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罪行是不够 的，还必须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编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 除了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地灌输中央的精神并垄断全国的舆论宣传阵 地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被告在法庭上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不管他们 的罪行是如何地出人意外，骇人听闻和难以想象，只要被告本人公开认罪， 它自然就会给人一种可信的印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内务部在每个被告被 迫认罪和交待了自己的 “罪行”后，按照他们的罪行和在阴谋集团中的地位， 让他们进行了出庭预演或者说出庭彩排，即让每个被告先在内务部侦查员的 办公室里按最后定稿的供词，排练一下。被告们被反复灌输下述思想，他们 曾经是党员和国家的干部，要得到组织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就应该根据党的 事业的需要，通过 “自我揭露”帮助党与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与国 内外敌人的阴谋进行斗争。经过反复的排练，许多被告最终进入了角色，达 到了 “剧本”创作者的要求。公开审判前，拉狄克给妻子的一封信说明了这 一点。拉狄克写这封信的时候当然知道它要受到侦查员的检查，当然也不排 除信件本身就有侦查员的意图寓于其中。不管怎么说，拉狄克说，他将被迫 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招供，供认一些 “出人意外的”和“难以容忍”的罪行， 而且他相当明白地暗示妻子，要她理解这些罪行的真正价值。为此，他使用 了知情人不难理解的隐语，明确地揭示了预审的虚伪性。信的内容如下： “1937年 1月20 日 最近将要举行对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组织中心的审判。为了使法庭上 将要出现的事情不致使您感到太突然，我已请求与您见上一面。您要听完我 能告诉您的事情，并且不要向我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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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承认我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参加了它的恐怖活动，知道它的破坏活 动，知道托洛茨基与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联系。对此，我将在法庭上予以确认。 有一点是不必给你说的，即这样的供认不可能是通过暴力还是通过许诺从我 这里搞到的。你知道，我不用这种供认换取生命。 我 （此处空白），这就是说，这是事实。如果你无法忍受这一事实，那 么你就把我当成你过去看到的那个样子好了，但是你没有任何根据和权利对 法庭认定的事实，提出哪怕一个疑问。 当你认真地思考一下法庭上将要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揭露罪行中的国际 部分，你就会理解，我没有任何权力向世界隐瞒这一事实。不管审判的结果 如何，你必须活下去。如果我会活着的话，你要帮助我。如果我不在人世了， 你要为国家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有一点你要记住，无论如何，我任何时候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是如此地与无产阶级事业联系在一起。” （35） “平行中心”领导人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该中心存在的前提。作为“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领导成员，拉狄克自然应该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 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交代说，他先后收到托洛茨基5 封信，其中两封信是 1932 —1933 年他在日内瓦和莫斯科的时候，由苏联记者 B ·罗姆转给他的，3 封 信是藏在精装的书皮内，由伦敦寄来的。在信中，托洛茨基说苏联在未来的 战争中必败，他们的集团要夺取政权，必须向德国和日本作出经济上的让步 并割让领土，还必须加强破坏活动。拉狄克说，他没有让任何人看到这些信 件，他本人读过这些信后立即将其烧掉。至于信的内容，他则向 “平行中心” 的其他成员作了口头传达。他还交代说，他给托洛茨基写了几封信，内容主 要是介绍国内情况。 穆拉洛夫交待，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是通过斯米尔诺夫。1931年，斯米 尔诺夫向他介绍了自己与谢多夫柏林会见的情况和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 动的指示，要求穆拉洛夫恢复西伯利亚托洛茨基中心。 很明显，拉狄克、穆拉洛夫的口供缺乏基本的可信性。拉狄克收到托洛 茨基的指示性的信件后，甚至未给 “中心”的最主要领导成员看，这不符合 秘密组织活动的常理。这不是在假传 “圣旨”吗？而且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等 当时受中央信任和重视，根本不为内务部门所怀疑，雅哥达见了拉狄克甚至 还礼让三分。在这样的时候，拉狄克根本不会害怕也用不着担心，给二三个 人看看信件会有什么危险。罗姆本人被立案审查，于 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 他充当了托洛茨基和 “平行中心”成员包括拉狄克的联络员。80 年代，罗姆 的案件经调查认定无犯罪因素后被否决。他在受审时作出的关于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言自然是不能成立的。至于穆拉格夫，他则挑选了一 个已被处决的人作为向他传达指示的人。