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化过程与乡土中国碰撞的另一个侧影，黑暗中的侧影。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激烈而无声的战场。《学生村》（导演魏星）拍摄于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深处，那里的主要居民是白族和傈僳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方。拍苦难的纪录片很多，这个片子打动人之处是它表现了穷人在苦难中的尊严和乐观。它赢得了二○○三年“云之南”的“评委会特别奖”。《学生村》完成之后，导演曾把片子拿回山里放映，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赶来看，像过节一样。片子在电视台播出之后，反响热烈，有很多人募捐，学生村的状况因此得到很大的改观。因此纪录片是能够改变现实的，这是纪录片的力量。但是，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下，那些孩子把依靠勤奋读书看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而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知识”呢？那些走出大山、进入城市的乡村孩子，他们今后的命运又是怎样？而那些走不出大山的孩子又该如何？虽然，这已经不是这部纪录片所能够告诉我们的，却是我们反思的。
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里，每个人的命运都面临挑战，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消散了。即便是非常个人化的影像，如二○○五年“云之南”的参赛片《结婚》、《失散》，也都是整体时代命运的一部分。但是，重大的社会性变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该被纪录影像所忽视，这也正是二○○五年“云之南”获大奖的影片《淹没》（导演李一凡、鄢雨）的意义，它全景式地纪录了由于三峡工程而被淹没的小城奉节及其人们的命运。因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诗而闻名天下的奉节县，是另一个承载了乡愁的乡土被现代化无情撞击的地方。影片的宏大与细腻的结合，让人印象深刻。它是近期中国纪录片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现代化过程对能源与电力的需求，是三峡工程得以建立的时代动机，但是在它的背后，却是无法漠视的底层人民的苦痛。
在中国目前独立制作的影像中，历史类纪录片往往不够丰富。但是对于具有创伤性集体记忆的历史来说，严肃和认真的历史纪录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段锦川和蒋樾作为新纪录运动第一代最重要的纪录片导演，近几年致力于历史类纪录片，《暴风骤雨》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用口述史的方式表现了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及其背后的历史真相，使我们直面历史巨大的复杂性，从而开辟了多重读解历史的空间。在二○○五年的云南，还有一部很有力量的作品《盖山西和她的姐妹们》（导演班忠义），导演曾留学并工作在日本，按照导演的说法，这是“一部记述山西某农村的妇女在二战期间受日军蹂躏而顽强奋争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导演以独立身份对证人和证词的艰苦寻访和见证所体现出的历史责任感。
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并没有消失，只是和体制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和有弹性。在任何意义上，我们都不应该忽略这种纪录片的生产方式。我曾为二○○四年上海双年展推荐过“纪录片编辑室”创作的《厂长张黎明》（导演李晓），说的是一位场长想“凭良心”拯救一个国企，最后失败。这部片子具有一种黑色喜剧的性质，张厂长的性格使他具有喜剧人物的色彩，但喜剧性是以悲剧为底色的。一个好人想做一件好事，因此他的命运就和一家国企及其工人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了。但国企在今天社会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张黎明们的失败，但他还是要用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大的时代去赌，他越是不肯承认失败，失败就越是震撼人心，工厂最后消失在爆炸的烟尘之中。张黎明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义和正当的，但为什么会失败呢？这种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已经不是张黎明一个人的悲剧了。今天的上海到处是摩登的街市，充满了消费主义的光鲜，但是它的背后是工厂的倒闭和张黎明们的失败。走在马路上是看不见这些的，但纪录片能让我们看见。纪录片提醒我们，这些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无法被忽视的城市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当乡村在某种意义上还承载着乡愁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中小城市陷入了失业和由此带来的人生意义丧失的危机中，这就出现了一种对城市的新描述。