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 第7部分

运输机能

十九世纪末，当全世界文明国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东方大国却堂堂登场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愚昧观念严重制约了清国铁路的发展。1881年11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通车运行；1887年，唐胥铁路延长35公里至芦台；1888年，唐胥铁路延长130公里，展筑至天津，更名“津唐铁路”；1894年，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清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作为运兵工具。而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1662—1722）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疆域，用于交通的工具、设施、动力、管理技术，比前朝在量上有所增加，质上没有大的跃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清朝对全国道路布局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清国的道路有“官马大路”、“大路”、“小路”之分。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向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大路从省城通往地方主要城市；小路则连接各地主要城市与边远市镇。“官马大路”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分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总驿站设在京城东华门外的皇华驿。其中的干线通往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是清日战争中最重要的道路系统。此路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一支延伸到雅克萨、庙屯与俄国接壤；另一支通往朝鲜半岛。隶属官马北路网的还有呼伦、恰克图干线，这一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打击蒙古叛乱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20节：兵站体系（3）　

清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十九世纪末，清国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租借的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年9月17日，清国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此后，清军运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战时后勤

战争胜负乃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清日战争中清军与日军作战于本土，战略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可是清国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饥荒，使清军仅有的“地利”优势陷入“天时”的厄运之中。

清日战争爆发前十年，顺天府、直隶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害。甲午年夏秋，又遭洪水侵袭。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上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大清、子牙、滏阳、潴龙、潮白、蓟、滦各河纷纷漫决，平地水深数尺至丈余不等，汪洋一片，民田庐舍多被冲塌。计秋禾灾歉者一百二州县，内有被潮、被雹之处。”后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也上奏顺直地区灾情：“永平、遵化两府州属，雨水连绵，冰雹频降，滦、青各河同时涨发，漫决横溢，庐舍民田尽成泽国”；“收成不及十分之一，小民无以为食，专恃糠粃。入春以来不但糠粃全无，并草根树皮剥掘已尽。无力春耕，秋成无望，较寻常之青黄不接更形危机”；“访查该处情形，一村之中举火者不过数家，有并一家而无之者。死亡枕藉，转徙流离，闻有一家七八口无从觅食，服毒自尽者。”

辽东半岛是清日战争的主战场，1894年夏季连降暴雨，河水泛滥、灾害不断。12月15日，盛京将军裕禄上奏：“奉省自本年夏间大雨连绵、河水涨发，所有沿河之承德及省城西南之新民、广宁、锦县、辽阳、海城、盖平、复州、岫岩等处各厅、州、县均被淹涝。”翌年2月18日又奏：“去岁奉天夏雨过多，沿河州县所属低洼地方田亩被水淹涝。受灾各区以锦县、广宁、新民、牛庄为最重，辽阳、海城、承德、岫岩次之，盖平、复州、熊岳又次之。”陵寝总管联瑞给军机处电报中称：“本年夏间，南路之辽、复、海、盖，西路之新民、锦县、广宁各城，以及省城附近地方，农田多被淹潦，灾歉甚广，数十万饥馁之民嗷嗷待哺。瞬届天气严寒，无衣无食，更难免不乘间滋事。兵荒交困，万分危迫。”时任锦州转运局知府的周冕，电致盛宣怀称：“查自锦至辽，沿途大水为灾，类多颗粒无获，极好者不过一二分收成。”翌年初夏再电：“锦州、广宁一带，上年秋灾既重，今年春荒尤甚，现在麦秋无望，节逾小满，尚是赤野千里，拆屋卖人，道馑相望。”战前从朝鲜秘密潜回清国的袁世凯，被降职协助直隶臬司办理东征粮秣转运事宜，为清军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他在给上官奏报函中写道：“辽沈自遭兵祸，四民失业，饥馑流离。关外居民本极困苦，近遭灾荒，营勇骚扰太甚，哭声载道，惨不忍闻。”刘坤一之弟刘侃在《从征别记》中，记录了他在唐山的见闻：“既至，见饥民数千，疲困道旁，日毙数十人，幼稚十六七；盖壮者或他适，妇女惜廉耻，忍死不出，风俗良厚。而地方多巨富，无赈济者。军中倡义赈款钱三十余万贯，施放三十余州县，地广事繁，筹措须日。余彷徨庭户，虑迟则创，命帐前差官、兵目人等多备饼饵、米粥，日就道旁给之。许队伍中收养小儿，由是收养以百数。余拟资二千贯，用二百五十串合众人所施至八百串，而义赈事大集矣，斯民庶几少苏。然乐亭、滦州有一村人口仅存十三四者，盖三年水患，播种无收，官吏贪征粮税，隐匿不报，致奇穷无补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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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兵站体系（4）　

清军在这种情形下作战，粮食短缺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征粮官在饿莩遍野的州县催征、筹集兵粮，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加剧了官民矛盾。在自然灾害沉重打击下的民众无力支援战争，甚至出现部分清军匀出有限的军资军粮，拯救垂死挣扎中的百姓的事情。清日开战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斗志昂扬，主动请缨参战，被任命为帮办东征军务。而当他在灾区筹赈军粮时，所见所闻惨不忍睹。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向李鸿章、王文韶、盛宣怀以及广东、浙江、湖北等地督抚发电报请求支援，强调奉天各地“水灾甚重”、“饥民遍野”、“道馑相望”、“幸存百姓甚或有十余日不得食者”、“灾民之悲惨，目击伤心，不忍漠视。如若不迅速抚辑饥黎收拾人心，战争将很难进行”。　面对尸横遍野的饥民，吴大澂完全丧失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清军粮食供给问题在战争初期的朝鲜战场就已经露出破绽，驻防部队上奏折报告：“朝鲜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之时，一切米粮及日用所需无从购觅，皆需由奉天省城及凤凰城转运而往，饷馈艰难，繁费尤属不赀。”赴朝作战清军的一切军需均由满洲境内负责供给，增加了奉天衙门的负担。严重的自然灾害，使集市上粮少价高，军粮采购十分困难。盛京将军裕禄抱怨：“现在奉天大军云集，需粮甚多，虽经各军设法购运，而去岁本省秋收甚歉，存粮无多，办运过远，脚费又复太昂，军食攸关，亟须预为筹备。”将军依克唐阿亦奏：“粮米价昂，运脚耗费，若在各兵口分内扣留银两，预为办运粮食，窃恐大敌当前，军心解体，难期得力。”清军战时供给状况，如翰林院蒯光典所云：“兵事一兴，偶有灾歉，采办艰难，归之于公，则此项无著；扣之于兵勇，有不哗溃者哉。”

