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共产党来做工作，推他当国统区文化战线的旗手，何乐而不为呢？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不存在着转变，也不存在着利用。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我是有我的用意的，不妨说是有我的险恶用心的。现在该老实交待了。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嘛，你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可惜不是这样。他的性格先就不允许。因为对个人的反感，怨气越来越大，积恨越来越深，自觉不自觉的，也就走上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道路。
鲁迅是怎样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
有人说是肇始于一九二五年夏天的女师大风潮，有人说是结怨于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当然了，女师大风潮是应当重新审定的，比如说，一方是几个有留日背景的前任校长、教授和官员，年纪都相当大了，总在四十大几吧，一方是留美归来的较为年轻的女教育家，你们都知道，就是杨荫榆，当时是女师大的校长。光这一点就应当掂量掂量。杨荫榆是个什么人，不能光看鲁迅的文章，还应当看看杨绛写的那篇《回忆我的姑母》。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母，早年留学日本，当过女高师的“学监”，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学位。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一个恶婆婆式的校长呢？不说这个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各种资料比照着读，我想一定会得出不太一样的结论的。最近我看到张耀杰先生在二零零四年第一期《长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中的鲁迅和许广平》，就涉及这个问题。
说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的结怨是因为“三一八惨案”，说鲁迅是同情学生的，反对段祺瑞政府的，陈西滢、徐志摩、胡适等人，不同情学生，认为被打死打伤是活该，是为段祺瑞政府说好话，我认为这简直是胡扯。这些人都是受过英美教育，又大都在大学教书，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陈西滢就“三一八”惨案写的几篇文章，我都看过，我怎么就看不出他是归罪于学生，为段祺瑞政府说话的呢。这在情理上就说不过去，可是过去多少年，我们的教科书上，《鲁迅全集》上，都是这么说的。出事的那天，徐志摩正在渤海的轮船上，回来后编《诗镌》首期，在《诗镌弁言》中说，“这第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专号。”上面发表了闻一多的诗《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饶孟侃的《天安门》，还有他自己写的诗《梅血争春》，后来结集出版时，特意注明“纪念三一八”。说这些人怪罪学生，真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而这一天，鲁迅是怎样的呢？蒙树宏的《鲁迅年谱稿》上是这样记的：
十八日，一早，许广平送来新抄的《小说旧闻钞》，放下抄稿，转身要去参加请愿。鲁迅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这是鲁迅的挽留，因为他不主张请愿。下午即得到刘和珍等遇害的噩耗，鲁迅的心情十分悲痛，指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怒斥中外杀人者，“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文《访许羡苏同志》）
陈西滢说的最不满意的话，就是有些教授不该鼓励学生去游行。鲁迅也是不主张学生游行的，比如他对许广平就采取了挽留避祸的办法，这都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鲁迅写起文章来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他是怎样说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要是再有游行，学生听了这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我们不会以此来非难鲁迅。这是说的要继承烈士的精神。发扬精神，和适当的策略，各是各的，都是应当的，不能说谁对谁错。反正我是不相信陈西滢会和北洋政府同流合污。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6）
还有人说，是因为徐志摩办《晨报副刊》时引起的“闲话事件”，让鲁迅和现代评论派诸人结下了死仇。这就更迟了。这些都是果，不是因，因要更早些。
在研究思考的过程中，有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件小事，是大可考究一番的。这便是孙伏园当《晨报副刊》编辑时发生的“撤稿事件”。
这件事我在《徐志摩传》中详细地写了，这里不妨给大家说说。
《晨报》是研究系的一个报纸。研究系是民国时期一个大的政治派系，首领是梁启超、林长民这些人，最初是有个机构，叫宪法研究会，好像是这么个名字，他们认为要建立现代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好的宪法，现在还没有，那就先来研究。《晨报副刊》很有名，当时叫《晨报附刊》，意是随正报附送，附带着送去。写在眉头上的字是“晨报附刊”，写在报头上的字是“晨报副镌”。据说这四个字是请晨报社的社长蒲殿英写的，这位老先生是个老进士，字写得很好，尤其是隶书，但他又是个很刻板的人，他说隶书里没有这个“刊”字，意思相近的只有这个“镌”字，刊是刊刻，镌就是刊刻的意思，便将“附刊”写成了“副镌”，至于为什么“附”字要写成“副”字，是不是也是因为没有这个附字，就不得而知了。
编《晨报副刊》的叫孙伏园，这个人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在绍兴中学堂时就教过他。他是北大毕业的，在北大时鲁迅也教过他，可说是老学生了。他对鲁迅很尊重，鲁迅对他也很好。鲁迅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就是他催促鲁迅写成，在副刊上连载的。他跟徐志摩也很好。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一九二三年初到了北京，孙伏园发了徐志摩好多文章。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中国时，他配合徐志摩做了许多工作，报道行踪，扩大影响，很是卖力。两个人是好朋友。