与对城市底层平民生活的人道主义式的描述不同，这里是毫无希望的人群在欲望中无助地挣扎，残酷，也很冷漠，这种残酷不是物质上的，或者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世界的荒漠，是整个群体精神世界的垮掉。这类作品中有黄文海的《喧嚣的尘土》，表现的是湖南一个中小城市中芸芸众生无望的生活，他们失业，无所事事，沉溺于麻将和地下赌场，最荒诞的是全城的男男女女都在收看一个西方引进的低幼儿童节目《天线宝宝》，因为据说地下六合彩的数字是隐藏在这个节目中的。胡新宇的《男人》，三个在生活中垮掉的男人，酗酒、性饥渴，拿着猎枪整天打麻雀，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下岗工人，他们是“艺术家”。更令人震惊的作品是章明的《巫山之春》，这个片子是导演回到三峡库区自己的家乡过年，旧城已经不复存在，新城隐现在灯红酒绿的红尘之中，他记叙了自己和当年的老同学们纸醉金迷的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和性以赤裸裸的方式出现，没有任何道德的顾忌和禁忌。这些影片有一种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摄影机对人的隐私的侵犯，以及私领域和公领域的混淆和转换。由于DV机器的出现，它对私领域介入的方便，使得摄影机伦理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再一次冲击我们。这类片子的暴露、深刻以及道德的冷漠感同样触目惊心，它所引发的不安甚至恐惧，来源于它侵犯了直接的现实本身——这是我们本能地希望保护的，现实不再是平稳的大地，却成为正在持续断裂的冰面，我们赤裸裸地站在上面，无法救赎。这类作品不约而同，有它自己的理由，也是一种时代的征兆。乡村题材的繁荣和这类“去道德化”的城市题材影片的出现，两者具有一种内部的联系性，前者的肯定性因素和后者的否定性因素其实正是一种相互的对比和因果，在我看来，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内在于中国社会发展之中，它是一种历史的冲动，这个冲动成为新纪录运动的脚本。中国的摄影理论界有人认为，纪实主义在西方是过时的，所以中国的纪实摄影已经落后，我不这样认为。纪实主义作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主要美学原则，它被一大批愿意把脚踩在中国土地上的人们执著地实践着，并批判性地指向现实本身，使得现实自身的力量甚至可以逾越导演的主观意志。现实自身的客体性造就了一种神秘性，它已经无法被任何既定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理论与观念所涵盖，新纪录运动打破了各种自我循环的话语体系，它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触摸的是中国坚硬的现实。如何从内部理解中国这个巨大的复杂的客体？这正是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批判性力量所在，因为它正是和种种匿名的现实性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多元的纪录影像的时代，新纪录运动的镜头既指向别人也对准自己，既建构历史也介入现实。在种种复杂和纠缠中，中国的新纪录影像就像黑暗中的矿工，举着镐头，向着历史、时代和人的内心之矿脉纵深开掘与延伸，它带给我们的既有期待，也有痛楚——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痛楚，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
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初稿于上海；二○○六年四月五日修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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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陀《读书》2006年第10期
我原来以为八十年代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很古了，谁还有兴趣？可是，出乎我意料，不但这一两年不断有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回忆文章在报刊上出现，这些往事竟然还引起不少人的兴趣，报纸上，网上，还有很多议论，这就更想不到了。
自己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看到有那么多文字回头说八十年代，自然觉得亲切，甚至有点高兴，不过，高兴里还隐隐约约有点不安，到底不安什么？也说不大清。也许，这和我自己这样一个经验有关：无论什么事，只要过于“热火”，准出毛病。前几天，我在天涯网站（我在这个网站上还当过一年多的斑竹，所以很有感情，借这机会，我也向天涯网的朋友们问个好）的“闲闲书话”上看到了一位网友对新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一段评论，我的不安一下子明朗起来，原本隐约的不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忐忑。正好这时候《新京报》编辑刘晋锋给我来信，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报纸编辑的八十年代口述史写篇序，我想了想，同意了。《新京报》的“八十年代专题访谈”可以说是这类记忆写作中开始最早的，自二○○三年开设至今，已经坚持了差不多三年，现在集结出书，对八十年代的回顾和检讨，肯定又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我当然应该支持，另外，这也是个机会，想把自己的忐忑向读者们说说。
