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炒缶醇苹颇稀０言沿萃叨芤�10万人守曲靖，但傅友德和沐英生擒敌将，俘获其众2万人。傅友德于是马上率领一支偏师去乌撒，同时，蓝玉和沐英急趋昆明。1382年1月6日，把匝剌瓦尔密已逃离昆明城，焚毁了他的龙衣’把他的妻子赶入湖中淹死，他自己也和大臣们都自杀身亡。蓝玉和沐英再移师大理，此城于1382年4月归降。段氏王朝的头目和他的亲属均被押解至南京。
与此同时，麓川（今云南西南部腾冲附近）掸邦土著酋长思伦发（死于1399年或1400年）被立为平缅宣威司土司。②“土司”是元、明两代在中国南部和西部任命的本地酋长，他们在那些汉民农业人口尚少而不足以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基础的地区实施土著人的行政权力。思伦发于1386年叛变，因此必须用武力平叛。云南历洪武朝一直是一个军事难题。事实上，沐英以其余年不断举兵征伐掸族和那里的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征讨汉藏人种的罗罗族（即彝族的旧称——译者）。1383年4月，傅友德和蓝玉从云南被召还，只留沐英在那里镇守，让他做世袭的军事长官，以监督与其他地方省级政府平行的文职行政机构。
1382年，皇帝显然偏施恩宠于佛教，但受到高级官员李仕鲁①的攻击。李仕鲁，山东人，是一位朱熹（1130—1200年）学派的学者。1382年他被任命为大理寺卿；大理寺自1368年以来第一次又开始办公。李仕鲁强烈地认为，皇帝对佛教僧徒尊崇过当。许多和尚被授以政府中的重要职位，还有一些和尚则享有宫中特权。1382年，皇帝改组了监督全国佛教和道教活动的帝国的这两个机构，给它们命以不那么刺眼的新名称——僧录司和道录司。
1382年，皇帝命令全帝国崇祀孔子——或许他是把这当做对付儒士批评的一个打狗的肉包子。1369年的政策是只准山东曲阜孔府族长祭孔，现在皇帝一改前辙，要全帝国的一切孔庙都在秋、春两季祀孔。②1382年6月，在他向孔子致敬以后，他据说又亲往国子监讲《尚书》三篇。③后来在9月份，他又重开在前10年已经停止举行的科举。④不仅是李仕鲁一个人反对皇帝偏爱佛教。他的大理寺下属、学者陈文辉也正式上疏责备皇帝把佛教徒提升到关键职位上。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批评，陈文辉本人因害怕皇帝震怒，就在南京一个桥头跳水自杀了。⑤李仕鲁攻击皇帝弃“圣贤之学而崇外夷之教”。他当着皇帝的面指责他亲近佛教道教；目中无人地掷笏于殿阶的地下，请求退隐。皇帝果然大怒，立命军官们徒手把李仕鲁捶打致死。李仕鲁死于殿陛之下。
李仕鲁和陈文辉的观点是对的；皇帝确实是偏宠佛教僧徒。但是，皇帝之所以出此是因为他有一个把三教（释、道、儒三教）合为一个伦理教义的观点。1382年，福建学者沈世荣被召来南京。他给皇帝讲了许多关于三教合一的道理。①1375年，沈世荣曾经请皇帝给《道德经》作注疏，现在做了翰林待诏；皇帝在撤消中书省之后因为急需一些文人学士备顾问，所以翰林院重新充实了起来。
洪武帝的马皇后于1382年9月17日去世。她死之后，皇帝和诸王子更加依赖和尚们参加意见。这些亲骨肉王子都奉旨来南京奔丧。葬礼在10月31日举行，这时她的遗体被埋葬在孝陵，即皇帝命令在京师东郊兴建的陵墓。皇帝指示每一个王子须选择一个和尚做宗教事务上的顾问，并在返回各自王国时把和尚随身带走。刚从西藏回京的宗泐和尚就皇后葬礼的细节给皇帝出了些主意，并介绍一些有学问的高僧来唪经。其中有陪伴燕王朱棣的道衍参加这些活动。②当燕王在丧礼过后返回北京时，道衍作为宗教顾问也跟着来到北京。他卜居在一个庙内，不管在燕王夺权以前或以后，他都在各种问题上出谋献计。③朱棣后来在叫他还俗和从政时给他赐名为“广孝”。
洪武帝的第一次内阁制试验在1382年8月结束，那时他废除了四辅官。但是，他马上设立了另外的组织来更加专业化地实施内阁的职责。11月，在废除了统一的御史台之后，紧接着他又废除了他在1380年7月建立起来的谏院。然后又设立了都察院，有监察御史8人，分巡12道。第一批监察御史中有一个学者名詹徽（1393年死），安徽婺源人，是安徽著名文人詹同之子。①在几个月以前的1382年10月，南京吏部曾举行特科考试，詹徽被推荐来应试。通过这次考试，约3700名秀才进政府做了官。许多人被任以极其重要的行政职务，其中也有人做了尚书。这次特科选拔的士子论其才干有以下6个方面：（1）经明而行修者；（2）擅长书法者；（3）对经书意义有深入了解者；（4）人品俊秀者；（5）有治国才具者；（6）语言有条理者。
但是在关于日常行政的谘询方面，洪武帝没有切实可行的其他途径，而不得不又来依靠特殊的学者顾问集团——这些人最终组成了非正式的内阁。1382年12月，他设置了大学士之职，其职责是提出建议和批阅国家的公文。大学士们被任命为紫禁城内各宫殿中随时应召的官员：最典型的一个职称便是文华殿大学士。1382年，皇帝从翰林学士中提升了四名大学士。由于大学士分散在各宫各殿，不聚集在一处，因此不能向皇帝的旨意提出统一的挑战。②① 关于此案文献的研究，见吴晗：《胡惟庸党案考》＇588＇，载《燕京学报》，15（1934年6月），第163—205页。
