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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属和朋友施加了压力。他的妻子已经听到过许多有关“托—季联合中心” 案被告的子女 “失踪”的传闻。内务部有意利用了这一点，使他的妻子整天 为自己 10岁的儿子的生命担扰。为了保住孩子，她违心地答应诬告自己的丈 夫。皮达可夫的秘书莫斯卡列夫爱戴自己的领导，两个人心心相印，非常要 好，甚至皮达可夫的妻子都嫉妒他们的友谊。于是，莫斯卡列夫及其妻子女 儿也被用来作为人质。莫斯卡列夫5 年前来到皮达可夫的办公室时还是一个 纯朴的农村青年，多年的耳濡目染使他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他知道， 皮达可夫一旦被捕，其命运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如果他不屈服，也会得到同 样的下场。为了挽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同意在诬陷皮达可夫的材料上签 字。但他坚持签字以前见一见他熟悉的阿格拉诺夫。他向后者声明，他决定 遵守党的纪律，对皮达可夫进行揭发，但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 在刑讯、人质的强大压力下，皮达可夫听信了他的朋友和领导奥尔忠尼 启则的劝说。可以说，他和奥尔忠尼启则两个诚实的人都受到斯大林的欺骗 和愚弄。 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非常欣赏和钦佩皮达可夫忠 心耿耿为国献身的精神和非凡的才能。尽管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使工业建设 失去许多珍贵的专家，尽管某些政治行政管理人员无知并且对前反对派成员 傲慢轻蔑，有赖于皮达可夫的忘我工作及其与奥尔忠尼启则的通力合作，重 工业部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包括经济体制带来的困难，成功地建立起国家的工 业基础。1936年 10月 28 日，当奥尔忠尼启则庆祝他的50 寿辰时，亲人、 战友和同事纷纷前来祝贺，报刊上刊载了各个方面的贺电和贺词。但使他感 到十分懊丧的是，他最希望到来的皮达可夫却呆在监狱里。 皮达可夫刚刚被捕时，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曾当着奥尔忠尼启则的面，迫 不及待地对皮达可夫进行诋毁。奥尔忠尼启则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 “向一 个不在这里而无法自我辩护的人进行攻击是容易的事。您等着看吧，尤里 ·列 昂尼多维奇将会回来。” （29）奥尔忠尼启则凭着自己的影响和地位，尤其 是他和斯大林的朋友同乡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以拯救皮达可夫。他曾几次 到监狱探望皮达可夫。一次，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恰好不在，副人民委员阿 格拉诺夫不敢回绝他的要求，就让人把皮达可夫从监狱里押来了。他还像老 朋友一样要拥抱皮达可夫，被后者用手挡开了。他情绪激动： “尤里，我是 作为朋友来看望你的。为了你，我一直在斗争，而且决不停止这种斗争。我 对他讲过你的事” （30）他请阿格拉诺夫出去，单独与皮达可夫进行了谈 话。过了几天，又来看望一次，做了单独谈话。很显然，奥尔忠尼启则传达 了斯大林的意思，传达了斯大林也向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等人作出的许 诺。至少奥尔忠尼启则相信他自己的作用和他对斯大林的影响。皮达可夫素 来了解和尊重奥尔忠尼启则正直的人品，他肯定认为经过奥尔忠尼启则努 力，他绝对不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也会被免于起诉。就是 在刑讯、人质威胁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下，皮达可夫做出了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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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又一桩假案 经过内务部几个月的努力，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及其罪行制作成 功。 “中心”的领导人是皮达可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和索科利尼科 夫。其中，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的罪行较之其他二人要轻一些。罪行分三 大方面：间谍活动、恐怖活动、破坏活动。皮达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组织 和领导了三个主要的破坏集团：以利夫希茨为首的铁路破坏集团；位于新西 伯利亚的 “西西伯利亚托洛茨基反苏中心”，该中心由穆拉格夫、博古斯拉 夫斯基和德罗布尼斯组成，他们领导这一地区的各种各样的工业破坏分子； 直接由皮达可夫领导的化学工业破坏集团。各个破坏集团的破坏活动与他们 的恐怖、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比如，铁路破坏分子克尼亚泽夫是个日本间 谍，西伯利亚矿山的破坏分子还试图谋害中央领导人，因为后者曾视察过西 伯利亚的某些工业区。 在拼凑 “平行中心”和罗织该中心罪状基础上编写的公诉书，不同于对 托—季联合中心的公诉书。