我想先引述一下我看到的帖子，这位网友名字叫阎广英，帖子题目是《我的八十年代，我自己的神话：关于〈八十年代访谈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我的记忆里中，八十年代就是饥饿和贫困。我们兄妹几个无数次在一个个狂风暴雨的晚上不得不都跑到父母的被窝里互相温暖着因为房屋漏雨而被冻僵的身体的时候，我自己的八十年代的记忆已经形成了。我想，在《访谈录》中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来自那个遥远贫困的被遗忘的农村；《访谈录》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们是一群沉默的大多数；《访谈录》中没有我的八十年代，因为我们是一群边缘人，没有我们的话语方式，也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空间。是的，《访谈录》中没有我们的八十年代。我们的八十年代的记忆是应该被公众所遗忘的，我们是一群基本被遗忘的、卑微的、下贱的、看似毫无生命的失语者。我们在生活边缘处的挣扎，注定被一个国度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西方化所牺牲或者遗忘。从这个角度讲，我对《访谈录》中的精英主义的话语方式感到无比的厌恶。
这帖子里还有阎广英对自己贫困的童年生活的具体描述，我想任何人读了它都会同意，和现在见到的有关八十年代的文字相比，那的确是另一个八十年代。可是，这另一个八十年代没机会，也没办法表达自己，过去被人漠视，现在又被人遗忘。
阎广英的“无比厌恶”让我想了很多。这样的反应是偶然和个别的吗？我想不是。虽然具体原因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面对一些八十年代的记忆文字，有厌恶情绪的人，或者虽然到不了厌恶的程度可是不以为然的人，一定还有，而且不少，人家不说就是了，或者，人家根本就没时间也没机会说。这引发了我另一个想法：作为一个八十年代的参与者，能不能从他们的立场看问题？我于是试着换了个眼光，重新去读这些记忆文字，结果和初读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多少体会了一些那种“厌恶”感觉是怎么产生的，那感觉大概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想起当年在车间一起干活的工友们，还有我的徒弟们——记得一九九四年，我刚回国不久，就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在那儿干过二十几年活儿的厂房里已经长满了荒草（那是一个拥有八千多工人的重型机器制造厂），不但和我一起干活的哥们儿，连我的几个徒弟也都已经“下岗”。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回工厂去看过，也不大敢和旧日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们见面，我不知道和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现在，如果他们看见我那些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会怎么想？会说什么？恐怕，即使不“无比的厌恶”，大概也会在心里想：那是你的八十年代，和我们没关系。
还有“另一个八十年代”。这给当前回忆八十年代的热闹，投下了一道浓浓的阴影，让所有参与回忆，以及对这回忆有浓厚兴趣的人都不能不冷一冷，想一想。可是，冷下来又如何？想了又如何？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有什么办法让这另一个八十年代进入记忆？有什么办法让这另一个八十年代的记忆变成文字并且进入历史？想想这些，我不禁黯然，变得十分悲观。我想，这本口述史的读者此刻（有耐心把这篇文字读到以上几行的人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和我感觉也差不多，怕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多半也会有些黯然。
不过，总不能什么也不干。
至少，大家（这大家都包括谁？说实话，我也不大清楚，可总得有一个“大家”吧？）再往下做八十年代回忆的时候，有些事情可以多注意一点。比如，编辑部、出版社在找人写八十年代回忆文字的时候，不一定全找那些“成功人士”（这是从王晓明的研究里生发出的一个批评概念，有它特定的含义，这里是“挪用”一下），也不一定要找今天在媒体上总有机会抛头露脸的成名人士（这是我受王晓明启发，自己新杜撰的一个概念。如果读者觉得这概念的意思不够清楚，我可以举一个这种“成名人士”的例子：余秋雨）。我明白，这么做有一定困难，因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找成功人士做访谈、采访、口述，成了一时风气，广受欢迎，不但有卖点，有市场，而且形成一种以成功人士的自述和怀旧为主题的写作形式，形成一种很特殊的文类。这文类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所谓“非虚构作品”的主要成分，其影响可以说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看样子，中国的图书市场难免也得走上这条路。但是，我认为对八十年代的回忆有点特殊，它应该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检讨，而不是伤感，或是光荣的怀旧，所以，如果也被纳入“成功人士自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