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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态度与常识
———《（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
读当红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⒚oisJullien）的访谈录《（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发现一个非常罕见的奇事，作者竟然和译者公开闹矛盾，而且全都呈现在这本书里。根据书前《译者的话》，译者曾多次保证中国出版译书的程序能够“出精品”，但作者于连教授就是不放心，而且不放心到了一个地步要另外写一封《作者告读者书》，并且指明要一个他信得过的人中译之后连法文原件刊印，以正视听。他想告诉读者什么呢？他说：“虽然我十分感谢译者对我思想复杂性的阐述所显示出的极大耐心，我还是拒绝对该书中可能出现的误解和错误承担任何责任。特此声明！”再回到《译者的话》，译者隐晦地表达了他的感受：“译者庆幸本书在中法文化交流年内出版，其宏观意义在于交流两国文化，这个《作者告读者书》也可视为对本书的一个不无意义的脚注。读者不仅可知其书也可知其人，由此更充实了文化交流的内涵”。
我不懂法文，实在没有能力判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到底是译者的水平果然有限，还是作者的为人太过麻烦。就算遇上了令人看得莫名其妙的章节，我也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好在我还有丁点常识，可以藉此摸出些蛛丝马迹。在这本书的第八十九页，于连提到他七十年代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就读的经验；可是译者似乎没听过“新亚”这个名字，于是直接按原文音译把它写作“Xinya研究院”。此外他也不晓得“启德机场”，因此就有了“Kaitak飞机场”。如果说他没来过香港，不知道什么叫“新亚研究所”，也不知道香港曾经有个新亚研究所，那倒也罢了。但接下来，这位译者竟把一代中国思想史名家，于连的老师，徐复观先生，译成既有福气又有官运的“徐福官”，而且还标明这是“普译”。这不是一本谈中国哲学思想的书吗，译书的人怎能连徐复观是谁都没听过呢？就算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随便上网查一下，也不难找到“徐复观”这三个字吧？如此苟且的态度，难怪连教授如此不满，如此不信中国翻译能“出精品”了。读到此处，我总算知道了于连教授的“为人”是何等的认真，这次“文化交流的内涵”也实在太充实了。
又有一本书，是已故美国思想家萨义德（EdwardSaid）的《人文主义与*批评》。我是在书中译本的编者前言里看到这么一句话：“在另一个界标上，为了突出那句塞讷卡人格言的重要性，萨义德从一开始就投入了这个主题……”谁是塞讷卡人呢？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格言？我在这篇前言的上一段又找到了这一句话：“‘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这句格言尽管已经是老生常谈……”看来这就是塞讷卡人的格言了。至于塞讷卡人，本书译者很认真地提供了一条译注，他说：“塞讷卡人（Senecan），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联盟中最大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美国纽约州西部。”我非常惊讶，原来这支部落竟有一句美国学界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而我却一无所知，于是赶紧找回英文原版学习学习。一学习我就发现原来“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原来是“Nothinghumanisalientome”这句名言的中译。译得对不对，姑且不谈；但这句话又哪里是什么印第安人的格言呢？但凡受过西方人文学训练的，大概都知道这句格言其实出自剧作家特伦斯（Terence），但他可不是什么印第安人，而是两千多年前的罗马人。由此推断，所谓的“塞讷卡人”（Senecan）指的应该是著名的古罗马人文主义思想家“塞内卡”（Seneca），暴君尼禄王的老师。这篇前言的作者的意思应该是说“Nothinghumanisalientome”是句“塞内卡式”的格言，拥有塞内卡式的人文主义精神。看来《人文主义与*批评》的中译者对人文主义的传统所知有限，才会把一个古罗马人当成了印第安人。难得他还要很认真地去提供一条译注，生怕读者看不懂，尽管是条错得离谱的译注。
失书记（1）
——《失书记》
一
