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非正式信息集中起来，就能产生进步。
在富兰克林参与殖民地邮政长时期中——他先是（1737 年后）费城的
邮政局副局长，以后（1753 至 1774 年）是所有美洲殖民地的邮政总局副局
长——他为加速邮政的发展和使自己有利可图，做了大量工作。他就职时，
邮政总局几乎入不敷出，而到 1769 年，他已获利一千八百五十九英镑。当
他于 1737 年就任费城的邮政局长时，并无收寄报纸的法律规定，也没有订
立运送报纸的收费标准。作为邮政局长，他可以干脆把他的报纸发给骑马的
邮差（并且禁止他们运送与他竞争的报纸）。他的职位还带来出版方面的许
多其他好处：“能使消息灵通，从而改进了报纸，增加了它的需要量和它所
刊登的广告，结果使我得到了一大笔收入。原来和我竞争的那家报纸就相形
见绌，日见衰微。”
富兰克林在就任所有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时，扩大了他在费城进行的
允许其竞争者邮寄报纸的试验。1758 年，他第一次为报纸规定了固定的（可
获厚利的）邮费。甚至这一改革，也主要是为了巩固和增强保守派的报纸，
而不是为了提供 出版自由。他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不便，而不
是阻拦报纸的推广。报纸在许多场合下对政府有用，对商业和公众有利。
殖民地政府对发行报纸的控制（因而也即对印刷成文的舆论的控制），
由于舆论的冲突尖锐起来而变得更难以忍受了。威廉·戈达德（1740—1817
年）和他的姐姐玛丽·凯瑟琳·戈达德（1736—1816 年），由于反对邮局
的垄断而获得了美洲出版自由的守护神这一名声。戈达德在许多方面是美洲
实业家的典型，他好动，不幽默，不圆滑，可是以具有极强的进取心和组织
能力著称，他还善于让人听取他的意见。他是康涅狄格新伦敦的一位医师兼
邮政局长的儿子，曾经拜纽黑文的邮政局长和报纸发行人詹姆斯·帕克和约
翰·霍尔特为师学习印刷业务。1762 年，戈达德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开
办一家印刷所，创办一份报纸，并担任该城的邮政局长。办报必须有八百个
订户才能应付各项开支，但他没有这么多订户，于是他先到纽约，然后去费
城，在种种不同的要担风险的出版事业中去试试运气。最后他在巴尔的摩定
居，在该地办起了《马里兰报和巴尔的摩广告报》（1773—1793 年），在
独立前的最后一些年月里大声疾呼。
他作为“一份十分自由的报刊”的业主，深受政府控制的邮局的损害。
向费城以外各地分发三百五十份报纸，邮局要向他每周收费一镑。结果他自
立邮政系统，使他的报纸不受政府控制，以此来对付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
戈达德的这项工作发展了起来，1773 年 12 月 30 日有关波士顿茶党的新闻
就是由他的邮差从纽约带到他在巴尔的摩的办公室的。
希望有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合乎宪法”的邮政事业的想法符合革命舆
论的主流。早在 1711 年，弗吉尼亚议会就曾拒绝拨款给不久前根据英国议
会的一项法令改组的邮局，理由是这项法令所确定的收费标准无异于不经他
们同意就征税。到十八世纪晚些时候，也就是在富兰克林对邮政局进行了九
年遥控以后，旧制度才受到了有效的竞争。到那时，报纸的兴起扩大了对邮
政业务的需求，而咸廉·戈达德的勇气、事业心和组织能力使一种新制度有
建立的可能。纽约的印刷商约翰·霍尔特于 1775 年 5 月解释道：“戈达德
的行动始终一贯，他总是尽力支持英国宪法和同胞们的权利和自由……不顾
自己的个人安危和个人利益。作为一个印刷商，他尤其如此。由于这种行为，
戈达德惹怒了许多当权者，邮局停止和阻碍发行他的报纸，使他受害深重（他
认为他是该殖民地受害最严重的一个）。邮局一直是英国内阁手中的一个工
具，被用来促进他们奴役殖民地和破坏英国宪法的阴谋。”
大陆会议的需要，新建的美国军队的需要，以及正在兴起的殖民地报纸
的需要，使第一个美国邮局应运而生。当公有的美国邮政制度于 1775 年 7
月 26 日建立时，它不是以英国制度为基础，而是以旨在使邮局摆脱政府统
治的戈达德的私人企业为基础。当新政府任命第一任美国邮政部长时，被任
命的不是那位曾构恩和创办美国邮局的戈达德，而是曾多年运用英国制度的
富兰克林，这就表明了新政府的保守主义。美国邮局，特别是邮政部长和各
地的邮政局长，将继续介入政治。
因此，殖民地的印刷商新闻工作者邮政局长这种一身而三任的人所从
事的是一项新的、显然有美洲特色的职业。惟在美洲是作为匠人和小商人而
不是作为文人起家的，但是他在政府中的重要作用使他和公共事务保持着联
系。政府之分散于十三个不同的中心，对于某些种类的实用信息的迫切需要，
以及印刷所和邮政局的结合，使印刷文字的潮流和公众的思潮融合在一起。
第四卷战争和外交
“为什么屏弃在如此特殊形势下的有利
条件呢？为什么离开我们自己的立场而
站在外国的立场上呢？”
