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我只不过临时突然想到罢了。”
“你在玩花样。你和抽烟的女孩子约会过吗？”
“我记得没有。”
“那是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我不愿意被动吸烟吧。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种事我是不想花时间揣摩的。”
“你自己抽过烟吗？”她又拈了一根土豆条，神情专注地望着他。
“当然抽过。有哪个孩子不抽烟？10岁那年，我从在我们家搞修理的管子工身上偷了一包骆驼牌香烟。两天就把它全部抽完，结果出了毛病，还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就要一命归天呢。”他咬了一口汉堡包。
“就抽了这么一次？”
他一边咀嚼一边沉思。过了一会儿，说道：“是的。我记得以后再没有吸过烟。你是为什么开始吸烟的呢？”
“因为愚蠢。我正在想法子戒呢。”
“戒了好。你太年轻啦！”
“谢谢。我来猜猜看我戒了烟以后，你就会给我打电话了，对吗？”
“你不戒我也可能会打的。”
“这种话我可是早就听你说过啦，”她露齿嫣然一笑，逗他道。她用吸管吸了一大口饮料，又接着问道，“我可不可以请问一声，你在这儿是干什么呀？”
“吃汉堡包呀。你呢？”
“我已经告诉过你啦。去健身房锻炼哪。”
“对，你告诉过我了。我只是路过。去市中心办了点儿事。饿了。”
“你干吗要在一家计算机商店干活呢？”
“你是说我干吗要在购物中心里赚点儿最低工资浪费生命？”
“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过倒也差不离。”
“我是个大学生。”
“哪个大学？”
“哪个大学也不是。我不久前退了学。新的学校还没有进。”
“原来念的是哪一所？”
“北德州州立大学。”
“打算念的是哪一所呢？”
“可能是南密西西比。”
“学的是什么专业？”
“计算机。你的问题真多呀。”
“可都是很一般的问题呀，不是吗？”
“我想是你在哪儿工作？”
“我根本不工作。我刚和一个富翁离了婚。无子无女。28岁，单身。而且想一直这样过下去。当然，偶尔有一两次约会，那也未尝不可。你干吗不打电话给我？”
“富翁有多富？”
她听了哈哈大笑，接着便看了看手表：“我得走啦。我的训练课10分钟后就要开始了。”她站了起来，抓起运动包，却把盘子留下，“我们在这附近会再见的。”
她钻进一辆小型的宝马轿车，一溜烟开走了。
其余几位身患疾病的候选人，被三下五除二迅速打发走了。到下午3点，候选人的数目已下降到159。哈金法官下令休息一刻钟。继续开庭时，他宣布挑选陪审团的工作已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他严词厉色地宣讲了一通公民的责任，接着便像发出挑战似的，询问谁有非健康方面的原因，不能担任陪审员。第一个试图提出申述的，是位一脸痛苦表情的公司经理。他坐到证人席上，轻声轻气地向法官、两位律师和法庭书记官解释说：他在一家大公司每周工作80小时，这家公司目前亏损严重，他任何时候不在办公室都会引起巨大灾难。法官命令他回到自己座位上，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第二位提出申述的是位中年妇女，她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未经批准的白天托儿所。
“我照管孩子们，法官大人，”她强忍着泪水低声说，“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工作。我每周收到200美元，勉勉强强可以过日子。如果一定要我担任陪审员，我就不得不雇一个陌生人来照管孩子。孩子们的父母会不高兴的；再说，我也付不起工资。我只有破产这一条路了。”
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望着她沿着过道，经过她原先坐的那一排座位，走出了法庭。
她的故事编得真是高明，那位备受折磨的公司经理怒气冲冲地想道。
到了5点30分，已有11人获准因故退出，另有16人由于言辞不足以引起同情，而被打发回到自己的座位。哈金法官这时又吩咐格洛莉亚·莱恩散发另外一份、而且篇幅更长的情况调查表，请陪审员候选人在次晨9时以前填妥。他用坚定的语调，提醒他们决不要和别人讨论本案，然后便宣布退庭。
法官宣布休庭时，兰金·费奇早已离开法庭，此时他正呆在街上，他那个办公室里在北德州州立大学，没有找到有关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任何记录。那位金发美人偷录的她和尼可拉斯在汉堡包快餐店的那场对话，费奇也已听了两遍。派她去那儿装出偶尔和他相遇，也是费奇作出的决定。这种见面方式虽说有点儿风险，但效果倒是相当可以。她如今已乘上飞机返回华盛顿，但她在比洛克西寓所的电话录音机还在工作，而且还要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选妥陪审团方才停机。要是伊斯特尔想给她打电话——这种可能性费奇颇为怀疑，他也无法找到她。
第四章