一九二四年月十月下旬，鲁迅写了首诗，叫《我的失恋》，给了孙伏园，鲁迅当时名气很大，孙伏园一拿到诗稿就安排发表。报社编辑，根据出报的时间，都有自己特殊的上下班规律。孙伏园的规律是，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看稿，两点开始发稿，发完稿就下班走了。晚上八点，再回报馆看大样。大约就在十月底的一天，到了八点钟，孙伏园到晨报馆上夜班来了，一看，自己上午编辑的稿子中，那篇《我的失恋》叫撤下来了。他当时很不高兴，正好这时，分管副刊的刘勉己过来了，孙伏园就问这是为什么，刘勉己不好说什么，只是一直连声的说，要不得，要不得，我替你撤下来了。孙伏园一听火冒三丈，追冲过去就要打刘勉己。刘勉己躲开了。孙伏园在一两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举起了手，要扇刘勉己一个耳光，没扇上。解放后写同一事件的文章中说，他当时就扇了刘勉己一个耳光。我在《徐志摩传》中说，随着鲁迅声誉的越来越高，孙伏园的手掌离刘勉已的脸颊越来越近，而离诚信越来越远了。
鲁迅的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现在这首诗有四段，当初交给孙伏园发表时，只有三段，最后一段是后来补的。我们来看这三段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再看鲁迅自己是怎样解释的。在《〈野草〉英译本序》里他说，之所以写这么一首诗，是“讽刺当时流行的失恋诗”。在《我和的始终》里又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因为这首诗有个副题叫《拟古的新打油诗》，《鲁迅全集》上加了个注，说鲁迅所说的拟古，是拟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说张衡的《四愁诗》是以“我所思兮在什么”开始，以“何为怀忧心什么”结尾。好像真的是讽刺当时的失恋诗，好像真的是拟古，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鲁迅自己有句话，倒是很好的注释。在《英译本序》里，他说，这个译本里面所收的这些文章，“大抵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如果真是讽刺当时那种“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一类的失恋诗，有什么必要连措辞都含糊呢。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失恋已成定局，和陆小曼刚刚相识，还没有进入恋爱状态，可说是他一生最为痛苦的时期。徐确实写了一些失恋诗，比如五月写的《去吧》，这首诗里，也确实有“去吧，人间，去吧！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这类句子。《去吧》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肯定是孙伏园经手发的，鲁迅肯定是看到了的。说是什么“拟古的新打油诗”，不过是遮人耳目，让对手有口难辩罢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7）
孙伏园和徐志摩是朋友，徐志摩的诗来了发，老师的诗来了更要发，作为一个编辑他是没有过错的。但刘勉己作为《晨报》编辑部的负责人，见了这样的诗，也是不能不撤的。这不是得罪徐志摩一个人的事，弄不好就得罪了一大帮子人，再说，《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虽说有徐志摩和林徽因这层关系，梁启超对徐志摩还是很好的。要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这么糟践徐志摩，梁启超会不高兴的。因此上说，刘勉己要撤稿，也是有充足理由的。惟一不合适的地方是，他应当等孙伏园来了，跟孙伏园商量着办。可是马上就要付印，时间确实来不及了。至于孙伏园一怒之下要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他自己后来也说，这是他一生做的最不文明的事。
孙伏园一怒之下就辞了职。他说是马上递的辞职书，我想不会那么快，总得到了第二天吧。
对这件事，鲁迅后来多次做过解释，上面说的给《野草》英译本写的序，是一次。这是两年以后的事。十年以后，给他的《集外集》写序时，又做了一次解释，他说他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古诗，所以还写了几首新诗，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就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
这话说得不完全，完全些应当是，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因此也就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这才是实话。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里我谈了，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样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好感了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再说孙伏园，辞职就等于失业，他去看鲁迅，说自己辞职了。鲁迅也觉得为自己的事，让学生失了业，总得想办法补救，于是便和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几个人商量，办个杂志让孙伏园编。这就是《语丝》。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荆有麟的文学青年，跟《京报》老板邵飘萍有点关系，向邵飘萍提议，可否请孙伏园来给《京报》编副刊。《京报》和《晨报》是北京的两个大报，过去《晨报副刊》办得好，压住了《京报》，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邵飘萍怎肯放过，当下就答应了，让荆有麟去联系。荆有麟不认识孙伏园，可他认识鲁迅，当天晚上就去找鲁迅，鲁迅一听，说：“不要紧，我代你联系。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吧？他现在除筹办《语丝》外，也还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就去找他来。”鲁迅约荆有麟明天晚上在他家吃饭，到时候孙伏园也来。
插一句。这位荆有麟，解放后镇压反革命，在南京叫枪毙了。实际上是冤死的。有的书上说他是河南人。我们作协的董大中先生考证过，说他是山西临猗人，还见过他的一个侄女，叫荆鸣鹤。这个荆鸣鹤，是我初中时的数学老师。
第二天见了面一说，孙伏园果然答应。荆有麟说，那我明天就去告诉邵飘萍，鲁迅说，那又何必呢，邵飘萍是个大忙人，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白天你根本找不见他，我看吃完饭，你和伏园两人一起去报馆看他，一下就决定了。两人听了鲁迅的话，吃过饭就去京报馆，果然邵飘萍很欢迎孙伏园来办副刊。当下就谈妥了薪俸、稿费等条件，邵老板说，你们现在就开始筹备，下个星期就出报。过了几天，报上就打出广告，说《京报》将于某日发行副刊，按日随报附送。现在的副刊是跟正报印在一起的，占上一版半版，那时的副刊实际上就是一份印成报纸的杂志，单独一张，随正报赠送。
到了一九二四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