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我们采访了罗尔夫·尼克尔、亚历山大·拉尔特、格哈特·施罗德和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法国，让–大卫·莱维特和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接受了采访。
在此，我谨感谢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制片人诺玛·珀西和执行制片人布赖恩·拉平给予我的这个机会，使我得以投身这一旷日持久却意义重大的写作项目。我还要感谢两位导演万达·科什契察和戴维·奥尔特审阅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还有助理制片人蒂姆·什蒂尔扎克尔不知疲倦地查找资料并提供多方协助。我尤其感谢系列片的导演保罗·米歇尔和莫斯科的制片人玛莎·斯洛尼姆对我提出的大量宝贵意见。尼尔·巴克利和菲奥娜·希尔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了书稿或其中的部分章节，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经纪人比尔·汉密尔顿和I。 B。 Tauris出版公司负责此书的出色编辑乔安娜·戈德弗雷。
第一章 一位秘密警察的舞会
第一章 一位秘密警察的舞会
新千年的降临
20世纪最后一天的中午时分，普京时代开始了。叶利钦总统在电视上露面，以嘶哑的声音慢吞吞地宣读了他的辞职决定，令全世界大吃一惊。此时距他总统任期结束还有6个月。叶利钦哽咽着请求俄罗斯人原谅他的错误和缺陷，并告诉本国人民，俄罗斯进入新的千年时，应该换上“新的政治家，新的面孔和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新人”。
当天早晨，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完成了这篇讲话的录音。除了他的女儿塔季扬娜和心腹顾问外，最先知道这篇讲话内容的人就是录制讲话稿的电视台技术人员。叶利钦讲完后，转过身拭去眼角的泪水，旋即打开一瓶香槟酒，为摄制组成员和寥寥几位在场的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斟满酒，然后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与此同时，在同一房间的一块幕布后面，他指定的继任人普京正在接受化妆师的化妆，为录制他对本国人民发表的新年讲话作准备。
普京的讲话将在午夜时分播放，不过此前他还需要走完一些既定程序。下午两点，普京接过了装有发动核打击密码的“核手提箱”。随后他召开了5分钟的内阁会议，之后又召开了一次时间略长一点的联邦安全会议。下午6点，普京签署了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法令，宣布叶利钦及其家人免于刑事起诉。之后他很快逐一召见了各位部长。最后，他取消了原计划的圣彼得堡之行，一支总统车队驶出克里姆林宫，直奔伏努科沃机场。新年伊始，普京在一个不寻常的地方有自己的计划。
就在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或和亲朋好友聚集一堂，或燃放鞭炮庆祝千禧年降临时，俄罗斯的这位新代理总统乘坐一架军用直升机试图进入叛乱的车臣共和国。由于天气恶劣，这架直升机被迫返回附近的达吉斯坦基地。这就是世人即将认识和畏惧的普京—一条硬汉，一位实干家，一门心思打击恐怖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立志重振这个国家的雄风。
就在普京乘坐的直升机与恶劣天气搏斗的同时，俄罗斯的电视台播放了他事先录制好的对全国人民的讲话。讲话简明扼要，表示将不会出现权力真空，并赞扬了他的前任。普京在讲话里只作了一项政策保证。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一保证，极不寻常。他说：“国家将坚定地保护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大众媒体的自由、财产权以及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
普京赞扬的自由和权利恰恰是亡于前苏联，复生于叶利钦时代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不出几年，普京即受到指控，说他本人蔑视这些自由和权利，建立了一个苏联解体后的专制模式，践踏报社新闻自由，打击敢于同他叫板的富商或任何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了解普京所走之路的要诀，或者说要诀之一是审视他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来的俄罗斯—一个不仅经济上和军事上羸弱，而且还仰赖西方接济的俄罗斯。
叶利钦与克林顿
2000年6月，普京就任总统仅两个月后，克林顿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俄罗斯。克林顿与叶利钦见面二十余次，两人建立了可以彼此互开玩笑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被人称为“比尔—鲍里斯秀”。克林顿也见过普京两次，但和大多数西方领导人一样，除了知道普京擅长柔道，曾是克格勃的一位特工外，对他知之甚少。仅凭对普京的点滴了解，也足以使克林顿心存戒备。这一次他发现普京是一位不好对付的谈判对手。令克林顿恼火的是，在普京眼里，他已经是一位距任期结束不足半年的跛腿鸭总统。
普京站在高大魁梧的克林顿身边，比他足足矮了6英寸。如同一位柔道选手一样，普京用灵活性和技巧弥补身高的缺陷。他坚决抵制美国人的企图—废弃（哪怕是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便放手制定一项全国导弹防御计划，即最早由里根提出的星球大战体系。《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美苏两国部署核导弹防御体系。对普京来说，这是核威慑的基石。倘若一方获准研制能够击落另一方远程导弹的体系，微妙的均势就会被打破，有防御盾的一方或许会先发制人发动打击。