朋友搞书展搞了好几年。与困处室内人声鼎沸的官办书展不同，他喜欢在露天空旷处晒书，任一家大小如游园般地穿逡其中。白天在上，足下绿草，所以不叫它“书展”但称之为“书节”，意思很好。去年书节，朋友又想出了新招，请几位读书的“名人”公开所藏，拿十本“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出来展示。蒙不弃，忝列名人，于是挑了又挑，干脆凑足十一本给他。两个月后，这事早就结束，不见音讯，就打电话去问。录音留言又过两日，再直接找上吾友查询，这才知道那十一本书连同其他人的藏品一并给人盗去了！朋友当然很愧疚，但他底下的人大概觉得无所谓，要一再催促之下才给我一张失书名单，并保证替我一一购回。购回？我想他们大概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对我最有意义的书”吧。德希达有本悼友文集，书名改得好，《死亡，每一个世界的消逝》。同样地，每一本书的失去也都是一个世界的消逝。
收到部分偿书之后，就更证明了我的担忧。且看柏拉图对话集之《苏格拉底的申辩》，我失去的那本是上世纪古典学名家伯内特（JohnBurnet）翻译的《Euthyphro，ApologyofSocrates，Crito》，英文希腊文对照，与他们替我补回的那个今人新译版根本是两回事，这是不懂行情。再看《胡适文存》，我那四卷本是民国七十二年的翻印，不算什么好版本。可原书精装四册，朱红封面，是伴我多年的启蒙书，如今独遗首册，又能去哪里寻回呢？《百年孤寂》英文版当然买得回来，然而我借出的是2006年英国FolioSocietv精印重制，装帧雅致，插图秀美，虽非签名首版，其价值也非一般市面通行者可比。其余各书若非昔年师长赠赐，就是别有故事。比如说库恩（Thoma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我在柏克莱一家老书店买的，这家令人难忘的老店现在已经停业了。那本周作人编的《明人小品选》，曾经塞在背包里伴我走过长江蜀道，旅次中不时翻阅辄有所得。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当年我既没听过这位大家也不知道这部名作；但在洛杉矶的阳光底下，商场喷泉反照出的彩虹旁边，书里的欲望之城Isidora的甜美清泉与明艳色彩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看法。书中的折痕，字行间的画线，这一切全都消失了。每一本书的失去，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生气吗？我当然生气。还好我重读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新近收集在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失书记》里），乃明白失书亦有大小，我的小小损失比起郑先生的劫难真算不了什么。
二
任何失书之人都该看看郑振铎先生的《失书记》，乃知失书有大小，自己的珍藏尽散为小，整个文化的泉源断绝是大。所以止庵在《失书记》的序文里说：“我读《史记》，见《儒林列传》所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每每感动不已。”因为这段话说明的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种精神传统，不忍往圣所传尽散于吾辈之手，故有兴灭继绝之志。
伏生一介书生，以身犯险，最终虽“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然而就是这二十九篇使得齐鲁之地重新得聆古人之教，奠定了汉儒乃至于后来整个中国思想传统的基础。当年伏生把书藏在墙里，本是件多么不起眼的小事；可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又是个多么伟大的成就呀。更重要的是，就算伏生也料想不到他偷偷藏起来的那些书日后竟有这么大的影响吧，他就只是凭着一股感觉，一股不忍之情，把那些书埋在砖土之中，再看着它们渐渐消失眼前，也不知日后自己身在何处，不知它们是否还能重见天日。但这一刻，他唯一要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这些前人的遗产避开秦火，期诸后人，交托历史。郑振铎先生是位大藏书家，一生努力考掘中国俗文学史，编辑过的书刊不尽其数，翻译了《国际歌》的歌词，发明了“漫画”一词；可是就像止庵先生所说的，他毕生最大的成就或许还是在抗战期间抢救文献的艰难工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失书记（2）
