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 第25部分

当然，这样的约合只能在短时间内维持和平，元成宗也维持不了多久作为所有汗国宗主的荣耀。笃哇以及继承其位的宽阇不断地削弱窝阔台汗国实力，并和元朝一起瓜分其领土，到1310　年，察合台汗也先不花统治时期，窝阔台汗国完全被察合台汗国吞并，窝阔台汗国彻底灭亡。而随后，作为中亚地区霸主的察合台汗国，又开始和元朝、伊儿汗国交兵，而金帐汗国又开始不断找伊儿汗国的麻烦。
不过总而言之，大规模战争总算结束，在这之后，各个国家基本上各过各的日子，摩擦也只是停留在“边境冲突”，直到蒙古人的时代最终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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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匿的汗国——元朝的东道蒙古诸王

清末名臣郭嵩焘曾有一段名言，曰：“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历史问题其实最怕“总结”二字，一旦要总结，便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灵活运用史实，而史实一旦被灵活运用，也就会无所谓“实”了。就以郭这番话来说，东汉难道只是和“太监名士共天下”？外戚哪里去了？说北宋是和“奸臣共天下”，恐怕只能算是诛心之论。说到元朝，是“奸臣番僧共天下”，而即使到末代惠宗时，番僧也不过是惑乱宫闱，并未能对朝政有什么干预，至于说“奸臣”，何朝何代不曾有过，岂能言“共天下”？
以笔者观点，说元朝“与勋贵共天下”，倒是比较符合实际。也就是说，元朝的皇帝们，是要和贵族、勋臣的后裔们共同执掌政权，无论色目权臣、汉人儒臣还是僧人、道士，都不过是陪衬而已。贵族勋臣除了要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外，还享有大量的封地。一直到元朝终结的时刻，勋贵们也即有权，又有钱，要比前代后世的贵族勋臣后裔在王朝中后期基本上沦落为圈养猪一般的境地牛得多。
而这样的格局，在元朝的前身，蒙古帝国时期便已经定下。

从成吉思汗起兵之日起，便和兄弟、部下们许诺：“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　。待到统一蒙古高原并开始对外扩张的之后，成吉思汗的诺言不折不扣的执行了，他采取分封诸王和千户、万户的领地制来赏赐为自己打天下的家人和部下。以蒙古大汗王廷为中心；东道诸王（又称左手万户）封地东到大兴安岭东西地区；西道诸王（又称右手万户）　封地西达阿尔泰山一带地区。诸王封地由子孙世袭；拥兵列镇北方；被视为国家根本之地。分封给宗室、功臣的人民、土地蒙古语称为“爱马”，汉译为“投下”。
到窝阔台汗灭亡金朝，也想在中原实行“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的制度，作为窝阔台最倚重的治国之臣，耶律楚材可说是最早对蒙古贵族实行“汉法”教育的人。熟读史书的他深知分封之害，于是提出：“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意见一向尊重，可是不封，拿什么安抚宗室功臣呢？要知道，金帛给的再多总有花完的时候，而封地领民则是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财富。于是，窝阔台汗只好实行妥协的办法；一方面对亲王贵族分封食邑；一方面又由“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　使勿科征。”同时又允许一些封君自己选派达鲁花赤等官。这样的安排一直持续到忽必烈时代，东西两道的宗王不但原有封地不变，还在中原有了自己的份地。
西道诸王日后随着帝国崩溃而成为一个个独立的蒙古汗国，在日后的世界舞台上无不叱咤风云，而东道诸王似乎除了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时发挥过作用外，进入元朝后似乎都销声匿迹了。而实际上，东道宗王的历史甚至远长于西道宗王衍生出来的国家，直到元朝灭亡，甚至明朝末期，东道宗王的后裔们仍然相当活跃。
他们是隐匿的汗国，而且国祚很长远，虽然不那么风光，但纵向去看历史，也许活下来比风光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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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诸王的封地在东北西部草原地区。外兴安岭以南，大兴安岭南北，嫩江流域，以及洮儿河及东流松花江以北地区，是成吉思汗大弟哈撒儿，二弟合赤温（早卒；其子阿勒赤歹承袭王位及分地）　、幼弟贴木哥　、同父异母弟别勒古台四个权势显赫的蒙古亲王的封地。西拉木沦河流域南北；直到今辽西大凌河中游地区；是元朝外戚德薛禅家族和开国功臣木华黎家族等蒙古大贵族的份地。
说他们是“隐匿的汗国”，是因为他们虽没有如西道宗王一般最终彻底的自成体系，但也具有独立国家的相当大的特征。
独立国家要素，其一在于政治是否自主，官吏是否自己委派；其二，经济是否独立，领地内的收入是否自享；其三，司法上是否有独立性，可以自行裁决领地内的法律诉讼；其四，军事上是否自专，有属于自己的军队。
从这四点来看，就知道他们是不是算得上国家了。
其一，封地内的官员宗王皆有自行任免之权。按制度，诸王可自行设置官属，任免官吏，王府统辖下的蒙古民户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设置地方机构。不要说成吉思汗四个弟弟家族，就是比他们低一级的木华黎家族都能在自己的封地内自由派官，“规定千夫长的地方；千夫长规定百夫长的地方；百夫长规定十夫长的地方”　，只需要要将千户的数量和千户官的姓名报告给可汗便可以了。到窝阔台汗时期，因为不断地将中原某些州县作为投下分赐给诸王。依据耶律楚材的建议，新分封的投下情况有所变化，有了例如“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　这样的规定，使得诸王在汉地的投下与在蒙古草原的封地有很大差别；是蒙古诸王领受租税的食邑；但诸王仍有一定的任官权。
到了蒙哥汗时期，为了扭转“群臣擅权；政出多门”的窘境，蒙哥汗大力整顿宗王，“遂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　可这只是对宗王封地外的权力有所限制，并未触及其原有权力。元朝建立后，官制改革，各王府下各设王傅、傅尉（府尉）、司马三个官职，以管理王府内的日常事务，但诸王自行设官属的原则并没有变，委派官员只需要向朝廷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　得自举其人；　以名闻朝廷；　而后授其职”　，“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皆得专任其陪臣；而王（国家）　人不与焉。”　
当年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时，东欧的小弟们连国家首脑的任免都要看莫斯科的脸色，但也号称主权国家，有属官任免权的东道宗王与之相比，要自由的多了、

