还是跟徐志摩、陈西滢这些人亲近些。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就由徐志摩编辑了。现在我们把上面说过的几件事归纳一下。可以这么说，撤稿事件导致了两个刊物的创办，又导致了两个副刊的对立。这样，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为主要人物的留日派，和以徐志摩、陈西滢、胡适为主要人物的留英美派，就公开对立起来了。当然了，你们不要理解为一说对立就怎样的水火不相容，跟“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好朋友。只是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在生活情趣，社会理念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8）
我曾经把《语丝》和《现代评论》前五期的文章篇数和作者人数做了个统计，是这样的：《语丝》前五期共发文章四十三篇，作者四十四人次，其中鲁迅十三次、周作人十二次、钱玄同三次、章衣萍二次、江绍源二次，共是三十五次，其他人稿子九篇（次）。从人员上说，共是十五人，也就是说，每期只有几个人。
同样的统计方法，《现代评论》每期有七个人。都是同人刊物，《现代评论》的圈子要大些。再说一下第一期的目录，就知道这两个刊物的思想倾向和文章趣味有什么差别了。先说《现代评论》第一期的：
时事短评三则 涵、皓、松三人分写
法统与革命 燕树棠
时局之关键 王世杰
清室优待条件 周鲠生
叫化子（小说 西林
十一月初三（小说） 郁达夫
翻译之难胡适
“非列士第恩” 陈西滢
西林就是丁西林，郁达夫小说较长，不是一次登完，一次只登一小节，好几期才能登完。再看《语丝》第一期的目录：
生活之艺术 开明（周作人）
记顾仲雍伏园
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
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钱玄同
清朝的玉玺 开明（周作人）
夜里的荒唐 川岛
译自骆驼文 绍原
月老和爱神 衣萍
“说不出”鲁迅
从文章的题目上可以看出，《现代评论》是个关心时局的文化刊物，《语丝》是个注重个人情调的文化刊物，《现代评论》的格局要大些，《语丝》的格局要小些。当然要是打起笔仗来，两个的格局又都一样了。
两个大的文化阵营，就这样形成了。日后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后来发生的女师大风潮中的互相攻击，闲话事件所以能酿成那么大的风波，根子都在这儿。这些大的事件我就不说了，我说两个很小的事件，就知道这两派是怎样争斗的了。第一件是投稿。孙伏园辞了《晨报副刊》的职务，筹办《语丝》时，想来是向徐志摩约了稿的，这样第三期上，就有了徐志摩的文章，是篇译诗，还带个小序。鲁迅看了不干了，就在第五期上发了篇《“音乐？”》给以讽刺。先不说对不对，应当说这样的互相驳难，在文化人之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别的目的呢，就不能说是正常了。且看鲁迅对这件事是怎样解释的。十年后，敢说真话了，在《集外集》的序里说：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结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
这就明白了，鲁迅写文章，不是驳难，而是为了“使他不能来”。
再就是，鲁迅自己也说了，这是他和“新月派”，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结仇的第一步。
刚才说了，办《语丝》的起因是撤稿事件，那篇没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我的失恋》，《语丝》办起后，就在第四期上发了。光登那三段还不过瘾，鲁迅又添了第四段，且看第四段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样一来，这首诗讽刺的对象就更明确了。当时在北京城里，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亲了，而梁家是有汽车的。
再说第二件事，可称之为“答卷事件”。好多人都知道，对于看不看中国书，鲁迅有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就是答卷事件中，鲁迅在答卷上写的话。
孙伏园办起《京报副刊》后，为了吸引年轻人，就搞了个征答活动，一个是“青年必读书十部”，一个是“青年爱读书十部”。先看看广告原文。青年爱读书十部就不说了，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的刊首广告中是这样写的：“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设问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我写《徐志摩传》时到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了——查过《京报副刊》。报纸很旧了，根本不让看原报，看的是缩微胶卷，办好手续后，给你一个胶卷，在投影机上自己看，用手摇那个把儿，摇一下转一圈，想要印，标出来给你印。好些问题，只有看原件，看全部材料，才能明白底细。比如鲁迅的这个回答，只看鲁迅的看不出什么，只有看了全部，才会发现其中的蹊跷。我的看法是，这是鲁迅在出气，在赌气。为什么呢？一、他并不是真的主张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证据是也就在这前后，他的好朋友许寿裳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许寿裳想让鲁迅给他儿子开个书目，他就开了，全是中国有名的经典。二、因为第一个刊出的学者是胡适，接下来还有梁启超等人。鲁迅就不高兴了，就要跟这些人闹闹别扭了。怎么知道前面有胡适呢，我也没有真的查到原文，我是从《鲁迅全集》上看到一句话里推论出来的。在鲁迅《集外集拾遗》中有篇文章叫《聊答“……”》，文后附一文，是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其中说，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先看“青年必读书”再看“时事新闻”。于此可知，第一个刊出的是胡适，至少也是胡适在鲁迅之前。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9）
