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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着出了医院大门，突然感到不对劲，我再想着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先是那奇怪的电梯，还有那些奇怪的科室，好象没有什么病人就医，然后是她们怎么不问就知道我的姓名和年龄的？第一次拿到的药，怎么那么象毒老鼠的灭鼠灵？还有，我记得这里只有一家大的医药市，怎么会有医院呢？还有那天桥，不是一年前为了修地铁就拆了吗？怎么一夜之间又恢复了？最另我意外的是，我终于想起那些医院的护士、医生以及病人，他们都没有五官！而那些我单位的退休女职工早已经死去多年了，也许是我没留意，也许是……天哪，我进了什么地方？不行，我得回去看个究竟！表姑几年前就到区县搞课题去了，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我想返回去，但被人叫住了，是父亲，他问我：“一大早你干什么去？”，我回答：“药没了。”，他埋怨我：“你不是前几天让我检查身体时帮你开吗？怎么自己又来了？”，我只好回答：“实在睡不着，先开点阿普唑仑应应急。”，父亲告诉我：“我去检查身体，帮你开好带回去，你先回家。”，我往回走，决定回去先服两片阿普唑仑睡一觉。正在这时，马路对面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那里，有人向我招手，好象是熟人，我过去，上到车上，看着面熟，奇怪，是那位女大夫！她仍在说着：“我给你换、换、换……”，声音越来越大，我直视过去，的确看不到她的脸，她的声音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声音一直延续到我醒来，是楼下哪一家在装修砸地板的声音，我感到胸闷，血压不正常，内心从未有过的烦躁，我真想下去和他理论，好容易下了场雨凉下来了，他却要破坏大家的早觉，但这个城市天天被笼罩在各种噪音中，况且是白天，我能和人家说什么呢？这时，父亲回来了，他把我要的药给我，是帕罗西汀和阿普唑仑，这回我彻底清醒了，刚才那个梦，是因为我突然断药所引起的。我服下了阿普唑仑，不久，便睡着了，那个奇怪的医院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楼下依旧在装修着，修建地铁的隆隆声也在继续着。
今年春天，我因头痛，便到就近的一家医院去开些安定，此类药已经被国家卫生部规定为精神类限开药，控制很严，这是对患者的负责。进了这家医院，我挂了神经内科，在二楼，迈步上去，眼前的一切使我感动吃惊：怎么和去年的那个梦里的场景完全一样？我试着按梦里的记忆去找，果然找到了神经内科，遇到的也是一位6o多岁的女大夫，她的态度非常好，一下把我带回到儿时看病的记忆当中，那种认真、耐心、和蔼，顿时使我的头痛减轻了一半，她给我开了少量的阿普唑仑片，并不断嘱咐着：“尽量少用，会有药物依赖的，对肝脏和肾脏伤害很大。”，我虽头痛着，但却带着非常好的心情离开医院，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往车站走，和它紧挨着的是一家天主堂，这座天主堂整天大门紧闭，虽然看上去很华丽气派，但让人望而却步，《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一再强调不能拜偶像，可据我所知，它里面布满了雕像，中间是圣母玛利亚，可玛利亚在怀耶稣时曾对伊丽莎白说：“我心尊主为大。”，看来，天主堂不是随便能进的，倒是基督堂每周日里外挤满了男女老少，充满了欢笑声，见到的只有十字架，这倒和《圣经》上要求的相符合。
我努力想着自己的特殊梦境和刚刚生的事，我并不迷信，所以要找到真正的原因，终于，我想起了近四十年前上小学时我遇到过一次意外，我的鼻梁骨被院子里邻居砍柴脱落的斧子头砍断了，那时，我是被邻居家大哥紧抱着，叫的人力三轮送到的就是这家医院，那天，是一位来办退休的女大夫给我做的手术，她似乎对医院非常眷恋：“没想到要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天，今天可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手术，这孩子可真悬，差一毫米就到视线了。”也就是说我差一点失明，她高的技术，完全复原了我挺直的希腊派鼻子，故此，我对此事今生难忘。，我现在就诊的神经内科，就是当年的外科手术室，我曾在这里被救过！这就不奇怪了，但梦境把它移植到了南边更大的一条街上。父亲怎么会和梦里安排的一样给我送药呢？梦里的医院是什么地方呢？难道是地狱？可它在上升，地狱应该是向下……这件事我不能再往下想，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特殊现象吧，通常讲叫做预感，因为此类事情经常在我身上生，但我只能认为是巧合，因为我相信科学，我曾为此做过脑电图，结果很正常，所以，在我梦境中出现的事不久会生我只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巧合。我绝不迷信，也不容许别人把我纳入迷信的行列，否则，我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了。没有科学的考察和分析，能预知未来，那纯粹是无稽之谈！如果我有预感能力，我就不会被人欺骗、伤害并患上倒霉的抑郁症，正如那些算卦占卜的，他们如果能预知未来，早就把自己算成富翁了，何必到街头以术数行乞呢？但有一点我不能不为自己开脱：我不能为自己梦后的种种事物巧合负任何责任，我更无法阻止自己做梦。