其二，封地内的财赋，宗王们皆可自享。诸王对封地内的属民可随意征发各种劳役、兵役；“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称为差发。”　汉地的份地虽然不能这么自由，但也享有收取赋税权；其收取赋税的形式被称为“五户丝制”，规定“每二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投下）　”，至元二十年（1283年）　；世祖忽必烈于汉地投下“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　以保证宗王汉地投下的税收。宗王们不向朝廷缴税，而且还向朝廷领受数量惊人的赏赐，按蒙古国制；“新君即位；必赐诸王、驸马、妃主及宿卫官吏金帛”　，每年年末还要以“岁赐”的名义；赐给诸王、驸马以定额金帛。历任大汗和皇帝都要为财政问题头疼，倒是宗王们的封地都是只进不出，日子相当滋润。
其三，各宗王领地的司法也相对独立。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前期，诸王府自设断事官；“诸王之下有罪者；不闻于朝；辄自决遣。”　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　五月；世祖忽必烈才下诏：“诸王分地之民有讼；王傅与所置监郡同治；无监郡者王傅听之”　　，由国家置官与王府官共同处理诸王贵戚封地内的诉讼案件。到仁宗即位后；　才彻底“罢诸王断事官”，将司法权收归中央。
其四，诸王封地拥有大量军队，指挥权平时都归诸王所有。只有遇到对外战争、平定国内叛乱；才征调诸王军队；但往往以诸王贵戚任军队的总统帅和某方面军的统帅。
有了这四条，足以证明，莫说西道宗王，东道宗王们的封地也是存在于帝国当中一个个独立的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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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西道宗王可以逐渐发展为真正的主权国家，而东道宗王却始终没能自成体系呢？
这就不得不说，地缘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影响了。
前文说过，忽必烈的元朝与父祖的蒙古帝国不同之处，除了制度、文化之外，便是统治区域和统治中心的改变。当首都从和林到上都再到大都，一步步南迁之后，中亚、西亚、东欧的土地对于帝国的皇帝们太遥远了，即使是最有扩张之志的忽必烈，对于那些遥远的亲戚们也基本上满足于表面上的臣服。而东道宗王的封地距离帝国的中心，尤其是龙兴之地上都可算得近在咫尺，要是也允许他们自成体系，成为独立的“哈撒儿汗国”、“合赤温汗国”、“帖木格汗国”和“别勒古台汗国”，那对于自身的威胁可就太大了。所以，即使东道宗王有自立的打算，甚至发动比西道宗王更为强大的兵力来反抗中央权威，元朝政府也是不惜代价一定要将他们压服。
于是我们便会看到，同样是和自己叫板，对与西边的海都，忽必烈总是网开一面，即使是御驾亲征，也是打跑了了事。而对于东边的乃颜，却是一股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