乔治·华盛顿
美国在殖民地年代的经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和平和战争观念，它将长期
影响我们对战争的目标、外交手段的使用和军事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态
度。战争与和平不仅仅是否存在声音、气味、破坏、痛苦和流血的问题。它
们是制度问题。一个国家通过战争或和平所表示的东西，就同它的法律或宗
教一样，具有这个国家的经历的特征，而且与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
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看到美国的战争方式和外交方式是怎样开始的。
第十三编民兵之国
“在他们决意去当民兵的时候和决意放
下武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军人。”
约瑟夫·多德里奇
53．防御战和幼稚的外交
建立美洲殖民地的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欧洲的有限战争时代。大约从
十七世纪初——其时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海湾定居，到十八世纪临近结束——
法国革命战争前，欧洲表现出明显的节制。在宗教战争的大屠杀之后，“启
蒙时代”使欧洲暂时解脱了最残酷的战争恐怖状态，而不是解脱了战争本身。
战争更多地是通过正式的战争法规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废除战争的努力来节制
的，它也受到军事职能专门化的节制。因为使战争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各种
节制也使战争不那么具有决战性质，所以殖民地时期的欧洲史是一部持续不
断地进行非决战性战争的历史。丹尼尔·笛福在 1697 年，即荷兰联盟战争
逐步停息时说道：“现在这是常有的事：拥有五万大军的军队在相互看得见
的地方进退两难，整个战役期间都在规避作战，或者用高雅的话说，他们相
互观察，然后开赴冬季营地。所以有这种不同，是因为现在的战争格言和过
去大为两样，这正像戴长长的假发和以蓄须为美不同，或者正如现 在的习
俗和过去的习俗不同一样。现在的战争格言是：
没有明显的优势决不打仗，
经常宿营戒备以免被迫作战。
如果敌对双方的将军们仔细遵守这两条法则，他们一定打不起来。”
战斗最可能在大的开阔地展开，在那里约定俗成的规则和编队方式能够
得到遵守。战斗开始时，敌对双方的军队像棋盘上的棋子那样摆好阵线；每
一方通常知道对方有些什么样的部队，预料一支军队中的每个部分只执行特
定的动作。偷袭、非正规战以及出乎意料和突如其来的战术通常被当作违反
规则而遭到非难。笛福简洁地写道：“这种作战法和过去的战争相比，一般
是花钱多流血少。”虽然军队增加了，但伤亡数却下降。在发生了西班牙王
位继承战的一些决定性战斗的 1704 年，英军士兵和水手阵亡仅二千人，因
伤、因病或由于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原因而死亡者则不超过三千人。
如果打仗不成为一种大多数人民感到与己无关的专门化职业，就不可能
有这样的节制。战争成了战士的工作，他们的职责已经和普通人的职责分开，
就像有学问的律师、医生、或教士的工作一样。敌对双方的军官享受着所有
职业军人和欧洲国际性的贵族阶层的友爱：他们在西次战斗之间互敬美酒，
以球戏、音乐会和宴会互相款侍。他们通常是贵族的职业军人，是从贵族和
上层阶级中选拔出来的，对他们来说，为君主在军中服役的义务仍然是封建
时代的一种遗风。至于还未取得“为祖国而战”的荣誉的士兵们，按现代的
标准说，为数不 多，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渣滓。落到不得不从监狱和小
酒馆中征集兵员的君主，宁愿用瑞士入和黑森人之类的雇佣兵充实自己的军
队，如果他能付得起所需的钱的话。
于是，战争并不是一种由两个充分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进行、并由爱国
主义加以神圣化的遭遇战。战斗并不发生在工厂和城市的废墟上，而经常是
在军事演习场——一块多少远离居民的平地上进行。在那里，人们干脆而严
格地遵循“战争规则，尽可能少地干扰家庭、农场和集市的和平环境。指挥
官们不会在夜间或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茂密的矮树丛或树林里打仗，正如现
代的职业棒球队不会同意雨天在密林里打球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是极少。
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欧洲的战争只是一种政策工