② 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132＇，第6页。
① 明太祖：《御制文集》＇392＇（明版日期不详；重印于《中国史学丛书》，台北，1965年），2，第13页；山根幸夫：《“元末之反乱”与明朝支配之确立》＇601＇，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2（东京，1971年），第50页。
① 关于这些变化的讨论，见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第42—43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1（1958年），第27—29、48—49、57—58页；以及他在《剑桥中国史》第8卷中的一章，即将出书。
② 《明通鉴》＇210＇，1，第373页。
③ 《国榷》＇498＇，7，第588页。
① 《国榷》＇498＇，7，第591页；《明通鉴》＇210＇，1，第378页。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从书补编》，3（北平，1932年），第12页。《臣诫录》＇382＇原为10卷。不全的5卷本照相平版印刷本见于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明初本；重印本见《中国史学丛书》，34，吴相湘编，台北，1966年），1，第415—524页。
② 见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12；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35年编），15，第13—15页，见有关序言；以及明太祖：《明朝开国文献》＇388＇，Ⅱ，第585—1218页和Ⅲ，第1219—1278页，见洪武版重印本。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40页；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320＇，第12页。
④ 关于四辅官，见《明纪》＇53＇，4，第18页；黄章健：《论明初的四辅官》＇239＇，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年），第57—119页。
① 四辅官于1382年8月取消。见《明纪》＇53＇，4，第22页。
②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44—1447页；《明史》＇41＇，289，第7414—7415页。
① 见《明通鉴》＇210＇，1，第396页。
② 关于思伦发，见《明人传记辞典》＇191＇中他儿子思任发（1400—1445年）的传记，第1208—1214页。
① 本传见《明史》＇41＇，139，第3988—3989页。
② 《明通鉴》＇210＇，1，第396页。
③ 《国榷》＇498＇，7，第620页。
④ 《明通鉴》＇210＇，1，第402页。
⑤ 《明通鉴》＇210＇，1，第398页。
① 《明通鉴》＇210＇，1，第405—406页。关于沈世荣，见明太祖：《谕翰林待诏沈世荣》，载《御制文集》＇392＇（台北重印本，1965年），8，第17—18页。沈世荣著有《续原教论》＇467＇，其序为1385年（出版地点不详，1875年木刻本）。
② 道衍的传记可见之于《明人传记辞典》＇191＇中的姚广孝条，第1561—1565页：《明史》＇41＇，145，第4079—4082页。
③ 《明纪》＇53＇，4，第23页；《明通鉴》＇210＇，1，第405页。
① 关于詹同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3—44页，及《明史》＇41＇，136，第3927—3929页；詹徽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35—36页，及《明史》，136，第3929页。
② 《国榷》＇498＇，7，第630页。