陪审员调查表上列着许多问题。例如，你现在是否吸烟？如果吸，那么每天吸几包？已经吸了多久？想不想戒烟？你过去有无吸烟的嗜好？在你的家庭中有无任何成员，或者你的某一位知交，曾经受过与吸烟直接有关的疾病的折磨？如果有，那么他是谁？（在这个问题下面有一空当。请填入其姓名，疾病性质，并说明此人是否已成功地治愈）你是否认为，吸烟会导致（1）肺癌、（2）心脏病；（3）高血压或所有上述疾病；或不会导致上述任何一种疾病？
调查表第3页上列出的是更为重要的内容。纳税人交纳的税金正被用来支付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的医疗费用，对此你有何看法？
纳税人交纳的税金正被用来补助种植烟草的农民，对此你有何看法？
你对在公共建筑物中禁止吸烟有何看法？你认为烟民应享有何种权利？
在这些问题下面都留有大量空白的篇幅。
第4页上列出的是17位正式备案的律师的姓名，其后还附有另外80位律师的姓名，他们与前17位律师有着这样那样的业务关系。你本人是否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位？你是否曾经委托过其中的任何一位作你的诉讼代理人？你是否曾经在任何法律事务中与其中的任何一位打过交道？
没有、没有、没有、尼可拉斯迅速地画好钩。
第5页列出了未来的证人姓名，包括原告塞莱丝蒂·伍德寡妇在内，一共62位。你是否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否！
他又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并且一下子加了两包糖。他昨儿夜里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花了两小时，今天上午又已花掉1小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他的早餐是一根香蕉和一只不太新鲜的硬面包圈。
他咬了一小口，考虑着最后一个问题，接着便用铅笔作了回答。他的字写得非常整齐，整齐到了几乎单调得令人生厌。全部是大写的印刷体，因为他的草体字写得歪歪扭扭，别人几乎难以辨认。而且他知道今儿天黑以前，由原被告双方的笔迹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将会仔细研究他的回答，而他们最关心的是他的笔迹，倒不是他回答的内容。他要以他们双方都渴望的裁判的形象出现，干净利索，深思熟虑，聪明开朗，能倾听双方的意见，作出公正无私的决定。
他已仔仔细细地拜读了三部笔迹分析的著作啦。
他又翻回到有关补助烟农的那一页。这是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他虽然已思考了很久，已经找到了答案，并且想把它清楚地写出来，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还是含糊其辞为妙。既不泄露自己的真情实感，却又不致让任何一方担惊受怕。
其实，去年在宾州的阿伦敦城审理辛明诺一案时，这些问题有许多已经用过。只不过当时的尼可拉斯名叫大卫，大卫·兰开斯特，一个留着乌黑的胡子，戴着仿角质镜架眼镜，一边在录像店打工，一边在电影专业攻读的大学生。他在挑选陪审团的第二天交出问题调查表之前复制了一份。那件案子和目前的性质相似，只是作为原告的是另一位寡妇，而被告则是另一家烟草公司。那一次双方的律师有100名之多，但没有一位在本案中出现。只有费奇！还是那一个费奇！
那一次尼可拉斯／大卫已经通过了两轮筛选，可是在陪审团最终选定时，他离陪审席却还有4排之远。他剃掉了胡须，扔掉了眼镜，在1个月后离开了阿伦敦。
那张折叠式牌桌。他伏在上面写字的当儿，轻微地晃了晃。这张桌子和那3张毫不相称的椅子，就是他的小小餐厅。他右手的那个小房间里，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做工粗糙的摇椅，板箱上放着的1台电视机，以及花了15美元从跳蚤市场买来的灰不溜秋的沙发。他本可以租几件像样点儿的家具，可是那就需要填写种种表格，从而会给人留下蛛丝马迹。而有人正在他扔出的垃圾中深挖细找，企图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呢。
他想起了那位金发女郎，她今天又会突然在哪里冒了出来，手上夹着一根烟，迫不及待地把他拖进一场关于吸烟的无聊的闲扯呢？他从未想过给她打电话，可是她究竟是在为原告还是为被告效劳这一问题倒确实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她大概是在替烟草公司出力吧，因为她正是费奇乐于雇佣的那种类型的间谍。
尼可拉斯学过法律。他知道那位金发女郎，或者任何一个被雇来干这一行的人，直接去与陪审员候选人进行接触，都是极其不道德的。但他同时也明白，费奇有的是钱，可以让这位金发美人从此消失，而不留下任何一点痕迹，等到下一次案件，再让她以不同的身份露面。不过到了那时，她将会是一个对园艺怀着浓烈兴趣的红发女人了。世界上有些事情的真相是不可能揭开的。
一张特大的床垫直接搁在地板上，几乎占据了这个单人卧室的全部空间。这张床垫也是购自跳蚤市场。几只叠在一起的卡片盒权作五斗橱，衣服零乱地扔在地板上。