具。它不是为了灭绝另一国的人民，也不是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他们
的政治经济制度。它通常是某一个在位的君主力扩大其领土、维护其荣誉或
者从敌国君主——可能是他的表兄弟——手中获取商业利益所作的努力。比
起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宗教战争，它们的目的有限得多。
贵族书本文化的泛欧性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思想观念，而从这一思想观念
中发展出了规定战争的正当理由和适当限制的专门著作。在这段时期的大部
分时间里，主要的手册是格劳秀斯的《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1625—1631
年出版），它为文明国家确立了权威性的“规则”。十八世纪后期，它为瓦
特尔的《国际法》（1758 年出版）所取代。该书虽作了某些变动，但仍认
为文明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方面要受某些自然规则的束缚。
不幸的是，埋伏以待最早到来的移民的美洲印第安人，没有读过格劳秀
斯或瓦特尔的著作。他们既没有国际的贵族阶级，也不相信只在晴朗天气下
在开阔地带作战的有限战争的好处。他们有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作战方式，
即森林方式他们不习惯于对阵战，也不习惯于吹号下令的攻击。印第安人的
弓箭不像火绳枪，它没有声音，十发九中，甚至在雨天也能快速发射；战斧
是一种比十五英尺长的长矛更适用的武器。当印第安人抓住一个敌人时，他
们并不服从格劳秀斯的战争法规去用俘虏交换俘虏。相反，屠杀和拷打是他
们的法则。他们满不在乎地剥敌人的皮，或者用棒尖猛戳，使他流血而死。
十八世纪后期，约瑟夫·多德里奇牧师在西弗吉尼亚看到了这种野蛮的攻击：
印第安人杀人不加区别，一律格杀勿论。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斩尽杀绝。孩子是他们报复的
牺牲品，因为如果是男孩，今后他们会成为战士，而如果是女孩，她们会成为母亲。在他们看
来，甚至胎儿也是有罪的。让胎儿与被杀害的母亲一起死掉还不够，他们还把它从怀孕的子宫
里拉出来，放在棒上或竿上高高举起，作为战利品，也作为一种对屠杀中的余生者进行恐吓的
物品。如果印第安人抓住俘虏，那末他在处理上极少有所怜悯。他饶了那些落在他手中的人的
性命，是为了用折磨俘虏的办法，来满足他和他的同伴们的残忍的报复心。
北美的这种史实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冒险文学，即印第安人的俘虏的故
事，它详细叙述了普通移民及其妻儿们所受的苦难和英雄事迹。
印第安人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搞突然袭击，他们是出现于荒僻小屋的寂
静中的一种夜间的恐怖。科顿·马瑟回忆说，新英格兰移民觉得“到处都受
到无数活生主的魔鬼的袭击”，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是“许多‘出洞的狼’”。
沿海各殖民地的每一个地区都遭到血洗。1622 年弗吉尼亚居留地遭受惨重
伤亡，1644 年又一次被血洗，这在该殖民地从未彼人忘却。1678 年弗吉尼
亚的纳撒尼尔·培根叛乱说明，西部移民要求更多的帮助来对付印第安人。
我们已经知道，十八世纪中期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是怎样使宾夕法尼亚贵格会
教徒的政府危机尖锐起来的。在十八世纪临近结束以前，这种恐怖感决定了
移民的军事政策。在整个殖民地时代经常出没于居留地边缘的印第安人的威
胁，到十九世纪开始后很久仍然是逐渐伸展中的西部的一大恐怖。1876 年
卡斯特将军的部队惨遭屠杀十年后，剩余的少量印第安人迁入了印第安人领
地或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威胁才告消除。
印第安人不是唯一的威胁。英国殖民地的某些地区断断续续地受到欧洲
列强——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入侵威胁。虽然至少从 1588 年西班牙
“无敌舰队”被击溃时起到拿破仑时代止，英国本土一直处于免受外敌入侵
的相对安全之中，可是弗吉尼亚的早期移民却经常胆战心惊，唯恐西班牙人
在佛罗里达的卡罗琳堡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事件会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重
演。詹姆斯顿的早期移民不止一次发出警报，说西班牙船只正在驶入他们的
河流；他们不安地注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