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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颜叛乱平定后；其部民大部分被归为国家户籍，其余则迁徙江南充军；其故地建城置肇州；设宣慰司统辖，又“立东路蒙古军上万户府；统钦察、乃蛮、捏古思、那亦勤等四千余户。” 而蒙古军万户府并不隶属辽阳行省；是隶属于中央大都督府；至元二十四年十月，诏立辽阳等处行尚书省。
经过一番整顿，东道宗王的“汗国”土地缩水，部民减少，权力剥夺，又有了行省建制，东北诸王封地与辽阳行省辖区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与中央对抗乃至发展为真正独立国家的可能。但出于对宗亲的爱护，东道宗王的“汗国”还是保存了下来，各种特权也在日后有所恢复。
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从此便在辽东一带扎下根来。
时间一点点流逝，元朝灭亡，皇室北遁草原成为北元。明朝兴起，与北元隔着长城形成南北对峙。北元一直内乱频仍，受制于明朝，直到1487才有达延汗实现中兴，而中兴的很重要一步便是招抚在呼伦贝尔东部和大兴安岭以东、嫩江流域的科尔沁部，这就是哈撒儿的后裔，此时实力雄厚，号称“二十万科尔沁”。
到明朝末年，北元最后一任可汗林丹汗在位时抵挡后金汗国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侵攻，此时东北部大兴安岭地区，分布着哈撒儿系的阿鲁科尔沁、乌拉特、茂明安部；帖木格系的四子部落、翁牛特、喀剌车里克部；别勒古台系的阿巴嘎、阿巴哈纳尔部等，这些部落较早归附了后金，这才使得林丹汗无力统一蒙古各部，最终败死荒滩。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分封兄弟子侄直到17世纪后金归并辽东，期间四百余年，有无数的战乱、灾荒、迁徙，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竟然一直没有离散消亡，这在民族史上，尤其是游牧民族史上，可算是异数了。
有的时候，弱小，也并非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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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婿之间那些事——元朝与王氏高丽
说起婆媳关系，中国男人十个倒会有八个感到头疼。俗语云“最亲不过父母，最近不过夫妻”，一个“最亲”一个“最近”，莫说厚此薄彼，即使一碗水端平也还会问题不断，“治国容易治家难”这个道理西方男人怕绝不如中国男人领会的深。不然，儒家如何认为只有先“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呢？
相对婆媳，翁婿关系似乎就简单的多了，翻看史书或者小说、话本，翁婿之间要么一开始便是相得益彰，老丈人和女婿关系极好；要么就是势同冰炭，连明媒正娶人家女儿都不可能，只能以私奔或殉情之类的悲剧来收场。
而一旦把婚姻上升到政治高度，婆媳关系便会隐匿与后台，即使闹的鸡飞狗跳，史书也懒得记载一笔。翁婿关系却是至关重要的了。毕竟男权社会，政治是男人的游戏。
中国历史上不乏与外国做“翁婿”的事例，不过大略来说，作为老丈人的“天朝”，往往都不怎么有面子。汉匈和亲，主要还是打不过人家，只好女人换和平，可也阻挡不了女婿隔三差五的来掠夺丈人。唐朝文成公主入藏被传为佳话，可在男婚女嫁的背后，却是吐蕃帝国松赞干布那句威胁性豪言：“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 ——这和抢亲差不多了。
总体而言，历朝历代的对外和亲，选择得都是与自己实力相当或强的国家，目的不外乎避免战争，“怀柔化外”——越是和自己属于同以文化圈的反而越是不可能通婚，朝鲜、日本、安南这些“礼仪之邦”便从没有这样的待遇——你属于“自己人”，实力又不济，想娶公主自然是没门了。
想想那些被封为公主被迫远嫁的宗室之女们也真是可怜，身为金枝玉叶，一旦步入涉外婚姻殿堂，却只能去体验与自己的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情何以堪？
而作为翁婿之国，元朝和王氏高丽之间倒是很有些意思，有元一代，若说对朝廷最铁的藩属小弟，第一自然是忽必烈三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儿汗国，其次便是女婿之国高丽王朝。虽然做元王朝的女婿并不十分舒畅，但高丽王朝一直到元朝灭亡成为“北元”之后仍与之藕断丝连，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盛行的国际社会，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元朝与高丽的翁婿关系，却是在蒙古帝国对高丽的打击欺压的阴影之下一步步走向看起来很美的和谐之境的。