对托—季中心的公诉书的中心内容是恐怖活动 罪，被告们没有什么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他们的目的就是排除斯大林等领 导人，夺取政权，手段就是暗杀。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进行的活动可以理解 为争权夺利的报复行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无关，因此消灭他们的 斗争不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拥护。对领导审判的人来讲，这样的效 果是不理想的。所以，第一次公开审判后，报刊便宣传说，季诺维也夫实际 上是有政治纲领的，那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不过，他们竭力掩盖自己 的纲领罢了。1937年3 月3 日，斯大林在联共 （布）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 “在1936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有什 么纲领。当时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审判案中陈述自己的政纲，但是他们没有这 样做，他们声明他们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否认他们有政纲， 纯粹是扯谎。现在连瞎子都看得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但是，为什么 他们要否认他们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的真实的政治面目， 他们害怕宣布自己的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受 到工人阶级的唾弃。” （31） 审判的组织者总结了上次审判的经验，他们在对 “平行中心”的公诉书 中强调了反革命集团的纲领。公诉书说， “平行中心”企图推翻苏联的工业 化和农业集体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恐怖活动、间 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则是实现这一政纲的手段和途径。 公诉书像对 “托—季联合中心”的公诉书一样，毫无根据地认定“平行 中心”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恐怖小组，它们遍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 罗斯托大、索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1934年， “平行中心”的阴谋分子试 图采用制造车祸的手段，在普罗科皮耶夫斯克谋害莫洛托夫。当然，他们还 企图谋害斯大林等党的领导人。同时，公诉书还用大量的篇幅列举了 “平行 中心”的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把他们的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描 写成相辅相成的手段。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寄希望于德国和日本的支持。 为此，他们曾许诺割让苏联领土给德国，让德国资本侵入苏联，如果苏联与 德国交战，则在前线和工业方面进行破坏以配合德国的进攻。与德国法西斯 的勾结是由托洛茨基与鲁道夫·格斯的会谈商定的。托洛茨基似乎将他的意 见转达给了皮达可夫，并且似乎给拉狄克写信说，只有苏联在战争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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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问题才会最现实地提到他们的面前。因此他们应当对此进行积极的准 备。他们还为日本情报机构战时在苏联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提供条件，把急 性传染的细菌投入部队集结地的食物中，投入部队的食品供应地和卫生处理 中心。他们还在工业、交通等方面制造重大的和恶性的事故。莫洛托夫在联 共 （布）中央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上作了题为 《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 茨基的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的报告。他的报告特别强调 了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在 “平行中心”罪行中的地位。他说： “许多年来，由破坏和捣乱分子组成的集团，盘踞在我国工业的战斗领 域，一个月又一个月地，从事着自己的罪恶事业。他们目无法纪，越来越肆 无忌惮。而且，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罪恶行动仅仅是个准备，较之于将来的 对于我国更大更危险的打击来说，这些罪恶活动仅仅是一个突破。按照托洛 茨基、皮达可夫所规定的任务，他们在营垒中的破坏捣乱分子和间谍，是准 备在战争爆发时实施其主要打击的 “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盘踞着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他原来是一个破 坏分子。而且大家知道，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捣乱分子利夫希茨也曾 担任副人民委员的职务。