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　四月；东道宗王之首乃颜联络多家诸侯王并和西部的海都互通声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叛乱。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贴木哥的后裔；“自（贴木哥）　斡赤斤至乃颜凡五世；前后五六十年；父子祖孙兄弟雄据辽东；早有轻朝廷之心。”　东道宗王本就实力雄厚，再加上乃颜着意联络，哈撒儿后裔势都儿、火鲁哈孙，合赤温后裔胜纳合儿、合丹等全部参加叛乱，以至“乃颜兵号十万；”　这个数字看起来并不惊人，但《马可&；#8226；波罗》游记中的记载却是乃颜“自己也拥有一支三十万人的骑兵”　，这也许是所由东道宗王兵力的整合，再加上海都在西边的攻势也如火如荼，除了至元十三年的昔里吉之乱，这可算是忽必烈称帝之后所遭遇的最大危机了。
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七十二岁了，年老体衰，还有关节炎之类的疾病，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只好也咬着牙御驾亲征。不过骑马是不行了，老皇帝坐在象辇里指挥军队，“忽必烈乘坐在一个木制的亭子中，亭子安放在四头大象的背上，象身用硝制好的厚牛皮包着，并披着铁甲。木亭中还有许多弓弩手，亭顶上飘扬着绘有日月的皇旗。”——这其实比骑马威风多了。
是年五月，忽必烈征调“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烈思五诸侯”军团；诸卫汉军军团，怯薛近卫军团四十余万人，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为先锋大举北征，六月三日到达撒儿都鲁之地，与乃颜军决战。
关于战斗的激烈程度，马可&；#8226；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有过非常精彩的描写，可以转录于下：
“战阵列好后，按照鞑靼人的习惯，在战斗前要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继
而高唱战歌，直到敲钹击鼓时，才开始交战。歌声、敲钹声、击鼓声，响彻云霄，闻之使人惊心动魄。
当战鼓响过之后，大汗首先向两翼的军队发出攻击的命令，于是一场激烈的血腥战斗开始了。一时间，四面八方，箭如雨下，无数的人马纷纷倒地。兵士的呼叫声、呐喊声、战马的嘶鸣声、武器的撞击声，都让人听了战栗不已。当双方的弓箭都用完之后，就开始了短兵相接。士兵们用短矛、剑、短锤和矛相互厮杀，竭力博斗，直杀得人仰马翻，积尸如山，以至于一方的军队根本无法冲入另一方的阵地。
这场恶战，从早晨杀到下午，一直不分胜负。胜利之神摇摆在两军之间，不能决定。”　
这场战争的惨烈不但马可&；#8226；波罗有记载，儒臣王恽也有诗云：“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　，乃颜所部见到象辇，知道是皇帝所乘，于是拼命向象辇发动攻击，忽必烈一度非常危急，叛军的箭矢都射在了象辇之前，御手不得不把大象赶到一座山丘上以躲避攻击。
马可&；#8226；波罗的记载是一战解决问题，其实除了在达撒儿都鲁之地外，二个月间；两军还在失剌斡儿朵、不里古都伯塔哈山交战，元军三战三捷，才最终擒杀乃颜，将叛军主力击溃。但合赤温之孙哈丹继续与元军对抗，转战东北部黑龙江、女真水达达地区和朝鲜半岛高丽地区，致使这场平叛战争又持续了五年之久，最后在鸭绿江边“哈丹死；斩其子老的于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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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颜的罪过最多只是和海都相同，但忽必烈在面对屡屡向他挑衅的海都时，虽然也极为恼怒，但也说：“倘若海都不是他的侄儿，一定难逃死刑的惩罚”　也就是说，即使抓住了海都，也不会处死。但乃颜却没这么幸运，被俘后，忽必烈立即下令处死——“兵士将乃颜裹在两张毡子中，然后由骑士把他拖在地上骑马飞奔，直到他气绝为止。这种特别的刑罚是为了不让皇族人的血曝露在阳光、空气之中。”
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在忽必烈心中的地位之不同，由此便可证明了。
说到这里，倒是让笔者想到清末的内外蒙古，外蒙古无论从人口、经济以及蒙古王公的素质等等方面都远不如内蒙古，但却可以在清末实行独立并一直独立了下来，而内蒙古的独立事件在数十年间此起彼伏，但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外蒙古山高皇帝远，对于中国的中央政府来说不伤大雅，能收回则收，实在收不回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内蒙古则与中原相邻，战略位置重要，直接关系到稳定问题，那么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会尽全力避免其重蹈外蒙古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