对克林顿批评他在车臣发动的新的残酷战争和整肃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独立电视台（NTV），普京不屑一顾。同时，他流露出对1999年北约轰炸塞尔维亚难以释怀的怨恨。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此后10年普京对外交政策的思考。
当初空袭塞尔维亚是为了制止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进行的种族清洗。这一事件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关键时刻。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境内战火纷飞时期，莫斯科支持米洛舍维奇，至少原因之一是因为俄罗斯人与塞尔维亚人有传统的手足之情。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一样，同属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
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兄弟纽带”或许被夸大了，然而毫无疑问，在克里姆林宫眼里，米洛舍维奇试图压制科索沃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与叶利钦在车臣对付同样问题的方式有相似之处。正如叶利钦称车臣的叛乱分子为“匪徒”一样，米洛舍维奇（而且一度还有美国政府）把科索沃解放军视为一个恐怖主义团伙。鉴于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一场血腥战争，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大批难民外逃，它支持米洛舍维奇设法维护南斯拉夫剩余领土版图的完整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叶利钦请求不要打击塞尔维亚的呼吁完全没有人听。莫斯科于是感到，尽管有“比尔—鲍里斯秀”这层关系，尽管西方大谈欢迎俄罗斯加入文明国家阵营，俄罗斯的话却一钱不值。北约即将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空中打击前，叶利钦同克林顿通话时会大发雷霆，有时干脆挂断电话。＇1＇
1999年3月23日，叶利钦的总理普里马科夫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根据计划，他将会见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普里马科夫这一次访问的使命是争取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求稳定因1998年8月金融崩溃而动荡不定的俄罗斯经济。据普里马科夫的助手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飞机在爱尔兰的香农短暂停留加油时，普里马科夫总理接通戈尔的电话，问：“你们是不是还要轰炸南斯拉夫？”戈尔回答说，“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2＇
这架政府专机于是再度起飞，横越大西洋。机舱后面是俄罗斯的商业大亨和官员，边喝伏特加，边玩多米诺骨牌。四五个小时以后，普里马科夫通过充满杂音的保密电话线路突然接到戈尔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北约即将发动空袭。普里马科夫立即与叶利钦通话，与驾驶员核实了是否有足够的燃料飞回香农后，他走到机舱后面通知商人，取消此次访问，因为此时此刻与美国人谈生意极为不妥。众人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商业大亨报以掌声，他们的爱国主义压倒了生意经。科萨切夫说，当时的情景“令人为之动容”。下令让正在飞行途中的飞机掉头飞回是为了表示俄罗斯的极度不悦。此后几天，同样的情绪蔓延到街头，数千俄罗斯人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
一年以后，克林顿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发现创伤仍未愈合。普京显示出自己是一个绝不允许别人再次无视或慢待俄罗斯的人。他连续两天批评美国单方面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最后一天在克里姆林宫告别会晤时，普京发出了不祥的警告，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俄罗斯将作出“适当的”、“或许是意想不到的，很有可能是非对称性的”反应。换言之，俄罗斯人不会去研发美国人高精尖的昂贵体系，但会采取措施令其失效。这可以是任何措施，从制造大量的核导弹使防御盾防不胜防，到美国人的设施一旦建成，立即将其摧毁。克林顿听完普京的说教后，转过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轻声说：“我想这个人以为我第一次没听懂他的意思。要么他傻，要么他以为我傻。咱们赶快把这件事打发掉，然后去见鲍里斯。”＇3＇
美国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离开克里姆林宫驱车去同克林顿的朋友、前总统叶利钦话别。叶利钦如今已经退休，住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克林顿没有想到，他抵达叶利钦的别墅前，普京已经给叶利钦打过电话，请他再说几句重话。叶利钦告诉克林顿，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威胁俄罗斯安全的美国政策。听完了对方怒气冲冲的长篇发言后，克林顿把谈话引到他本人对俄罗斯未来的关切上。克林顿的临别之言意义非凡，反映了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克林顿说：“鲍里斯，你真诚信仰民主，你骨子里信任人民，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你一定要对他留意，运用你的影响确保他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鲍里斯；普京需要你，俄罗斯需要你……你改变了俄罗斯。俄罗斯多亏有了你，世界多亏俄罗斯有了你，我多亏有了你。你我两人一起做了很多事，做了一些好事，它们会流传下去的。而你做这些事是需要勇气的。我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你比我更难。”