穆拉洛夫这样做是很聪明的：既交 待了罪行，又不牵连活着的人，口供死无对征，让人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 如果法庭依法办案，很容易确定穆拉洛夫的供词是否属实，因为 “托—季联 合中心”的被告斯米尔诺夫生前根本没有关于他向穆拉洛夫传达指示的供 词。雅·蔡德曼在受审时对穆拉洛夫关于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供词作了旁证。 后来，他在1937年3 月7 日的法庭上否定了自己的供词，明确表示他的供词 是在侦查员的压力下编造的。 此外，还有两个人可以作为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人，即托 洛茨基本人和谢多夫。但他们远在国外，苏联的内务部无法使用自己的一套 办法使他们就范。其实，苏联的内务部对他们与国内联系的状况是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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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法办事，根本用不着对 “平行中心”的被告滥施刑罚。1929年，托洛 茨基离境流亡西方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严密监视。托洛茨基和儿子谢 多夫的活动、会见和联系都受到监视。内务部对他们的通讯联络的情况尤其 与国内联络和通讯情况，是相当熟悉的。但是，有关他们与 “平行中心”的 成员的任何联系，包括会面，通讯以及其他形式的联络，内务部门却一无所 获，也就是说，内务部根本没有证明托洛茨基与 “平行中心”联系的证据。 皮达可夫在人质压力和劝说下最初作出的关于他与托洛茨基的联系的供 词大意是：1935 年 12 月，他利用出差柏林之机，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写 了封信，请托洛茨基下达有关从经济上援助苏联国内阴谋组织的指示。托洛 茨基回信说，已同德国纳粹政府达成协议，德国将进攻苏联并帮助托洛茨基 回国夺权；托洛茨基掌权后将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并在经济上给予德国优 惠的地位。信中还指示皮达可夫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加紧开展工业部门的破坏 活动，以履行协议上承担的义务等。 皮达可夫的供词上交后，经研究讨论，决定将他与托洛茨基的通信联系 换成直接见面。故事经过这样的修改后，当然会变得更生动、具体，更具有 说服力。于是皮达可夫要直接去挪威会见托洛茨基。内务部的头目和负责皮 达可夫侦讯工作的人员只好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开始了对皮达可夫的又一 轮审讯。经过各种手段的启发和诱导，皮达可夫终于作出了一个基本令人满 意的交代，和内务部侦讯人员一起，编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皮达可夫交代说，1931—1932年，他利用几次去柏林出差的机会，曾三 次会见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会见是由斯米尔诺夫安排的。在会见时，谢 多夫转达了托洛茨基的口头指示，要他恢复反对派的活动。1931年底，舍斯 托夫从柏林回国后，将谢多夫交给他的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转交给皮达可夫。 托洛茨基在信中要求皮达可夫将所有反斯大林的势力联合起来，排除斯大林 及其助手，采取对抗苏联党和政府的措施。1935 年 12 月，皮达可夫再次出 差柏林时，拿着伪造的德国护照，秘密乘飞机抵达挪威的首府奥斯陆，与侨 居挪威的托洛茨基举行了秘密会晤，面商了借助德军夺取苏联政权和推翻斯 大林的计划。为了接受 “布利斯托里饭店”的教训，供词中避免了多余的具 体情节，使这次行动看起来是一次确实存在的诡秘行动。当我们了解到供词 的制作过程后，对于它的虚假性已无须进行分析了，况且也无须我们多劳， 因为审判的组织者做了最好的自我揭露。像制作布利斯托里饭店丑闻一样， 这次他们又造出了一个 “奥斯陆之行”的丑闻。关于这一丑闻，读者在下一 章就会看到。 “平行中心”的一项重要罪行是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这是审判的组 织者根据 “平行中心”成员的特色所设计的罪名。“托—季反革命集团”的 主要人物被捕前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或者从事一般的文化工作 等，他们没有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因此，他们可以被加上进行 阴谋恐怖活动的罪名，但无法把他们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联系起来。 “平行中心”的成员则不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担任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建 设部门的领导工作。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特色，那么完全可以把当时加速实现 工业化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强加到他们身上。而这 样的问题，比如矿山爆炸事故、工程事故、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牲畜倒毙 等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而出现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于是，破坏经济建 设成为 “平行中心”的一项主要罪行，也是“平行中心”案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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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真正的政治集团都不会把刑事破坏活动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如果 一个政治集团以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它是决不会把本集团的大 量精力花费在诸如往矿井里埋炸药、往饲料中投毒这样的破坏活动上去的。 