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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马之死与王文统之死一样笼罩着重重迷雾：王著一个小小的地方千户官如何能如此明白的了解大都的情形？在事变发生时，身为枢密副使的张易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矫诏”的真实性而派兵协助？
似乎，整个事件都是太子真金及其身边的汉法派官僚的谋划，但是，真金真的敢于冒险制定这个计划吗？需知阿合马在朝中党羽密布，即使能够成功杀死他，又怎么能保证顺利铲除其党人？一旦消息泄露，真金的太子之位便有可能动摇。如果是汉法派其他人物主谋，却为何让王著等人口口声声牵涉太子？就不怕牵连太子吗？又或许，这起事变，是既反对汉法，有对阿合马专权不满的蒙古勋贵所为？
更多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但这场事变戏剧化的改变了大元朝廷的政治格局，阿合马时代在一片血腥和迷雾当中迅速落幕。无论是早有谋划，还是意外之喜，汉法派得了完胜，帝国中枢迅速被倾向汉化蒙古勋贵和汉人儒士所占据。
然而，帝国边疆的战事仍没有平息，国库中的银钱仍流水般的花出去，已经六十多岁，越来越顽固的世祖忽必烈也不可能停止战争和减少用度，重新执掌大权的汉法派们如果不能扭转财政状况，开辟新的财源，那么阿合马之死就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下）
阿合马死后的帝国政局，俨然一派汉法派大行其道的景象。至元十九年四月，原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被任命为为中书右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和礼霍孙出身蒙古勋贵，曾任世祖宿卫大臣，其人深谙儒学，一上任便大力援引汉法派官员充实朝廷中枢。耶律铸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甘肃行省张雄飞为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
耶律铸是著名的耶律楚材之子，张文谦、董文用都是世祖藩邸旧臣，汉法派中坚，张雄飞是受“廉孟子”廉希宪举荐为世祖所任用的汉臣，其人清正廉洁，官声极好。这些人一个个身居高位，似乎那个汉法派众臣一律靠边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太子真金也感到自己曾经许诺许衡的那个“道行有时”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反常态的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明白的指示和礼霍孙：“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对于身边的儒士何玮和徐琰也意气风发的鼓励道：“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身边都是“自己人”，储君又明白表示全力支持，和礼霍孙再无顾忌，雷厉风行的对阿合马留下的政治遗产进行清理——为日后大行汉法铺平道路。
首先，“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把已经拔除的阿合马党人全部列入黑名单，不但现在不用，将来也不用，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避免那些重利不重义的家伙卷土重来。
其次，对阿合马生前掌管的户部各库以及盐运司、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等部门进行钩考，继续坐实阿合马名为为国敛财其实是祸国殃民的罪状。
第三，废黜阿合马所设的用于敛财的各种官署一百七十一所，什么司徒所、农政院、泉府司、四道宣慰司、诸道盐司、各地金银冶炼官署等等一律裁撤，在这些部门里任职的官员全部视为“冗官”，就地免职。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朝野上下确实大有新气象。而和礼霍孙在自已为清理完障碍，准备对整个帝国的进行布局的时候，却发现地方官员普遍无法和中枢达成协调——要行汉法，光是中枢有儒臣是不够的，可地方官能够算儒臣的少之又少。
元朝开国以来，在西夏、金、宋时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便被废黜，没有科举，学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便没有进身之阶——毕竟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可以靠游说来得官，何况游说是少数人才能玩得转的游戏。
于是，和礼霍孙向世祖进言，请开科举。
和礼霍孙原本以为，世祖让自己做宰相，又允许自己任用汉法派官员，对自己清算阿合马也采取默认，那么趁势改革帝国的选官制度，让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子弟充实帝国官员队伍便应该题中应有之意。岂料，此疏一上，和礼霍孙的宰相官运便到了尽头。
说到这里，不能不先插一句，说说忽必烈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问题。
有人说世祖忽必烈不开科举，是为了扼杀中华文化，此言大谬。科举只是一种选官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唯一载体，承载文化的应该是学校和书院，而忽必烈对于官学、书院的建设相当重视，这在前文已经说过了。