在木材工业人民委员部里的破坏分子索科利尼科夫 也曾经是副人民委员，而大家知道，在此之前这个间谍曾是外交人民委员部 的副人民委员前公路、土路和汽车运输中央管理局局长谢列布里亚科夫，原 来也是个破坏分子 昨天立场动摇的共产党人的动摇，已经转变为破坏、 捣乱行动和间谍活动，与法西斯相勾结，为法西斯效劳。我们应该以打击还 击打击，将这些法西斯营垒的突击手和间谍予以粉碎，不管他们在我们前进 道路上的何处出现。” （32） 这就是公诉书和中央领导人所描述的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可谓 是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罪行越是严重，越是耸人听 闻，其可信度就越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罪行虽然也不怎么可信， 但其中确是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加上当局的大肆宣传和渲染，确实能蒙蔽 和欺骗一些人，起码基洛夫被害是确有其事。基洛夫事件的真相被掩盖起来 而假相被大肆宣传后，人们不了解这一谋杀案的内幕和真情，轻信了法律机 关和中央的说法。暗杀斯大林的阴谋也有一定的可信性，因为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等人确实曾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受到过斯 大林的无情打击，他们企图进行报复也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公开审判中公开 杜撰、伪造和牵强附会的说法，则被官方解释为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而且这 种情况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了解的。即使传出一些消息，也被强大的公开宣 传所淹没，或者被作为谣言而受到禁止。但是， “平心中心”一案的许多罪 名就令人疑窦丛生。最令人怀疑的，就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这些反对资本剥 削的革命家，居然会心甘情愿地充当德、日法西斯的间谍；另外，作为政治 家，他们居然会以爆炸矿井和下毒等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分析一下 “平行中心”的形成，被告的供词和公诉书，就不难发现，“平 行中心”案完全是一个假案。 开始，当皮达可夫、拉狄克、穆拉洛夫等被捕时，并没有所谓 “反苏托 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件的存在，也没有 “平行中心”这种说法。当时的逮捕 和侦讯工作只是按照斯大林关于揭露和镇压托洛茨基集团的指示进行的。对 主要被捕者的侦讯工作是单独进行的。后来，当准备公开审判时，被告之间 的个人关系和工作业务关系才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中心”的间谍活动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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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更是 如此。过去几年工业和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大量事故和挫折，被有意地编制成 阴谋集团的系统的破坏活动。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案件的人为性质，即直到公开审判开始前才最后确定 被告的组成。审判的组织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任意改换被告，他们甚至不尊重 内务部用刑具和欺骗制造出的假供。公诉书曾前后两次易稿。按照第一稿， 被指控的被告共 16人，其中有C ·奇列诺夫，他当时是一名教授，担任外贸 人民委员部的总顾问，但这一稿中没有利夫希茨和图罗克。第二稿中被指控 的共17人，加上了利夫希茨。最后的第三稿中也是 17人，但奇列诺夫换成 了图罗克。 公诉书的每一稿都曾呈交斯大林审阅。然后按照他的指示进行修改。比 如，1937年 1月7 日，叶若夫和维辛斯基将第二稿呈报斯大林时，在附信中 是这样说的： “现将遵奉您的指示修改过的关于皮达可夫、索科利尼科夫、 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公诉书呈上 ”（33）公诉书的第二稿经斯大林的亲自修改， 被告奇列诺夫被换成了图罗克。 在维辛斯基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他与斯大林谈话时做的笔记。有的谈话 涉及所谓 “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审判的准备工作。在谈话中，斯大林对 被告们作了具体的评价，把他们称作似乎是一生都在反对列宁的人。斯大林 还强调说，他们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马蒙托夫还要堕落，他们是一帮罪犯。 按照维辛斯基的笔记，当谈话涉及对被告图罗克和克尼亚泽夫的审讯方式 时，斯大林指示说： “不要让他们多谈车祸。嘘他们。他们制造了多少列车 颠覆事件，不要让他们多唠叨。” （34） 为了保证公开审判的成功，仅仅编制反革命阴谋集团及其罪行是不够 的，还必须使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他们编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