1383年至1392年：监视和恐怖加剧的年代洪武帝显然在14世80年代越来越从他的高级追随着中间发现不顺心的纪律问题，经过了10年时间他蛮横地消灭了他们。他的外甥李文忠（1339—1384年）在1370年被封以公爵，年俸高得不同寻常，为3000担禄米，1383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他的这一项特殊任命是要恢复学校中的纪律，因为皇帝得出结论，认为纪律已经极端松弛了。李文忠是皇帝至亲中唯一有点学识的人，曾在1358年至1362年从浙江金华学者胡翰（1307—1381年）和范祖干学习过。但是从很早时候起，他对他舅父的忠诚就有些不肯定。可是，皇帝还是把他安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1383年，当他被要求兼任国子监祭酒时，他已经做了大都督。但是到了这一年年终之时，他开始越来越对皇帝持批评态度，并纠集了一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皇帝而追随他的人。①当刑部尚书洛阳人开济被捕入狱，而其侍郎和主事在1384年1月被处死时，这可能给李文忠发出了一个警告。开济在1381年中式明经科后就登上了仕途。②他是个极有才干的行政官员。根据史籍所载，他擅长搞钱粮和刑名事务，也善于搞大项目公共工程。但是在1384年秋开济被弹劾，说他恶意而残忍地利用刑法制度加害他的敌人。③他曾经很得皇帝的信任；1382年，正是开济给在南京举行的特科考试制定了程式。④但是在1384年，一位御史指责他窜改臣下上报的奏章以诱使皇帝做出错误判断。这些指控马上导致他的垮台。
李文忠也在1384年因为失宠而倒台，并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据正史中李文忠的传记的作者所说，他曾因皇帝在处理重要政治事务时过于依赖宦官方面，以及因在处死官员和处理其他事项方面批评过皇帝。或许正是这种批评引起了他的事变，虽然他的批评比起从前其他学者们所提出的批评似乎要和缓一些。史料还提出，皇帝可能命令处死李文忠的许多随从者，因为显然他已在他的京师府第中网罗了一大批党羽。①李文忠的指责可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洪武帝本人最后认定宦官已经取得过大的权势。1384年7月，他下令禁止宦官干政。②可是，作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府文牍的官员，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尽管皇帝声称要尊重正统做法和力求处事平允，但还是有人批评他方法粗暴。1384年，江西泰和学者萧岐（1325—1396年）呈上了一份长篇奏疏谈为政的10个要点，在奏疏中他指出皇帝用刑过重。③他要求终止这种专断和不正规的刑罚，并且敦促应按照法典来量刑。1385年，另一位江西新淦的学者练子宁（1402年死）也提出了同样是指责性的和直率的批评。④练子宁在1385年通过了会试，然后进入殿试。他在殿试文章中说，帝国的人才资源是有限的，因此皇帝不应该以琐琐细故便置大批人于死地。他明显地暗示，这在事实上就是皇帝在此时的所做所为。两人都没有因为公开批评皇帝的粗暴统治而受到处罚。
在这些谏议之后不久，皇帝严惩了户部侍郎郭桓。他于1385年5月被处死，因为他被指控贪污了700万担谷子。数以百计的人受到连累，并被处死。⑤这些人包括许多高级官员，例如礼部和刑部尚书以及兵部和工部侍郎。1385年11月，皇帝透露郭桓贪污的数字要多得多。皇帝的《大诰》宣称，郭桓实际上贪污了2400万担谷米；原先之所以只宣布700万担，是因为怕人们不相信这个实际数字。皇帝指出，腐化的仓库吏员使得这一贪污案件成为可能，他们均已被置之重典。①到了后来，在1387年发布的《大诰三编》中皇帝也承认，他曾经使用过下列大刑，诸如断指、刖足、髡首和黥面等。同时他还承认，“无数之人”已被杀死。②皇帝在14世纪80年代就摒弃了他建国初年司法行政的作法。1384年4月，所有查办刑事案件的政府部门都应该迁出宫外，在北面的城墙外建造办公处；北方，乃取其含有严冬、死和刑罚之义。他让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重新选址于皇城太平门外名为贯城的新院落里。这是取名于北冕座九星（贯索）。传统上被认为是天上的牢狱。这三个司法机构在12月移往贯城，在搬迁的同时还对刑事案件全面进行审议，其中的死刑这时已经判决。③如果说三法司移址办公意味着对司法机关要从严控制，那么，1385年春对几名高级官员的处死则加强了这个印象。这年5月，皇帝处死了吏部尚书余■和国子监助教金文征，说他们诽谤了国子监祭酒宋讷的名誉。④审刑院（司）之右审刑吴庸也被处死，因为他被指控在郭桓的案件中使用逼供信的办法。他因此得对许多无辜的人之冤死负有责任。①1385年春在京师举行了会试，接着在4月10月举行了殿试。皇帝授予472名士子及第；其中便有练子宁，即对他直言无隐的批评者。②皇帝想把这些士子安排在权威的位置上，使他们本人能够矢忠于他，能够帮他同既得利益集团的腐化作斗争。在殿试中高第的人们第一次被派往翰林院授职。除了有派任翰林院检讨的人外，其他几个特别有出息和名列前茅的称为庶吉士的士子也被派来翰林院。这就开始了一个在明清两代一直是很重要的做法。③还有一些中式士子则被派往南京各部门去“观政”。在9月份，有67名以上的进士被派做给事中，分到负责检查事宜的六科和六部工作。他们在这些官署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