可是，对于儒学教育的重视却伴随着对科举制度的极端厌恶。忽必烈最讲究务实，而偏偏科举自隋代开始实行六百多年以来； 已经流弊众多，几乎成为华而不实的东西。广大读书人潜心于科场学问； 疲于仕途竞奔，竭心费神，在元朝学者胡祗遹眼中不过是 “记诵章句、训诂、注疏之学； 圣经一言； 而训释百言、千万言； 愈博而愈不知其要； 劳苦终身而心无所得； 何功之有”
虽然所学“何功之有”，但“一个通过了文学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考生； 总是最快地得到擢用； 而且有时在刚入仕途便已身居显位” 。这样的人大部分缺乏以管理国家各种实际事务的经验及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 更遑论统筹全局治国平天下了。无论西夏、金还是南宋，以经义诗赋录取的满腹经纶之士在蒙古大军的劲弩铁骑面前软弱无能，丧城失地以至于毁家亡国。于是乎，宋元之际的儒者，鲜有对科举有好感，忽必烈曾为开科举之事咨询大儒许衡，许衡直截了当的回答：“不能！”忽必烈颇为赞同： “卿言务实； 科举虚诞； 朕所不取。”
许衡是元臣，对于科举的态度还可能有迎合上意之嫌，而曾经和文天祥一起并肩作战，失散后隐居乡里的宋末词人赵文在其《学蜕记》中也认为没了科举实在是对读书人的大解放： “四海一； 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
没有科举，靠什么选拔官员呢？忽必烈时代对于官员的选拔主要靠推举和荫叙； 荫叙就是指老子当官儿子也可以当，这自然有很大的弊端，不过这样的荫叙只占官员很少的部分，《元史&；#8226；选举志》记载： “诸职官子孙荫叙； 正一品子； 正五品叙。从一品子； 从五品叙。正二品子； 正六品叙。从二品子； 从六品叙。&；#8943；&；#8943；正七品子； 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 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 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荫叙；傍荫照例降叙。”儿子获得老子的荫叙，平均都要降五级使用，油水相当有限。
因此，推举便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所谓推举，就是将“吏”推选为“官”。虽然人们一般把“官吏”并称，但在古代二者可相差甚远，官是经过科举出身由国家任命的政务员，而吏却只是非正途出身，在衙门里操持具体事务的事务员，不算国家编制，虽然能拿朝廷俸禄，却属于“不入流”。不过，吏的地位虽低，却很重要，靠读书考试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很拿手，却无法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说对国情民瘼诸方面的了解，十个官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吏。
两宋时期，胥吏为士大夫所不齿，由吏入官是极个别，若是哪位不是考科举而是因为在吏的职位上做出成绩而升为官，便会被认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视。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讲究务实，既然吏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处理事务的能力自然出众，于是大开以吏升官之门，中下级官吏都要从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员中选拔。本来官与吏高下悬殊，属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俩好”——“曰官曰吏； 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势分相临也。”
以吏为官，大量有实际事物经验的基层干部有了提拔升迁的机会，对于政府建设、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处，可这推举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机制”。一个胥吏要成为官员，能否被推举，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是否能力出众没有统一标准，这就出现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情况，通过人情关系、贿赂请托等手段获取推举就大行其道。而胥吏虽然粗通文墨； 但未经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有术而不通“道”，大部分没有“八荣八耻”之类的价值观，他们为官之后； 往往比科举入仕的贪官更加巧取豪夺、寡廉鲜耻，所谓：“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 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不知； 贿赂之情循习已著； 日就月将。及至年长； 即于官府勾当； 往往受脏枉法； 遭罗刑宪。”
中国自古讲究“德才兼备”，德在才前，一旦拘泥，便会让大量迂阔无能之辈和伪君子进入仕途，而以吏为官，重术不重道，却又使得真小人充斥官场，在专制时代，这样的矛盾始终无法化解。可相对而言，无道德的人能力越大危害越大，与有道德却比较平庸的人相比，是两害相较不能取的“重”。
阿合马才能出众而道德败坏，他的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不能不说与以吏升官的推举制度大有应和。