这是一个临时的家，模样就像人们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在半夜里偷偷溜走的那种地方。而事实上，尼可拉斯心里也正是这样想。他在这儿已经住了6个月，公寓房间的号码是他使用的正式地址，至少是他进行选民登记和领取密西西比州驾驶证时使用的地址。在离此4英里之外，他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住所，但却不敢冒让人在那里看见的风险。
所以他就这样在贫穷的环境中愉愉快快地生活，以一个既无财产又无负担的穷学生的面目出现。他几乎完全可以肯定，费奇手下的密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撬门入室，但他也决不疏忽大意。房子虽然破旧，却经过刻意的安排，谁也别想找到任何能泄露主人真相的材料。
他在8点钟填好了调查表，又最后校读了一遍。填写辛明诺一案中的调查表，他用的是普通的书写方法，与这一次完全不同。在练了几个月的印刷体之后，他完全可以肯定，这两份表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这谁也不会发现。去年那场官司陪审员候选人多达300名，这一次也接近200名，有谁会想到他居然两次都是榜上有名呢？
他从搁在厨房窗子上的一只枕头后面，向下面的停车场迅速望去，想检查一下是否有偷拍照片的摄影师，或者其他的不速之客。3周以前，他曾看见一个人缩着身子坐在一辆轻便货车的驾驶盘后面。
今天没有密探。他锁好门，步出公寓。
格洛莉亚·莱恩第二天带领她的人群时，效率比第一天要高得很多。她把剩下的148名陪审员候选人安排在法庭右边的座位上，每一排挤满了12个人，一共12排，余下的4位坐在过道上。让他们全坐在一边，对付起来更为方便。他们进门时，已将调查表交齐；迅速复印后，已分别发给原告和被告双方。到了10点钟，双方的陪审员咨询顾问已经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对他们的回答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了。
在过道的另一边，坐着那一帮风度优雅的金融界的小伙子、记者、好奇心重的人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旁听者。他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那群律师，而律师们则坐在那儿研究候选人的面孔。在此以前，费奇已不声不响地坐到前排靠近被告律师团的地方。在律师团的左右两侧，都有一条穿着入时的哈巴狗，随时等着接受他发出的最新指示。
哈金法官星期二这一天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花了不到1小时，便结束了由于非健康方面的困难而不宜担任陪审员这一程序，又有6人获准告退，候选人剩下了142名。
最后，大人物登台亮相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温德尔·罗尔穿着他老穿的那一套花格子运动装，衬着一件白背心，打着红黄相间操式领结，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随即走到围栏边向他的听众招呼。
他把指关节矫得格格作响，然后张开双手，呲牙咧嘴地露出了阴沉的狞笑。
“欢迎，”他像演戏一样夸张地说，仿佛即将发生的事，将使他们终生不忘。他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对他率领的原告律师团成员作了一一介绍，然后便请原告塞莱丝蒂·伍德起立，他在将她推到陪审员候选人面前的过程中，一连两次使用了“寡妇”这个词。
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妇人，55岁，穿着普通的黑色连衣裙，黑色长袜和一双黑皮鞋，只可惜栏杆以下的部位人们无法看见。她的脸上恰如其分地挂着一丝悲哀的微笑，仿佛她还未能摆脱失去丈夫的痛苦，尽管他已经过世4年。实际上，她差点儿就要重新披上婚纱，只是在温德尔得知她要举行婚礼的消息后，在最后一分钟让她刹了车。
你爱那个人倒没有关系，他当时向她解释道，可是你得悄悄地干。而且在官司打完以前，你决不能嫁人。引起人们的同情是至关重要的，你应该仍旧处于失去亲夫的痛苦之中嘛，他说。
这场在最后一分钟夭折的婚礼，费奇当然是了解得一清二楚，但他也明白，很难有机会把这件事捅给陪审团。在对原告一方的人员一一作了正式介绍之后，罗尔概述了本案的案情。他的朗诵引起了被告律师团和法官的极大兴趣。他们似乎随时准备向他猛扑过去——假如他敢跨越事实和论点之间那道无形的界线。但他没有跨越，而只是让他们提心吊胆，饱受折磨听着，他又不厌其烦地请求未来的陪审员们做到真诚坦率，不抱成见，哪怕受到一丁点儿干扰，也应毫无畏惧地勇敢举起他们纤细的小手。假如他们，未来的陪审员们，不张开嘴巴，吐出心声，他们当律师的又怎么能研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