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的郊区，尤其是莫斯科，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建造了配有游泳池、酒窖和角楼的豪宅，被围在15英尺高的围墙里面。这批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与此同时，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将数百万人抛入贫困。突然放开物价导致价格飞涨。人行道上，俄罗斯的普通百姓纷纷摆摊，出售个人物品。莫斯科市中心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市场。至今我仍清楚记得一个人，一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中年科学家，摆摊出售生锈的挂锁及其他小玩意儿。
其他科学家流落海外，寻找一份有体面工资的工作，其中很多人带走了俄罗斯的战略知识和机密。就在俄罗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一流的人才却流失到了国外。
火车站里到处是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莫斯科通往南方的主要火车站库尔斯克站成了狄更斯笔下的廉价客栈，扒手和病夫比比皆是。参与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截肢退伍军人在地铁车厢里穿行行乞。到处是做生意的人，最显眼的就是出售看上去可疑的烈酒和食品的小商品亭。在耗子成群的废弃空地上，涌现出了一家家店面，贩卖不适于人食用的肉食品。绝望的人把自己的存款投入各种理财计划中，结果都打了水漂，落得身无分文。1992年，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了私有化券，初衷是让人们用私有化券换取私有化后的企业股票。而实际情况是，数百万人要么将其卖掉，要么送了人，最终落到了少数精明的企业家或国企高管手里，造就了俄罗斯的新生资本家。
企业垮掉了，工人拿不到工资，或是拖欠几个月后才领到工资，而且常常是以发实物的方式而不是发钱，如毛巾、肥皂、药棉。企业之间也用实物交易。一个昔日自豪的大国接受了外国的粮食援助、来自欧盟库存的糖和人造黄油，还有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剩余口粮。一个超级大国如今沦落到行乞的地步。
1993年4月，叶利钦飞到温哥华向克林顿求援。叶利钦指出，别忘了，民主德国结束社会主义制度曾需要1 000亿美元。叶利钦返回俄罗斯时，克林顿仅许诺提供16亿美元，大部分还是以提供信贷或粮食援助的形式。有人不禁想，西方是否缺乏想象力。苏联时代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难道俄罗斯不需要一项重建其老旧基础设施的“马歇尔计划”吗？
西方的各家咨询机构从西方的援助计划中得到的好处十有八九超过了俄罗斯人。我记得采访过莫斯科一家小面包房的经理。她在英国一家咨询公司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管理培训，费用由西方政府出。她告诉我：“其实我缺的就是买一流面包机的钱，我知道如何管理我的公司！”
俄罗斯因社会转型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突然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苏联曾是一个由15个共和国组成、拥有2。5亿人口的国家，如今四分五裂了。2 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外国居民，陷入所谓“似在国外”的境地。西伯利亚的居民再也不能到克里米亚（如今位于乌克兰）度假去了，甚至连莫斯科也去不成了，因为买不起机票。一次我去西伯利亚，吃惊地听到当地人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大陆”，好像他们被遗弃到了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
我几乎看不出克里姆林宫聘用的西方顾问晓得如何解决这个陷入紊乱的国家的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似乎没有注意到俄罗斯的混乱局面，抑或是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而不在乎这会造成什么样的短期后果。西方的公司只看到自己的产品有了一个庞大的新市场。电视节目里每隔一个广告，就会有一句奇怪的俄语“来自宝洁”，就像是一句新政治口号。我心想，俄罗斯人一定听腻了这句话。它天衣无缝地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口号，可它许诺的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是没几个俄罗斯人买得起的洗发液和尿不湿。
成群身穿笔挺西服的美国咨询顾问四处奔波，赞许地谈论下诺夫哥罗德州的私有化项目及其年轻的改革先锋分子。伏尔加河畔旧称高尔基的城市率先向普通百姓出售大量国有资产。在很多方面，这种做法的确激励了人民。我记得去过一次拍卖会，看到一些渴望自己做买卖的俄罗斯人仔细查看195辆破旧不堪的国有卡车和面包车，随后竞相报价。对我来说，我想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也同样，看到如此多的外国人指导改革过程让人感到不对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感到美国似乎正在甩卖俄罗斯。
对于赶上浪头的人，如合伙买下商店自行经营的商店员工“互助会”，出售国有资产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变成店主后，为了千方百计地吸引顾客，商店员工开始满腔热忱地改造自己的商店，很快前苏联时期买东西难的局面为之一变。然而对于柜台对面的买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物价飞涨，他们的储蓄和养老金所剩无几。人均寿命直线下降，酗酒人数增加，成千上万的江湖医生、巫师和“行善女巫”应运而生，乘人之危借机捞钱。