和礼霍孙请开科举，并非不知道科举之弊，但在没有更好的代替制度之前，科举确实是最不坏的选官制度。然而，身为蒙古人的和礼霍孙却忘记了，老皇帝忽必烈对于科举的厌恶，除了其不够务实之外，还因为这项制度会使得汉人迅速占据各级官僚体系，蒙古人、色目人要说学习子曰诗云如何是汉人的对手？当地方中央的官员大部分成了汉人，且不说蒙古人的统治地位堪忧，自己想要坚持的“内蒙外汉”的体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土崩瓦解。在经过山东李璮之乱和暗杀阿合马事件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越来越深，着这个时候提出开科举，无疑是逆老皇帝的龙鳞。
何况，和礼霍孙做了宰相后，光想着清除阿合马的影响和推行汉法，对于日益窘困的财政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整顿方法，也没有新的生财之道，“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副世祖裕国足民之意” 。阿合马在时，虽然结党营私，但生财有道，老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而和礼霍孙隐然有结党之嫌又不能从君所欲，现在又想实行严重动摇蒙古勋贵地位的科举制度，宰相当到头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皇帝有需要，而当朝大臣不能满足，那么可以满足的人便会取代他们。新一代的理财权臣的呼之欲出，也就成为必然。
【正文】
沿着阿合马之路前进的，倒并不是以经商著名的回回人，而是一个吐蕃人桑哥和一个汉人卢世荣。
第一个进入世祖视线的是桑哥。其人在《史集》中被说成是畏兀儿人，这应该是作者拉施特远在伊朗，听传言所做的记载，并不准确。他应该是 “出身于噶玛洛部落”的吐蕃人 ，也就是吐蕃帝国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代派驻脱思麻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的吐蕃军队的后裔 。在至元初年，帝师八思巴在脱思麻地区活动时，将其收为自己的侍从官。日后随八思巴来到大都，因见识广博，很得八思巴喜爱，因此有很多机会代表八思巴到世祖驾前奏事。桑哥口才很好又见多识广，每次奏对都很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一高兴便向八思巴提议，将桑哥留在自己身边任职。
桑哥“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蕃译史”，因此颇受重用，不久便成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宣政院前身）。相对于阿合马除了理财别无所长，桑哥倒是个多面手，不但具有语言天赋，理财本事超群，而且颇有军事才能。至元十七年，西藏的第二任本钦贡噶桑布与八思巴意见不合，造成西藏地方骚乱，桑哥受世祖之命率军进藏平乱。
这“本钦”本是八思巴执掌的佛教萨迦派掌管世俗事务的官员。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后，将卫藏十三万户作为灌顶的供养奉献赐给了八思巴，并赐予萨迦本钦“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头衔，建立了萨迦政权，本钦于是就成了西藏最高行政官。第一任本钦是释迦桑布，在至元五年（1268年）病死，贡噶桑布继承其位。贡噶桑布担任本钦时，八思巴正在大都，因此贡噶桑布凡事独断专行，其所作所为被八思巴得知后，便免去了他的官职。可贡噶桑布虽然退居二线，影响力仍然很大，其党羽对八思巴指定继承人的决定不满，引起了骚乱。世祖向桑哥问计，桑哥提出西藏山谷险峻，难容大军，派兵不可过多，于是世祖给他十万部队。桑哥率军进藏后，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贡噶桑布，稳定了局势。之后，他主持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对西藏的长治久安颇有贡献。
有了战功，又“好言财利”，这样的人自然被世祖看重。回到大都后，桑哥权势愈加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按说，这时候桑哥该以自己理财本事获得更大的权力，争取入主中枢，混个宰相当当。可阿合马的殷鉴不远，桑哥还需要有人来做个试金石，为自己蹚蹚道。
这个人得是自己人，理财思想要和自己差不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在成为宰辅后仍不能脱离自己的控制。
于是，一个名叫卢世荣的汉人在桑哥举荐下，面见了世祖忽必烈。
这个卢世荣，名懋，世荣是他的字，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得官，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此人是汉人，而且是“阿合马党人”，即使得势，无论蒙古勋贵、汉人官僚还是色目官僚都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他能依靠的只是皇帝还有在皇帝面前具有发言权的桑哥。而卢世荣的理财思想与桑哥很契合，做蹚道兵最合适不过。桑哥对世祖谏言道：“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世祖正愁没有理财之臣，听到桑哥举荐，便诏卢世荣“奏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