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后方对前线作战部队的支援。清军在仓促出兵上阵的背景下，粮秣辎重大部分随军而行，木轮马车在朝鲜及满洲官马土石道上行进困难重重，降低了部队的推进速度和机动性。然而，清军在后勤保障严重不足的被动状况下，没有全力保护有限的粮秣辎重，在数次重要战斗中都轻易丢弃大量粮秣辎重，不战而逃。溃退清军的粮食状况陷入严重困难境地，造成部队士气低下、战斗力丧失，强抢朝鲜百姓食粮家财的事件频发。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日清作战记录记载，朝鲜的“成欢”、“平壤”及清国鸭绿江的“九连城”战斗，清军都丢弃了大量军粮和炮械。仅平壤一战，清军丢弃的军粮，粮米2；900石、杂谷2；500石，其量是15；000清兵一个月的口粮。当时赴朝作战的山县第一军，因海军尚未取得制海权，海路军需物资运输尚没有开通，前线部队也出现军需补给的困难局面。清军丢弃的大量军粮，及时缓解了日军食粮短缺的困境，确保了第一、二两方面军同时向清国侵入的计划。失去食粮的清军，在朝鲜境内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沿途的民众成为抢掠的牺牲品。日清战争结束后，日军参谋本部统计，战争中共缴获清军粮秣，精米7；000石、玄米2；000石、杂谷6；000石。这些战利品被分配给战地部队、充作马粮、供给俘虏及雇用的民工，也用于救助当地百姓的粮荒。

清国军事后勤体制的诸多缺陷是导致其在清日战争中全面失败的致命要素。和平时期，后勤部门成为许多官人梦寐的肥缺，他们是执掌部队生存的衙门，高高在上。可是一旦大规模战事爆发，就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客观因素搪塞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此等军事后勤体制，显然不能战胜拥有近代兵站理念的日本军队。

日军兵站体系

兵站概念成立

明治十八年（1885），日本陆军聘请德国军事顾问梅克鲁少佐担任陆军大学教官，当时的陆军大学是培养陆军各级参谋的最高军事院校。梅克鲁的教学，推动了日本陆军的改革——由过去的法式师团建制向德式建制转变。梅克鲁讲述近代兵站基础学，强调日本内地多山、耕种水田、道路桥梁脆弱，不适合像欧洲军队那样运搬野炮的方式。建议日本陆军以山炮为主，组建驮马队输送辎重及行李。梅克鲁教学的成果，改变了日本陆军近代辎重作战的方式，为后来日军在战争中的军事优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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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兵站体系（5）　

梅克鲁的教学引入“兵站”和“行李”的概念。“兵站”是军队后勤补给系统，是负责向前线作战部队投送物资的组织体系。“行李”是为前线输送战斗、宿营必要资材的部队，有“大行李”“小行李”区分。大行李是对宿营地所需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小行李是战斗中必须携带的物品和运输人员的通称。各师团均配备一个“兵站纵列”，担任后方仓库和师团间粮秣输送任务。其中配备三个“辎重监视队”，由将校以下50名骑兵编成，负责辎重纵列的统括、管理、护卫。兵站的职能是负责物资的调度、管理、运送、配送，以及协调搬运工具与押运部队的合理运作。基于梅克鲁的理论，日军在兵站和作战单元之间的比例关系上，进行了多次重要调整。1886年，一个步兵大队（相当清军营建制）的行李编制是：“小行李”卫生驮马3匹、弹药驮马16匹。“大行李”将校物品驮马7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2匹。1891年，陆军实施《野外要务令适用规则》，步兵大队大行李编制改成，物品驮马9匹、炊具驮马8匹、粮秣驮马13匹。

陆军兵站体系中担任向作战部队投送粮秣的部门，称作“陆军粮秣本厂”。粮秣本厂由“兵站基地”、“积集基地”、“积集主地”、“兵站主地”、“兵站地”、“海运地”等机构负责向战地输送军需，形成一个特有的物流系统。“兵站基地”是出征师团在本土辖区的机关，为本师团出征部队组织、收集、管理必要的军需物资，同时担任从前线回归的兵马物品管理。“积集基地”是在内地主要口岸设置的送往战地的军需品集散地，接收前方回归人员、物品，并向各地疏散的机构，相当于“兵站基地”和“积集主地”之间的配送中心。“积集主地”是在战地设置的人员输送、物资积集的机构。“兵站主地”设置在作战地域内，是为司令部、补给厂、卫生机构提供临时驻地的场所。“兵站地”是兵站司令部、出张所（派出所）的人马宿营、给养、诊疗、警备、交通、通信保障的营地。“海运地”是负责连接战地和内地之间，可影响全局作战的重要机构，下设“海运基地”、“海运主地”、“海运补助地”，归大本营直辖，由陆军运输部统一管理。

日清战争，日军海外后勤补给线的开设，第一次尝试了兵站运用近代船舶、铁道、通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