之后又有了车臣战争。叶利钦曾鼓励俄罗斯各地区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位于北高加索的一个穆斯林小共和国车臣竟然宣布自己独立。如果认可车臣独立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先例，导致俄罗斯联邦的解体。于是1994年12月，叶利钦下令出兵车臣。结果是一场灾难，数千缺乏训练的俄罗斯士兵死于战争。成千上万的车臣人要么被打死，要么背井离乡，逃到临近的其他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沦为一片瓦砾。车臣人心怀仇恨，走向极端主义，复活了苏联时期沉寂一时的伊斯兰教信仰。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分裂主义的民兵队伍，最终迫使俄军撤出自己的国家。这是一次使俄罗斯颜面尽失的失败。1996年底，车臣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叛乱分子同时开始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恐怖主义袭击。1995年夏，他们在南部城市布琼诺夫斯克的一家医院扣押了1 000多名人质。当局试图冲进医院解救人质（至少造成130多人死亡），但后来又让扣押人质的人逃之夭夭。
1996年初，叶利钦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不仅他推行的改革不得人心，而且车臣战争以灾难告终，总统本人也因多次在公开场合喝得醉醺醺而令人难堪。毫无疑问，当年夏天的大选若是公平的话，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会当选为总统。然而该国的新寡头—担心共产党重新上台后会失去自己新攫取的财富的亿万富商—结成一伙，确保了叶利钦起死回生。正是这批人在1995年实行的“贷款换股权”方案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攫取了俄罗斯最大的一些国有产业部门，包括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作为交换，他们出资搭救两手空空的政府。如今他们出钱大力赞助叶利钦的竞选活动，在自己拥有的国家电视台一边倒地支持叶利钦。叶利钦顺利当选，西方终于松了一口气。在克林顿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看来，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市场”得到挽救。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头等大事，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大多数西方领导人感受不到作为个人，也作为一个民族的俄罗斯人遭受的心灵创伤。对于这种创伤，普京远比他们懂得多。
美国学者斯蒂芬·F·科恩写道，当时美国的流行看法是，“自从1991年底苏联不复存在后，俄罗斯成了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复制品的国家”。＇4＇
姑且不论鉴于巨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俄罗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复制品”。实际情况是，俄罗斯人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来不及适应民主。
早在1965年，苏联时代著名的诗人和歌手弗拉基米尔·维索斯基就预见到这种迷惘。当时，他只能凭空想象摆脱了社会主义紧身衣后会是什么情形：
昨天，他们给了我自由，
可自由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西方人假定，俄罗斯人完全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自由，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好像俄罗斯人就是美国人，只不过被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年而已。一旦去掉枷锁，再有一个自由市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克林顿手下制定了第一个援助俄罗斯计划的俄罗斯问题顾问承认：“也许我们美国人对苏联社会的看法过于褊狭，高估了俄罗斯人想按照美国规则生活的愿望。我们当初的假定是，转型会很快，混乱也会很快过去，代之以正常生活。顺便说一下，混乱也没有被看做混乱，而是转型期。”＇5＇
然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发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浪潮的弄潮儿，反而被它吞没。此外，俄罗斯人对外国人教他们如何“开化”极其反感。不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根基极浅，大多数俄罗斯人毫不费力地就将其丢弃了。然而他们并没有丢弃早于社会主义时期之前就有的、深藏在俄罗斯人内心深处的某些思维方式。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俄罗斯人对失去苏联时期的“集体感”感到惋惜。“集体”意识不是苏联时期的发明，而是扎根于俄罗斯的历史中。但现在，它同西方强加给俄罗斯人的个人主义伦理观念发生了冲突。
以上我描述了一幅暗淡的图景，也许比总体形势还要暗淡，因为毫无疑问，叶利钦当政时期俄罗斯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令人极为欢欣。然而正是90年代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经常被西方所忽视—日后成了普京播种他观点的沃土。
从筒子楼到克里姆林宫
这是一本讲述普京执政的书，而不是一本传记。然而稍微回顾一下他的早年生活会给人以启示。普京过去的背景以及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为他日后成为总统后自相矛盾的做法提供了线索：一个不相信民主的民主分子；一个对西方一知半解、主张西化的人；一个信仰自由市场，但世界观形成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一个对俄罗斯抱有坚定的信念，用一个前克格勃特工冷酷无情的眼光审视祖国“敌人”的人。