鲁迅上面那句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非写在答卷里，而是写在附言里，正式答卷上写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理睬。这样的事，也只有鲁迅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从鲁迅这边也很好理解，你这个孙伏园，固然是因为我的那首诗让你辞职的，可你辞职后，我组织人给你办《语丝》，又想办法让你进了京报社，可你倒好，一得志马上又和胡适这些人搅在一起，那就对不起了，我要给你个小小的难堪。说是给孙伏园难堪，实际上是向胡适等人叫板。鲁迅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闹翻了，就结成死仇，不管做什么，不管对不对，都要对着干。
可以说，撤稿事件以后，鲁迅就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可以说，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了。甚至可以说，从此之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凶猛的对手，一路打下去，直到到了上海和共产党合作，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结成强大的阵线，向着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轮番进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有前期后期之分，可以说从一九二四年十月起，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如果嫌“撤稿事件”太小的话，那么到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分别创刊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在前期，鲁迅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在后期，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闹翻后，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了。而且一直反下去，直到去世。这样说，一点都不否认鲁迅的成就。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事业，对中国文化新军的建设，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一个了不起文章大家。这上头，谁都得承认。
最后我要强调一句。研究问题，一定要有历史眼光。要记住，历史应当是一条河流，不管怎样惊涛拍岸，怎样浪花飞溅，它的流向一定是归于大海，它的流程一定是顺畅的，奔涌向前的。不能说遇到一座高山，它也能从山梁上翻过去。它能绕过去，能冲开个口子流过去，绝不可能翻过去，除非这边积起一湖水，把山梁淹了溢过去。要是那样的话，也还是顺畅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批评。一定要记往，我不是来宣布我的结论的，我是来教你们研究问题的方法的。只要你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得出什么结论，并不重要。
也谈鲁迅的买书
好多人都谈过鲁迅的买书，尤其是一些作家，一说起买书，就说鲁迅出手怎样的大方，一年买书花了多少钱，一生又花了多少钱。还有的作家，比如孙犁先生，据说是按鲁迅书账上的书目买书的。这自然是因为鲁迅每年都记有书账，其详实几乎无人可比。再就是，一般作家，难得看到同时代别的作家的购书记载，无从比较。
实际上，鲁迅买书是很仔细的，并不怎么大方。
记得在一篇文章里，说是要买一部《四部丛刊》还是什么大型丛书，书商索价400元，他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买。那时鲁迅不过五十出头，绝不会想到几年后就去世，当时已到了上海，正是他稿费最丰的时期，给了同等条件下的读书人，准会毫不犹豫就买下。鲁迅一生藏书的数量，北京、上海两地的合在一起，估计不会超过三万册（卷）。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很大，若考虑到相当一部分是线装书，而线装书的卷数是无法跟新版书的册数相匹配的，那个总数又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从全集所载书账看，鲁迅一生买书，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一二年到北京至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南下，为第一时期，每年买书款相当于他在教育部一个月的薪水（300元）。一九二七年到上海至去世，为第二个时期，因为北京的书没有带出来，生活安定下来后，便大量买书。这里只说整数，一九三零、一九三一年两年最多，分别为2404元、1447元，其他年份数百元不等，没有上千的。
再看看几乎同时期的作家学者，就知道是怎样的境况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钱穆应聘到燕大、北大教书，先还是在图书馆借阅，后来大量购藏图书，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五年购书逾五万册，二十万卷”（罗义俊《钱穆传略》）。
这相当于鲁迅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可找个对比的。
据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五日（中秋节），“这一个节上开销了四百元的书账。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那时有名分的读书人买书，都是先记账，到了节上书商来家里收钱，买者也不是全给，能给半数就不错了。从后一句话看，欠270元，只给了160元，等于是给了六成。共开了400元，等于买了600元的书。一年按三个节算（端午、中秋、春节），则全年是1800元。比鲁迅同期的书账开销，几乎高出12倍。一九二二年鲁迅日记遗失，按前后两年的平均值算是143元。
再将鲁迅购书款占其收入的比例，与我们当今读书人的相比，就更有意思了。
北京时期，不算稿费收入，光在教育部当佥事的月薪，加上在北大等校教书的月薪，不少于400元。这期间，每年买书款平均是245元，每月合20元，占月薪的二十分之一。我们现在一个正高职称的读书人，月薪是800元，二十分之一是40元，也就是说，只要每月买上两本书（一本按20元算），就比得上鲁迅在买书上的开销了。而买两本书，据我所知，一般的读书人都能做到。
末了得补充一句，这是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