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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克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季羡林对恩师的情意永志不忘。在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工作后，他写道：“我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了。”
五年磨一剑
季羡林自从拿到了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题目以后，就开始悉心准备。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再写出提纲，最后写成论文。
论文写好以后，季羡林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前露一手儿呢？他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一样，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说无法表现文采。于是他便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样既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又能表现文采。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他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写完后，季羡林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自己几句哩。
季羡林先把“导言”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然后回到家里做着美梦。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多天，终于等到教授要见他的通知。他满心欢喜，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的“导言”摊开放在桌子上，教授拿起钢笔来，在他的“导言”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又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他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教授的话，对季羡林来说，真如晴天霹雳一样，打得他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但是，季羡林仔细想了想教授的话，深深地感到教授说得对，击中了自己的要害，这一棍打得好。从此以后，季羡林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话让他毕生受用不尽。
又经过了一年的修改，1940年，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终于完成，只等口试答辩。
9月13日，论文打完。10月9日，季羡林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12月23日口试。23日这天，他的心情万分紧张，四年的辛苦，成败就在此－举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九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十点多开始口试。
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ber（戴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是Prof。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可以说是常识。但我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
季羡林考试考了一辈子，身经百战，从未失败过，可谓久经考场的老手。没想到这最后一次考试时，竟会如此慌张，可见当时的思想压力有多大。
第二天，仍然没有考试结果的消息。这一天，他寝食难安，心乱如麻，度日如年。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道：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情况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天晚上正好是圣诞节前夜平安夜。他记道：
七点前到Prof。Waldschn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注：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ndologie）是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
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十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
博士论文及其他两门课都获得了“优”，英文口试由于勒德尔教授当时有病，未能考成，一个多月后，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补试英语，又得了一个sehrgut。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优”。博士考试的一幕，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当时颇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让人把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的印度，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克劳泽教授对季羡林这一发现，赞口不绝，逢人便说这件事，使整个东方研究所的学者们，都对季羡林称赞不已。
口试通过以后，博士学位拿到了手。但是，论文的事儿还没有完。瓦尔德施米特让他把论文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一遍。这可不是一般的校对清样，而是要首先核对从卡片上抄别人论文的篇、章、字、句；再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杂志。要知道，在三年内，季羡林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阅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搜集资料，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这些书刊早已经还给图书馆了。现在又要把这些书刊，一本一本地借出来，再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过的大量引文重新核对一遍，不能发生任何一点错误。季羡林在查阅资料时，就感到太繁琐，心里十分烦腻。现在又要从新再来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他只好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再来了一遍。
后来季羡林发现，德国学者写好文章或书稿，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有时候一个研究室的人，大家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德国人就是以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集体的力量，来保证著作不出错。德国书中错误之少，举世闻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使季羡林大受感动。从此以后，季羡林写文章也每引必查，一丝不苟。季羡林的著作，错误之少，也是有口皆碑的。
经过五年的努力，1941年，季羡林的博士论文终于核对完毕，并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饥饿地狱的煎熬