王氏高丽的历史很类似于段氏大理，都是太祖创业，后辈无能以至于权臣长时间把持朝政，最后反而在蒙古帝国的侵略之下，让王氏重新获得政权。
公元九世纪以后，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日益衰落，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彻底的分裂。形成新罗、后百济和泰封（后高句丽）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便是朝鲜半岛的第二次三国时代，史称“后三国”。
就如中国的三国时代一样，魏、蜀、吴三国最后谁也没能一统天下，倒是魏国的权臣司马家摘了桃子。朝鲜半岛的三国也不是其中哪个统一起来的，而是泰封国的武将王建夺取其政权，建立高丽王朝后重新统一的，这位王建，便是高丽王朝的太祖。
王建统一朝鲜后三国后，迁都于自己的家乡松岳，并改称为开京（即今朝鲜开城），对内奖励农业的政策，释放奴婢，休养生息。而对外则积极北上扩张领土，趁着辽国灭亡东北大国渤海国的契机，不但将领土北界由前朝新罗时的大同江向北扩张至清川江中上游至鸭绿江下游一带，而且和辽国交兵，蚕食女真故地。在于宋和辽的折冲樽俎之间，到1007年，高丽疆域已扩展到鸭绿江一带。1130年，乘着辽金政权更替之际，高丽又占领鸭绿江东岸的辽朝重镇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
可以说，作为以朝鲜半岛为主体的国家，高丽王朝算是最大限度的扩展了生存空间，今天的北朝、南韩的国土便是在高丽王朝时期基本确定的。
不过，扩展领土便要用兵，辽国、金国也都不是好惹的弱邦，夺了人家的领土，也要用大量的兵马防备，这么一来，武将在高丽王朝的地位便日益重要起来，开始要求提高地位。武人要求地位本是情理中事，人家随时要搏命疆场，怎么就不能获得些社会尊重呢？可是高丽王朝学习宋朝好的方面不少，而坏的方面也学了十足，实行“重文轻武”，文官掌控朝政，对于武将十分鄙视欺压，终于使得文武之间势同水火。
1170年，也就是南宋乾道六年，高丽王朝终于发生变乱。郑仲夫、李义方、李高等几个武臣因不满高丽毅宗王晛和文臣对武官的欺压发动政变，大杀贵族文官，流放了毅宗和太子，立明宗王晧为国王，史称“庚寅之乱”。郑仲夫通过“都房”控制高丽君主，从此开始了高丽王朝的“武人政治”时代。从郑氏开始，先后有庆氏、李氏、崔氏武人掌控政权。
武人掌控高丽王朝虽然近百年，但日子并不好过，且不说王氏家族总是想着恢复王权，武人之间的碾轧也不曾中断。到1197年才算是形成了崔氏为首脑的稳固的“都房”政权，执掌国政六十余年。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弄不好高丽会和日本一样，形成国王虚君而将军掌权的“幕府政治”。然而到了1231年，席卷各地的蒙古洪流终于涌向了高丽，武人政治也就随之走向衰微。
高丽王朝开始接触蒙古人，是从蒙古帝国讨伐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东北地区扰乱之时开始。
1216年．契丹遗族喊舍等人对蒙古帝国发动叛乱，在辽东建立“大辽国”，被击败后率领数万名契丹军渡过鸭绿江侵入高丽，占领高丽重镇江东城。1219年，成吉思汗命哈只吉和扎剌二将率军入高丽讨伐喊舍。在别人的地盘上办事，自然要和主人打个招呼。哈真入高丽后，遣使面见高丽高宗王皞，要求以粮援助，出兵合击江东城。
契丹军进入高丽，占城割据，本就让高丽君臣很是头疼，现在见有人前来助拳，无论是傀儡国王高宗还是掌权将军崔忠献都求之不得，于是派兵资粮相助。不久，蒙高联军便攻克了江东，喊舍自缢身亡。
乱事平定后，哈只吉与高宗于是年二月签订条约，两国约为兄弟之国。按照约定，高丽臣属于蒙古，每年纳贡。
要是到此为止，高丽最多不过是成为蒙古帝国的“弟弟”，而不会是日后的“女婿”。然而，蒙古帝国这位大哥对弟弟实在太不客气，要求的贡赋越来越多，而且不分时候，想要便要。高丽君臣终于忍无可忍，于1225撕毁协议，斩杀蒙古使臣。此时成吉思汗正在征讨西夏，无暇理会高丽，“兄弟之国”从此断交，陷入“冷战”。直到窝阔台汗即位后，便开始派兵攻打高丽，正式爆发战争。
自1231年起，蒙古帝国连年对高丽用兵，尤其是贵由汗和蒙哥汗时期更是“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 ，高丽王不得不迁都江华岛。虽然蒙古军在当时战无不胜，但因为高丽早已形成武人政治，民心士气要比日后的李氏朝鲜强得多，面对侵略节节抵抗，对于蒙古军造成很大杀伤，甚至击毙过蒙古统军元帅撒礼塔。
高丽毕竟是一个小国，小国的可悲之处在于，当与大国交锋时，如果没有其他大国的帮助，无论多么顽强也无法免于灭亡。蒙古帝国虽然不能把高丽一口吞掉，但只要坚持不懈的打下去，胜利还是属于自己。
终于，在艰苦抗战28年之后，尤其是“都房”政权第四代执政崔竩被杀后，公元1259年，高丽高宗向蒙古帝国投降，派太子王倎入质。
城下之盟的滋味很不好受，蒙古帝国对于长期坚持抵抗的国家一般惩罚都十分严厉。高丽这次投降，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可想而知。莫说“兄弟之盟”，就是能否保持独立地位都在未知之数了。