（于西安市中心家中盛顺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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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二十三、政治魔鬼邀我入伙
二十三、政治魔鬼邀我入伙
我们对有些人和事的同情是出于无奈，因为，在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中被特殊的意识所挟持，实际上一种对自由的禁锢，锁链和锁链相互缠绕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而思想的桎梏却是来自一种意识对另一种意识的侵犯，比如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斗争，那便是剥夺人思想自由的一个较为长期的束缚期，一类人对一些人主观地下着定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等，这些被定义的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被打倒了；而那些给人下定义的人的思想却被一种意识牢笼了，他们不让别人思想，而他们自己却按另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机械地思想，换言之他们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我的母校，我最后接受课本知识的地方，也曾是我生长过的地方，当我三岁的时候，父亲挨整下放到干校，我被送到了舅舅家，在这所停了课的大学里生活了两年。
那时，学校属于半瘫痪状态，有的只是工农兵学员和亚非拉社会主义亲善国的留学生，越南的留学生特别多，那些戴着斗笠的皮肤黝黑的越南人，无论什么季节脚上都穿着呱嗒板，尤其是到了冬天很滑稽，头上戴斗笠，脚下呱嗒板，身上穿棉袍，他们总找我们这些说普通话的孩子，夏天拿釉子逗我们说话：“小绷（朋）有，里（你）好！”，我总是挥挥手：“你好！”，他们穷追着：“请再说？”，我便不断地重复着，直到他们把釉子硬塞在我怀里，但到了家，舅舅便教训到：“怎么能随便要人家外国人的东西呢？”，我解释着：“我教他们普通话，他们硬给的。”，舅舅换了口气：“哦，是换的，那就多教他们，但最好别接受东西。”，舅舅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却是个很懂礼数的人。想起8o年代初的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无法和我所见到的越南人联系到一起，也许战争中的他们才体现出他们真实的本质，我记得有一句话：帝国主义，你不打，他不倒。我们帮助越南打走了美国佬，可长期被法国佬奴役的高棉人又反过来打我们，中国用精良的大米和无偿的劳工支援了他们，他们反过来对我们挑衅，实际上我们演了一出现代的《东郭先生和狼》。
那时，我们学校最出名的不是现在的考古系，而是被称作“红楼”的政治系，现在叫哲学系。红楼的大概含义便是又红有专，主要内容是马列研究，爸爸曾在那里给大学学员讲过政治经济学，现在叫科学社会主义。那是第二年的夏天，我在楼道里等爸爸下课，满耳朵都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相对论、科学与实践、矛盾论、相对论等等，不久，下课了，那个教授模样的被管教分子悄悄到爸爸跟前：“盛老师，不敢再讲黑格尔了，当心说你右倾？”，爸爸笑了：“**也看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来源便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的老师，更是**的老师，这有什么？我们头顶的白天，晚上美国人也用来照亮，难道要用红布遮住？可笑！”，那位教授说：“那些红卫兵一听到外国名字，便认为是修正主义。”，爸爸很无奈：“真是无知！列宁、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外国人吗？”。