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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年七月，伯颜便被提拔为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元朝官制与历代不同，以右为尊。左丞相虽不是正相，却已经是朝中显贵了。伯颜也没有辜负忽必烈的赏识，“诸曹白事，有难决者，徐以一二语决之”，显示出决断、冷静、举重若轻的素质，使得众服曰：“真宰辅也。”
日后，面对征讨南宋这样天大的重担，众多重臣不约而同的推荐伯颜，便是从这里埋下了伏笔。至元四年，伯颜被升为中书右丞，至元七年，又迁同知枢密院事，这时的他只有三十四岁，已经位极人臣。
【正文】
几家欢喜几家忧，当伯颜在忽必烈的呵护以及自己的努力下平步青云之时，远在江南的南宋已经在元军的不停进攻下风雨飘摇了。
蒙古帝国成为了大元王朝，疆域损失了一半还多，且拱卫大汗的各个汗国有一半成了敌国。那么一直被压着打的南宋，似乎就可以缓口气了。
可事情没这么简单。
蒙古帝国时期，虽然以对外征服为基本国策，但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目标，无非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和财富。能打下来的自然要打，若是太难打也就不会非要打下来不可。南宋的顽强抵抗再加上议和的拿手戏，若还是在蒙古帝国时期，也许真的可以保住国家不被灭亡。
而到了元朝，无论你抵抗多么顽强，无论你拿出的议和条件多么优厚，元世祖忽必烈也必须要灭了你——不仅仅是因为你富庶，而是你代表了皇帝正统。
既然我做了皇帝，那么就决不能再有另一个皇帝存在，蒙古大汗只能有一个，皇帝也只能有一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
不过，伐宋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忽必烈刚登上汗位，还面临着阿里不哥的军事威胁时，他本没有将灭宋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为了和弟弟交战，他将原本驻扎在长江沿岸的兀良合台、霸突鲁等部抽调北上，并让史天泽出任江淮诸翼兵马经略使，李璮为江淮大都督，以汉军掌管南部边防，对南宋采取守势。同时，还派出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使节，赴南宋商谈在鄂州战役时口头商定的议和条件。
一些史家认为这次商谈议和只是忽必烈的缓兵之计，日后谈判破裂也是必然的，战争不可避免。这自然是有些道理，忽必烈确实亡宋之心不死，但这次谈判还是很有诚意，希望能和南宋达成一个长久的和平协议。从使者是郝经而并非别人，就可看出这一点，
郝经，字伯常，陵川（今山西晋城）人。出身世第书香人家，祖父郝天挺是著名大儒元好问的老师。其人是忽必烈在潜邸时就十分倚重的谋士，地位和姚枢、刘秉忠相仿。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南征时，郝经便是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副宣抚使，与杨惟中率归德一带军队至长江北岸设立行台。在忽必烈围攻鄂州而身后出现阿里不哥争位的不利局面时，郝经一言定大计，力劝忽必烈撤围北归。他是忽必烈众谋臣中，最反对与南宋开战的人物，希望尽可能延缓南北双方的战事。作为一代思想家，他也推崇“天下一家”，反对华夷之辨，是力促忽必烈附会汉法的中坚人物。以郝经而言，让元廷更多的汉化，更为深入的将汉法作为立国根本之后，才应该商讨南征。
若说忽必烈重臣中，既是元廷中有份量，而又能被南宋所接受的人，郝经是唯一人选。所以，当郝经要求再派一二名蒙古官员随从之时，忽必烈道：“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书生也。”生怕派蒙古国官员刺激了南宋君臣，导致议和不成。
人选好了，事情看起来也不难办。宋廷处于弱势，强者对弱者提出议和，弱者本应该积极配合才对。然而无论郝经还是忽必烈都不知道，此次分别竟长达十六年。
历史上著名的奸相贾似道在鄂州与忽必烈口头商定城下之盟，总被说成是贪生卖国之举。但以当时的情形来说，贾似道这么做无可非议。当时的宋人并不知道蒙古内部已经动乱，而江汉的局势确实危如累卵。能用议和来退兵倒是最好的出路。只是，在鄂州保卫战中有勇有谋的贾似道却是背着宋廷私下议和，私下议和也就算了，可他偏偏向朝廷报功，谎称大捷。这样的情形下，郝经的出使，就有了戳穿贾似道谎言的可能。
专制国事的贾似道，自然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当郝经到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并派副使带信给贾似道商议之时。这位大宋宰相已经打定主意决不能让他见到宋皇，下令将郝经一行全部羁押于真州。
郝经屡屡上书宋皇，“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但所有上书都泥牛入海，被贾似道截留。从此，这位元廷使节便被不明不白的扣留了整整十六年，直到伯颜日后统兵南下才被放归。
原本有可能实现的南北分治，也可能会让南宋延长寿命的会谈便这样被荒唐的葬送。贾似道虽要负全部责任，但惨痛的后果却让朝廷和百姓在日后埋了单。
【正文】
忽必烈见郝经一去竟然杳无音信，连续派出两拨使臣闻讯，可被贾似道专制的宋廷根本不予答复。这样的羞辱，对忽必烈来说原本无法忍受，但漠北战事没有平息，他无法对南宋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只能暂时隐忍。
直到阿里不哥归降漠南北尽数归附，忽必烈第一时间便把伐宋列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在吸取蒙哥汗南征的教训以及自己征江汉的经验后，忽必烈将主攻方向由川蜀转到荆襄，而主要打击目标则是襄阳和樊城这两座重镇。
两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至元四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便向忽必烈献策，指出伐宋应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这刘整本是南宋骁将，外号“赛存孝”（意思是赛过唐名将李存孝），任南宋泸州知州和潼川十五军安抚使，抵抗蒙古军屡立战功。可因为是北方人，受南方将领俞兴、吕文德等人嫉恨，后又被诬告，贾似道欲图将他杀害。为了自保，遂于中统二年率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元朝，从此倍受忽必烈信赖。他的策略，忽必烈全盘采纳。
从此时开始，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便拉开帷幕
元军要拿下这军事要地，所用的策略便是堡垒推进和水师配合最后再用大炮强攻。
至元五年（1268年），派兀良合台之子，猛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援襄宋军之路。
至元七年（1270年），派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襄樊成为孤城。
同年，刘整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弥补了元军战术上的劣势。
为了打破包围，南宋方面也积极进行了反击。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出城作战，但均被击溃。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将屡屡率军解围，也分别被阿术、史天泽等人打败。到至元九年，襄樊之战已成定局，宋军困守孤城，再难有作为。