另外，一个反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组织也是不可能通过经济破坏活动达到自己 的政治目的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政治阴谋组织一般竭力避免因具体的破坏 行动而暴露自己。但是，苏联公开审判的组织者根本不理会这个常理，他们 硬是要把属于刑事犯罪集团的活动强加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身 上，以为这样做，再加上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就可以把谬误变成真理，把谎 言变成事实，把 “平行中心”的人打成十恶不赦的人，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 舆论。 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公开审判的组织者制造出了前面所说的三个 政治破坏集团。让我们举例说明它们的炮制过程。 在西伯利亚有一个距莫斯科三千多公里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里安置了 一些恢复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工 人们凭着革命的觉悟和良心忘我地工作着。当地领导由于生产任务重和资金 缺乏，对生产的安全注意不够，重大事故时常发生。1936年 9 月 23 日，正 当内务部需要重大破坏案件以便将它们与阴谋集团联系起来时，库兹巴斯的 卡麦罗沃矿的中心矿井发生爆炸。矿长诺斯科夫和几个下属干部立即被捕。9 月30 日逮捕了诺斯科夫的上司诺尔金。诺尔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与在该 地区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德罗布尼斯的关系，而后者又与托洛茨基反 对派重要成员穆拉洛夫有联系。最后，内务部将他们与皮达可夫联系起来。 内务部经过对一干人犯以重压和讹诈为手段的 “加工”和“培养”，制造出 西西伯利亚的 “托洛茨基的巢穴”，并把这个案件加以渲染，招摇过市地公 诸于世。1936年 11月 19 日至22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新西伯利亚市召 开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审判会，审判会由乌尔里赫主持。诺斯科夫等人其中包 括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受到审讯，其主要罪行是与德国情报机构相勾结和 在库兹巴斯进行破坏活动。中心矿爆炸使 10人死亡，14人重伤。法庭判处9 名工程技术干部死刑。起初，这一案件的被告中有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 斯特罗伊洛夫，但在结束侦讯以前他们被安排为另案处理，他们本人被安排 为这次审判的证人。后来事情明白了，原来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 伊洛夫列入了 “平行中心”的被告之中，而整个卡麦罗沃一案案犯的罪行也 都算到了 “平行中心”的帐上。 与以往的案件的审判不同，这次除了犯人的口供还有物证，即罪犯似乎 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在法庭宣布的所址的地下室里确实有一个印刷所。 不过它是由犯人在内务部的安排下在案发后布置的，完全是伪证。而罪犯们 散发成千上万张传单的罪行更是凭空捏造，因为卡麦罗沃的居民根本没捡到 过什么传单，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事件。唯一没有被判 处死刑的被告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后来蹲了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说他在卡 麦罗沃的供词完全是假供，内务部当时利用他私生活中的隐私对他进行了讹 诈。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克拉夫琴科写了 《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在书中说， 1939年他被委任为卡麦罗沃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人。那时， “破坏分子”虽 然被枪毙了，但重大事故仍然继续发生。另外，在事故发生前，被处决的人 就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对事实提出了预警。事实证明，卡麦罗沃爆炸完 全是因为安全设施缺乏所致，卡麦罗沃政治破坏案完全是内务部一手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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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案。 在调查卡麦罗沃中心矿事件的同时，内务部还收罗了卡麦罗沃各个企业 的重大事故材料，邻近的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矿井火灾事故材料 （这样的火 灾在 1935年底以前就发生了60 次）。所有这些材料被加工后，都被算作“平 行中心”的破坏活动。一贯伙同内务部制造冤案假案，至少可以称为助纣为 虐者的维辛斯基；在罗织 “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罪方面不甘落后。1936年 11 月 29 日，维辛斯基向全国各检察机构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它们在一个 月内整理一下涉及放火、制造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