克林顿离开叶利钦的别墅时，转身对助手塔尔博特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鲍里斯了，我想我们会想念他的。”
显然，克林顿这番不无感伤的话表明，他认为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国内状况非常好，而且俄罗斯扮演了美国希望它扮演的角色。而事实是，俄罗斯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它也不想只跟着美国人的指挥棒走。实际上，美国人怀念的是一位恭顺的俄罗斯领导人，甚至对他们到了俯首帖耳的地步—普京可不是这样的人。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西方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做法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到了极点。西方的大公司对一个巨大的新市场的前景喜不自禁。俄罗斯政府聘请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们敦促它以疯狂的速度引入毫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罗斯人民的感受以及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漠不关心。叶利钦政府内的改革分子积极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为首的经济学家盖达尔从两年前诸如波兰等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而采用的“休克疗法”中受到启发。叶利钦授命于他“给予人民经济自由，扫除阻碍自由企业和自由企业家精神的一切障碍”。不出几年，数百万的俄罗斯人陷入赤贫，而少数胆大的人和前共产党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身家数十亿的寡头，迅速廉价地攫取了国家资产。
毋庸置疑，在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人享有自由，而且是令人目眩的自由。在俄罗斯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俄罗斯人从未享有过这样的自由。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苏联时期积压了70年的能量猛然释放了出来。任何人，只要敢闯，加上手头上有点现金，均可做个小生意，哪怕只是出售士力架和伏特加的一个街头小摊。俄罗斯人可以自由出境，阅读任何想看的东西，随意发表言论，示威抗议本国的领导人。竞选自由，党派林立。国家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尖刻地嘲讽时政，肆无忌惮地抨击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新涌现出的私有银行出钱赞助芭蕾舞演出和音乐会。商店里很快摆满了从前俄罗斯人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的各类商品和食品。如今人们不再恐惧，对未来感到乐观，觉得有了盼头。无疑，这就是西方观察家眼里的俄罗斯。显然，这也是克林顿所认识的俄罗斯。
然而当我翻阅昔日的笔记本和撰写过的新闻稿时，回想起当年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报道文章讲述了我在俄罗斯十年间的所见所闻和俄罗斯人的惨淡生活。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仿佛是一个恶棍当道的国家。在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这些人乘坐的带有茶色玻璃的轿车飞驶。他们一掷千金，在最高档的餐馆点成瓶的葡萄酒，对服务员吆三喝四，在价格贵得离谱的商店购物，有时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火并。俄罗斯黑手党性质的团伙瓜分地盘和生意范围，雇用杀手司空见惯。
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位于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叫保罗·塔特姆的美国人拥有这家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因生意上的事，他与他的车臣合伙人起了争执。一天下午5点，他走进酒店附近的地铁站时，被人用AK–47步枪打成了筛子，而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一次我开车时遇到堵车，就在我一点点往前蹭时，看到路旁有人正在抢劫。同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可怜的人趴在地上，几个男人用枪对准他的头。还有一次，我就餐的莫斯科的一家餐馆遭到抢劫，我和其他人都扑倒在地，等待警察逮捕嫌犯。走进附近我常去的超级市场时，必须经过身穿迷彩服、怀抱AK–47步枪的保安。最初涌现出的新资本主义行业全都伴随着暴力和恐吓。无论是经营一家五星级酒店，还是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用支起的木板桌子贩卖小纪念品，都需要向黑社会支付保护费。
在大城市的郊区，尤其是莫斯科，所谓的“新俄罗斯人”建造了配有游泳池、酒窖和角楼的豪宅，被围在15英尺高的围墙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