至元九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二张虽然勇猛敢战，麾下士卒也人人用命，但这次救援只能算是对守军的激励，在战略方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张顺在突入城中的战斗中壮烈战死，张贵虽然入城，但不久也在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的战斗中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
至元十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新式“回回炮”击垮了樊城城墙。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与偏将王福俱投火殉国，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已经陷入掘鼠罗雀，拆屋作柴，力尽援绝的境地。至元十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吕文焕见大势已去，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
【正文】
忽必烈见郝经一去竟然杳无音信，连续派出两拨使臣闻讯，可被贾似道专制的宋廷根本不予答复。这样的羞辱，对忽必烈来说原本无法忍受，但漠北战事没有平息，他无法对南宋采取什么报复手段，只能暂时隐忍。
直到阿里不哥归降漠南北尽数归附，忽必烈第一时间便把伐宋列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在吸取蒙哥汗南征的教训以及自己征江汉的经验后，忽必烈将主攻方向由川蜀转到荆襄，而主要打击目标则是襄阳和樊城这两座重镇。
两城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至元四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便向忽必烈献策，指出伐宋应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因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这刘整本是南宋骁将，外号“赛存孝”（意思是赛过唐名将李存孝），任南宋泸州知州和潼川十五军安抚使，抵抗蒙古军屡立战功。可因为是北方人，受南方将领俞兴、吕文德等人嫉恨，后又被诬告，贾似道欲图将他杀害。为了自保，遂于中统二年率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元朝，从此倍受忽必烈信赖。他的策略，忽必烈全盘采纳。
从此时开始，长达六年的襄樊战役便拉开帷幕
元军要拿下这军事要地，所用的策略便是堡垒推进和水师配合最后再用大炮强攻。
至元五年（1268年），派兀良合台之子，猛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援襄宋军之路。
至元七年（1270年），派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使襄樊成为孤城。
同年，刘整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弥补了元军战术上的劣势。
为了打破包围，南宋方面也积极进行了反击。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出城作战，但均被击溃。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将屡屡率军解围，也分别被阿术、史天泽等人打败。到至元九年，襄樊之战已成定局，宋军困守孤城，再难有作为。
至元九年（1272年）春，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三月，阿术、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廓，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3000余人，派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率领救援襄阳。二张虽然勇猛敢战，麾下士卒也人人用命，但这次救援只能算是对守军的激励，在战略方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张顺在突入城中的战斗中壮烈战死，张贵虽然入城，但不久也在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的战斗中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
至元十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新式“回回炮”击垮了樊城城墙。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与偏将王福俱投火殉国，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已经陷入掘鼠罗雀，拆屋作柴，力尽援绝的境地。至元十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吕文焕见大势已去，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
【正文】
襄樊陷落，南宋的江淮防御体系已经名存实亡。一举南下灭亡宋廷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就要确定南下总指挥的人选了。
襄樊之战最有功者，是阿术、阿里海牙、史天泽和刘整。尤其刘整是整个战略的设计者，似乎最有希望承担这一重任。但刘整与阿里海牙矛盾日深，无法相容，尤其是吕文焕投降后，忽必烈要倚重他招降南宋将领，而刘整和吕文焕又有深仇。为了不至于耽误军国大事，忽必烈只好把刘整调到淮西行省担任左丞。刘整有大功而未能再受重用，忧愤成疾，不久便病逝于无为（今安徽无为）。史天泽各方面条件都很符合，但已年老多病。而阿里海牙和阿术要担当如此大规模的征战则威望稍有不足。
在廷议上，众多重臣便都向忽必烈举荐伯颜。
姚枢首先谏言：“如求大将，非右丞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不可。”
史天泽也认为：“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
甚至连帝师八思巴也竭力举荐伯颜，认为他才能出众，堪当大任。
原本就很看好伯颜的忽必烈再加上这么多重臣的推荐，于是下诏，以伯颜、史天泽同为平宋荆湖行省左丞相，共同任伐宋大军的最高统帅。但史天泽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无力从军，不久便病逝于真定。伯颜成为了唯一的平宋大帅。
至元十一年（1274年）九月十三日，伯颜率大军南下攻宋。对于这次混一南北的战役，元朝方面投入的兵力，一直有“百万之众”之说 。其实在冷兵器时代，一下子拿出百万人进行战争实在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且不说后勤补给，战场指挥等等无法解决，就是调度就很成问题。在新式的通讯方式出现前，即使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次拿出个十万二十万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这次伯颜直接指挥的军队当在二十万左右 ，加上川蜀、淮西的元军，应有三十万。
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