这给我幼小的头脑中种下了一个探究事物根源的种子，当我上小学时，看到《列宁哲学笔记》时，曾记住了许多俄国（那时叫苏联）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万尼奇、伊万。伊万诺夫那，列宁的夫人叫那康克鲁普斯卡娅……这些来自红色政权国家的名字，都是外国人的代表符号，可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外国人都打上特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等烙印，实际是因为他们的无知，直到现在，仍有人在怀念那个疯狂的“主义”时代，我们曾用了几十年在探讨主义，在给各种意识形态下定义，而人家一直在搞经济建设，结果是我们的主义被否定，而我们的经济落后了人家一大截，试问：主义能当饭吃吗？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初级阶段是较为客观的，而他更为正确地更正人们要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国民经济建设上，这却恰恰印证了毛、泽东的话：落后就要挨打。
我被爸爸送到了舅舅家，然后，他便又回到干校去了。正因为爸爸在红楼里讲过课，我便特别喜欢到它前面的广场上玩，广场的正中心是一个三层台阶，每一层都开阔有观礼台，最中央也就是最上上面是**全身塑像，老人家每天早上都要接受红卫兵们的忠字舞敬拜，风吹雨淋的，很是辛苦，但到了傍晚红卫兵们还不让**消停，他们要在广场上练习打腰鼓，到了哪条最高指示表了，这里更是锣鼓宣天，口号声声震耳欲聋。**身后的校礼堂里还要进行专题演出，那是个疯狂的时代，也是个完全的中国式革命时代，不管你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政治运动的浪潮什么时候都使人们充满革命斗志。可是和谁斗呢？与天斗，天要下雨无法制止；与地斗，地震来了都得逃生；与人都，两败俱伤。在各种斗争中仿佛有什么乐趣，但其实质精神空虚的泄和对贫穷导致的疯狂，问什么现在会出那么多贪官污吏？也有主义在他们头上戴着：拜金主义。《圣经》上说，拜金钱就和拜偶像一样。两者的结果都是丧失正常的良知。
在没有政治学习的时候，即使是白天，红楼里也是静悄悄的，孩子们没人敢进去，我问表弟：“为什么不到这里去玩玩？”，表弟胆怯地告诉我：“红楼里死过许多人！”，我问：“难道现在死人还在里面吗？”，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反正挺害怕的！”，对于别人的胆怯，我是不能抱怨和轻视的，只因为我天生好奇，没有怕的概念，这也许是无与别的孩子稍有区别的地方，也是舅舅最担心的一点。那时，我舅舅家与教学区一墙之搁，即校工家属区和教学区由一堵墙隔开，两边尽头是大缺口，能通过两辆卡车，我们白天到教学区去玩，傍晚回来吃饭，晚上一般不去教学区，真要去也没人拦着，要是有露天电影，那可是例外，人山人海，连校外的人都翻墙进来了，如果有电影，我总是催着外婆快点，她的三寸金莲没法快，我们总是到的较晚，后来，我不再催她了，拿了一面较大的镜子，和外婆、表弟到银幕后面对着镜子看，依然是正的，舅舅夸我聪明，舅妈却说：“鬼点子多的象筛子！”。
我准备这夜去红楼，路上遇见了姨妈家的大表哥：“天黑了，不许到那边！红卫兵正打架呢。”，我答应着，装着往回走，等他彻底消失在路灯后面时，我便又从冬青丛中钻了出来，我不是去看打架，而是去看红楼里晚上是什么样。
我绕到了红楼的后面，其实也是我家的后方，中间隔着一道墙，那几棵高大的红桦树比白天威严，微弱的路灯从远方透射过来，使它有奇特的油画效果，我在冬青丛里穿梭着，不久便来到了广场上，有许多人在下凉，老人们坐在**像下煽着扇子，说着闲话，红卫兵不辞辛劳地在排演着忠字舞……一切都很安详，偶尔有几个越南学员和朝鲜学员从广场上经过，他们都要对**像鞠躬后才过去，我独自坐在花园外的路台上，无聊地看着这一切，等待着天再黑些，等待着人们都离去，因为，我的真正目的是到红楼里去看个究竟，确切讲是核实表弟说的那些死人们。夏夜的微风吹过来，花园里荡漾起阵阵月季的淡淡的甜丝丝的清香，和着松枝散的特殊气息，还有浓浓的玫瑰的芬芳，许多种植物混合在一起，我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夏夜真迷人！我生在夏季，也热爱夏季，更热爱夏季的夜晚。
我坐在红楼的台阶上很久，直到确定广场上最后一个人离去，我便悄悄溜进了令我遐想的红楼，里面黑漆漆的，得借着外面的路灯穿透两倒玻璃窗的映射，眼睛逐渐才适应了环境。我从西向东走，楼道两旁的每一个门都被我推过，是上了锁的，只有最后一间房门，下面有巨大的缝隙，好象是很久没开过，因为我在上面的锁上抓了一把锈，我像小猫一样挤了进去，里面有白花花的纸张的反光，更有广场上路灯的借光，我在里面踉跄地摸索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触到了哪里，有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