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人家要不是弃笔从戎，就是写些鼓舞士气的爱国文章，一生爱书如痴的郑先生却还在收书藏书。眼看国家将亡，同辈友人也多不了解他到底在干什么，觉得他无聊。可是郑先生一方面看见许多珍稀古籍正不断流入外人之手，觉得以后中国人竟要到了外国才看得见中国书是荒谬的奇耻；另一面则不断目睹战火之中被焚成纸片的文献飞舞成灰；他如何不慌，如何不急？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藏书计划，转而为国收书。一开始他靠的是个人力量，和北方书商抢书，人家背后要不是财雄势大的外国图书馆，就是正在搜寻各地方志的日本人（郑先生认为这些日本人有战略的野心，目的是规划行军路线和未来的长期统治），他怎抢得过人家呢？有一回他在市面看到一堆好书，也不管阮囊羞涩，硬是全部要下，“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他后来才得到重庆方面的支援，大手入市，把当时中国图书由南往北流的趋势逆转过来，尽收民间一切有价值的珍本，为文化存一丝命脉。
三
木心《同情中断录》的序言，就只是短短一句触目惊心的话：“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其实书亦何尝不是如此，我曾拥有，我曾读过的书，在我的生命中都只是行过而已；行过，走了，无所谓完成，亦无所谓终结。我悼念一批在书展中被偷走的书，也抱怨了一下有关人员善后工作的缺失。然后有朋友认为我不该苛求于献身文化事业的人，真正该受到谴责的是偷书贼。他说得对，但是我真正的意思是，这一切其实都无所谓了。藏书与藏书的失散，有时候真是不太重要的。郑振铎先生在抗战炮火中不知失却了多少私人藏书，其中“元版的书数部，明版的书二三百部”，而他醉心的清人文集收藏竟有“手稿数部，不曾刊行者也同归于尽”。但他最介介于心的，不是数十年心血的沦亡，却是对不起古人。
得到重庆政府资助，郑先生虽有钱买书，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为避敌人耳目，有家不归，老在朋友处挂单，身上永远有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耳目永远留意街角的阴影和背后突然响起的脚步。买书，要秘密地买；庋藏，要秘密地藏。等到把书偷运出去了，又要挂心战火会不会波及海运的路线。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记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自己的珍藏付之一炬固然可惜，但若有了更大的眼界，胸怀就不同了。相比之下，我不见了几本书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坦白讲，对于那趁乱在书展中窃去书本的人，我反而发不出什么脾气。不是因为我觉得“雅贼”特别可以原谅，而是因为我对他有点期盼。我猜他费这番周章，应该还不至于把赃物拿去当废纸卖吧，我希望他能好好看看那些书。例如《胡适文存》，曾经启蒙过我，后来束之高阁，隐蔽蒙尘；现在在他手上，又会带给他些什么呢？就算他不看，转卖给旧书商，它也总有面对另一个读者的一线生机吧。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汐湖，终有流出冲散的一天，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本来就非我所有。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且还有再用的价值，堪比器官捐赠。至于我所宝爱的那几本失书，这就叫做回归大海，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在我有限的见识与生命里，它们行过，行过，如此而已。
记一次书缘
念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许定铭先生的大名了，知道他是香港少有的新文学时期作品收藏家，还为它们一一写下书话，好叫后人知道以前曾有如此佳果，至今不烂。那天乘着访问之便，终于有机会上了他家看书，确是眼界大开。许先生和蔼得很，又很热情，藏书家的热情。
他把刚到手的一整卷《文艺世纪》合订本拿给我看，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学杂志。随意一翻，就见侣伦、曹聚仁和叶灵凤熟悉的名字，还有知堂老人的文章呢。再翻，突然见到一个作者叫做阿南达·杜尔，写了一篇《中国文学在印度尼西亚》。天呀，该不会是已故印尼大文豪PramoedyaAnantaToer吧？
我有个习惯，每至一地旅行，必寻当地作家的作品来看。初遇杜尔，就是多年前在印尼某机场的书店。那时离他的书解禁之日子未远，但印尼全国上下早已奉他如民族良心，一有新作，就几十万本地影印出来，地下流通。以一个异议作家而言，杜尔也算得上坐牢第一了，不只系狱或软禁的年份够长，甚至还因分别对抗日本、荷兰与苏哈托三朝政权而出入囚室数次。硬气，肺也好，老是烟不离手，一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