1952年，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夷为瓦砾、仍在重建中的城市。“二战”期间，列宁格勒遭到德国人长达900天的围困和轰炸。普京的童年是在一个居民筒子楼里度过的。他家有一间住房，和其他家庭共用厨房和厕所。很多俄罗斯人对过去住筒子楼的经历有着甘苦参半的记忆。一方面，居住条件恶劣，没有独立卫生间，也没有热水，楼梯井口处耗子乱窜。另一方面，各家住在一起以及参与战后重建的共同经历加强了当年乐观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青年时代，普京的思维方式完全受到苏联时期宣传的影响，他并非出生于一个持不同政见或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或许会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或谈论反政府的话题。上学期间，普京学到的是：西方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资本家剥削工人，并且对苏联磨刀霍霍。老师告诉他，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苏联人过得比西方人幸福多了。普京满12岁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已经结束，因此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度过的。这段时期的特点是苏联更加好战，与西方对抗，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僵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普京对加入共产党的执政机器—克格勃—显露出兴趣，而直到1975年他从列宁格勒法学院毕业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
普京称，他甚至没有想过斯大林时代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造成的全民恐怖。他说：“我对克格勃的看法源于讲述特工人员的浪漫故事。完全可以这样说，我是苏联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6＇
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普京作为克格勃的一名特工在列宁格勒工作的10年里，将会清楚地了解到克格勃在做些什么。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克格勃把异见人士投入劳改营或精神病院，没收外国刊物，干扰外台广播，完全控制本国人与外国来访者的接触，严格审查极少数获准出国的苏联公民，想尽办法协助共产党对全社会实行完全的控制。在国外，克格勃的任务是颠覆西方民主政府，偷窃军事和产业机密，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社会主义并协助东欧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压制不同政见。我们不确知这些年里普京做了什么，不过从他干过反间谍工作以及在列宁格勒监视过外国人可以推测，他完全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受到西方颠覆的危险保持警惕。时至今日，普京对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仍然嗤之以鼻，对和他一样选择了特工这一行的人充满敬意（2010年，他亲自欢迎在美国暴露身份的10位俄罗斯特工回国）。
普京的一位朋友回忆说，当年他问年轻的普京，在列宁格勒的克格勃机构里都干些什么时，普京神秘兮兮地说：“我是一个交际专家。”
1985年，普京晋升为少校，被派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德国从事情报工作，工作地点在德累斯顿。据普京讲，他负责“政治情报”—招募线人并收集有关政治人物和“头号敌人”北约组织的情报。此时，普京多半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信徒，而且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国家。他也未亲身经历过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下苏联的觉醒。
就在莫斯科的各家报纸和剧院打破昔日的苏联形象、逐渐丢弃将西方妖魔化的陈词滥调时，普京却被派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对内压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直到最后一刻，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都在抵制从莫斯科吹来的改革之风。然而，此后普京目睹了民主德国局势的日益动荡。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终于倒塌。共产党政权宣告结束前几周，和平变革恰恰始于德累斯顿。就在普京的眼皮底下，示威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俄罗斯的这位未来领导人因而有近水楼台之便，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的终结。虽然他错过了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的革命，但亲眼看到了东欧人如何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摆脱了苏联的轨道。作为克格勃特工，他的工作还包括研究北约的可能反应。因而，普京将会完全知晓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据说由美国国务卿贝克向戈尔巴乔夫作出的口头保证，即北约不会借东欧剧变之机向前苏联阵营扩张。
民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