然而，高丽王父子尚不知道，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汗已经快要去世，忽必烈的大元王朝已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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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的变化虽非人所能预料，但一些历史上的成功者总是会在变化时的选择当中占得先机。高丽太子王倎便是这样的人。
1259年，蒙哥汗死于南征南宋的征途上。此时，王倎正奔波在遵照大汗圣旨前往四川的路上。听闻到大汗死讯，这位高丽太子没有再西进，而是前往汴梁，和当地官员一起迎接也是得到消息从鄂州返回的忽必烈，并跟着忽必烈一起回到了其大本营开平。
王倎太子的押宝，使得日后的高丽安享百年太平，作为一个弱国储君，他的眼光可称睿智长远。
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建元中统，开始了和弟弟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至于如何惩罚近三十年拒不归附的高丽自然不可能在议事日程之内了。而也在这一年，高丽高宗王皞病逝，消息传来，忽必烈谋臣赵良弼和廉希宪一起进言，认为应该立即送王倎回国即位，这样高丽便会感恩戴德，一心内附。
忽必烈早就对王倎的作为很满意，立即接受建议，以国王之礼款待王倎，赐以虎符、封册和高丽国王印，并派精兵护送其回国，同时下诏赦免高丽之“罪”，表示对高丽全国上下“首谋内乱，旅拒王师，已降附而还叛，因仇雠而擅杀，无所归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随众胁从”等等作为全部“罪无轻重咸赦除之”，答应“完尔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 。同时，对于屯驻高丽的蒙古军全部撤回，曾经虏获的高丽百姓也全部放归，当然宽大之余，对于两国关系也要明确，规定高丽有“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义务。
王倎回国即位，这便是高丽元宗，不久改名为王禃。虽然蒙古入侵让国家残破，但现在没有了“都房”执政，实权回归王室，又保住了国家的独立地位，就这样安心的做大元朝的东部屏藩，元宗的日子本来该很好过的。
然而，元王朝和其他王朝不同，尤其是忽必烈时代，对开疆扩土极为热衷。为了灭亡南宋，也为了征服日本。忽必烈不停地要求高丽履行助兵资粮的义务。至元五年（1268年）夏，更是责令高丽“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用于攻打南宋和日本之用，并且明说“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不要强调什么“人民残少”之类的借口，就是死人也得给我造！
元宗是忽必烈立的，再加上深切知道违命的后果，于是只能委屈百姓尽量满足。可高丽朝野还是有很多“爱国者”，对于这样的榨取极为不满，更认为愿意满足元朝要求的元宗是“高奸”。这些人以权臣林衍为首，几经谋划，于至元六年（1269年）八月发动政变，废黜元宗，立其弟王淐为王。
这种无视宗主国皇帝的作为自然不能为忽必烈所默认，同年十月，忽必烈封在京朝觐的高丽王太子王愖为特进、上柱国，命他和派头辇哥率三千军队回高丽平乱。面对军事威慑，王淐、林衍不得不恢复元宗王位。
这起变乱，几乎把元宗即位时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原本撤出的蒙古军重新又开了进来，在凤州设立屯田总督府，长期驻守。同时，忽必烈还委任脱脱朵儿、焦天翼为高丽达鲁花赤（监督官），高丽的独立地位已经大打折扣。尤其严重的是，高丽都统领崔坦、李延龄等人因为不满林衍专权，趁着元军入境之机，以西京（今平壤）五十余城归降元朝，忽必烈顺势将之改为东宁府（后升东宁路），划归元朝辽阳行省管辖。
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林衍等人的作为看似是“有尊严”的“爱国”之举，却让国家丢了面子又丢里子，真是何苦来哉！
笔者认为是何苦，可高丽的“爱国者”们可仍然向着“苦”大踏步前进。为了有效控制高丽，忽必烈要求高丽王室从江华岛迁回旧都开城。就迁都事件上，高丽朝廷再起波澜，其时虽林衍已死，但其党羽裴仲孙等仍拥立王室庶族承化侯王温为王，据守珍岛（今南金罗道）抗元。
不自量力的反抗自然会招来更严厉的惩罚。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元将领忻都、洪荼丘等率兵攻占珍岛，杀王温、裴仲孙，但残部在金通精率领下又退往耽罗（今济州岛）。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元军攻占耽罗，金通精等人被俘，林衍党羽最终被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