1939年9月1日，德国向东邻波兰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实际上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政权便开始蚕食周边的小国。德国的宣传机器却颠倒黑白，反诬邻国挑起争端，竟无耻胡说他们派兵是去“抵抗”侵略，最终占领了邻国的大片领土。德国法西斯的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当时的德国，广播里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煽动，使政治上幼稚的德国人激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狂地山呼“万岁”。绝大部分德国人当时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只有极少数人保持清醒的头脑。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进攻苏联。战争继续扩大。一贯平静沉稳的德国人，又震动起来了，全国上下欢呼，闹得沸反盈天。季羡林对法西斯这一套本来就十分憎恶。1935年刚到柏林时，那时的纳粹味还不太浓，但字旗和希特勒像随处可见。人们见面时，已不像过去，道一声“早安”、“午安”、“晚安”，分手时说一声“再见”，而是右手一举，高喊一声：“希特勒万岁！”便能表示一切。中国留学生不管这一套，还是说着自己的“早安”、“再见”等等。德国人看他们是外国人，也就不以为意。按照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观点，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列入劣等民族行列，都是人类文化的破坏者；只有金黄头发的欧洲“北方人”，才是优秀民族，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虽然如此，季羡林在德国生活期间，与普通的德国人相处，却从未受到过什么歧视和迫害。可见希特勒那套理论，只有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员才相信，普通老百姓其实并不真相信。他在与德国老师、同学、朋友接触时，大家都闭口不谈政治，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只要一听“特别广播”，他的神经就极度紧张起来，气愤得浑身发抖。无可奈何时，就用双手堵住耳朵；然而稍一松手，广播喇叭就又在耳旁怪叫起来，使他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加倍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在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有一位法官，一位医科大学学生和伯恩克一家母女二人，都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季羡林有时到他们家拜访，便一起痛骂法西斯，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有时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去山上林中散步，在林深无人之处，大家都无所顾及地放言高论，痛斥希特勒。胸中郁垒，一朝涤尽，然后高高兴兴起身走回寓所。
战争进行了一二年后，盟军开始反击，大轰炸开始了。最初英美飞机只在柏林等大城市实行“地毯式轰炸”，把这些城市炸成一片废墟，居民死伤无数。不久，就连哥廷根这样的小城市也不能幸免了。哥廷根市的警报声一响，全城的人便都赶快往地下室里钻。有一夜，英国飞机来袭，季羡林懒得起床去地下室，仍然在屋中拥被高卧，无动于衷。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上的窗户已被震碎，眼看情况不妙，才连忙下楼，躲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大家都饥寒交迫，心惊胆战，耳听着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到了后来，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跑地下室已跑不胜跑。于是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干脆每天早餐后，带着装满稿子的皮包，走到山里去躲避空袭。
同轰炸相随而来的便是饥饿。季羡林初到德国时，各种供应十分充足，每天都可以吃到牛奶、面包、黄油、火腿、鸡蛋、水果等等。但是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起食品配给制度。先是黄油限量供应，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没有黄油和肉类，德国人感到很痛苦，因为这些是他们的“主食”。而对季羡林来说，却并不感到太难受，因为他平时根本不吃黄油，肉也吃得不多。可是等到面包和土豆都限制了时，他才感到情况不妙，因为这是他的“主食”啊！取代黄油的是人造黄油。把人造黄油这玩意放在汤里，还能浮出几个油珠；但一用它来煎东西时，则在锅里吱吱几声，紧接着一缕青烟，油便消失了。到饭馆里吃饭，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才敢请饭馆服务员“煎”掉一两肉票。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些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这种面包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在肚子里发胀，制造气体，不断放屁。德国人是很讲究礼貌的，在公共场所出“虚恭”，被认为是极不礼貌，有失体统的事。然而，肚子里面装着这样的面包出入公共场所，就很难保持体统。有一次，季羡林去看电影，亲耳听到不少“虚恭”之声，此起彼伏，东西合应。但他岂敢耻笑他人？因为他也正在同自己肚子里的气体作着殊死斗争呢！也有让他兴奋的事，就是他曾打破过自己的吃饭记录。有一天，他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摘了半天，工作结束了。这位德国农民送了他一箱苹果，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他喜出望外，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回到家里。立刻把土豆全部煮熟，蘸着积存下来的白糖，一口气全吞进肚子里，但仍然没有饱意。关于在德国期间挨饿之事，他曾写道：
我虽生也不辰，在国内时还没有真正挨过饿。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只能吃两三次白面，但是吃糠咽菜，肚子还是能勉强填饱的。现在到了德国，才真正受了“洋罪”。……挨饿这个词儿，人们说起来，比较轻松。但这些人都是没有真正挨过饿的。我是真正经过饥饿炼狱的人，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长期挨饿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地瘦下来。季羡林的房东欧朴尔先生，原本是个大胖子，到死的时候，体重已经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成了一个瘦子。季羡林自己原来不胖，没有减肥的基础，但饥饿在他身上也仍然留下了伤痕。他说自己“失掉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后来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复过来。”
虽然有轰炸与饥饿交迫，季羡林却在读书与研究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在后来结集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前言》中写道：
机声隆隆，饥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然而我却是积稿盈案，乐此不疲，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稍有收获，则拍案而起。此中情趣，诚不足与外人道也。
乡愁
比起饥饿和大轰炸带来的惊恐，季羡林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乡愁。
季羡林到了德国以后，不知是为什么，母亲的身影频来入梦。他常常从梦中哭醒。下面摘引他初到哥廷根时的两段日记，以见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他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总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