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 第17部分

第二个手法是威胁。毛吓唬其党内同志，若他们不听他的，「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口气蛮横，目中无国、无法亦无党。

不幸，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虽然都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但他们并未受过民主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当年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但自己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毛泽东对他们来说是个「领袖」和「帝皇」的混合体。他们在毛面前，理论上是个同志，实则同臣子相去不远。七月二十七日政治局讨论对彭的处理，周思来提出彭是七分功、三分过，刘少奇、朱德亦表示赞成。毛泽东便威胁道：「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周、刘一看毛决意除掉彭，立即软了骨头，退缩转向，同意毛的意见，将彭定成了「反党份子」。

毛泽东一个狡辩，一个恫吓，立时奏效，满屋子职业革命家竟无一人敢站起来抗争。以后毛又将彭等骂成「忘八蛋」、「资产阶级的猪狗们」，彭德怀们也就成了人人可打的落水狗。

人们为什么不站在彭德怀一边？从以后两三年各人的言行来看，除了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同彭德怀思想上大致相近，但却帮助毛打倒了彭。原因何在？说他们缺乏道德勇气，是全躯保妻子之臣，似不够公允，但他们确实也怕当「反党份子」。几年前高岗、饶漱石一死一关的例子，对他们不可能没有影响。

高岗原本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的首脑之一，只是自认功劳仅次于毛泽东，对毛将刘少奇当作接班人提拔到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不满，欲拉拢几位封疆大员林彪、邓小平等人联合倒刘，取而代之。然而人缘不佳，游说失败，倒刘不成，反惹祸上身。刘少奇、周恩来联手打了个胜仗。毛见高、饶沦为少数，便支持刘、周将他们弄成了「反党集团」。高岗在狱中自杀，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则押了二十年，最后也死在狱中。

高岗一死，中共就涂改历史。画家董希文一九五三年画了一幅大型油画《开国大典》。画中，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厢站著开国元勋们。董曾为此被请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当面夸奖。随后此画印了几百万张，进入千家万户。但五五年打倒高岗后，中共即强令画家修改，抹去高岗，换上了一盆花。（文革中刘少奇被整死后，又令画家改画，将刘少奇从画面涂掉，将立在后排的董必武移来填空。这是后话。）

参加会议的党内高层人物都是职业革命家，自然不是胆小鬼。但是，对于其残酷性不亚于对敌斗争的党内斗争，他们却让一根无形的绳索绑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唯恐一失足便永远不得翻身。落得高、饶那样的下场。所以一见功劳大如彭德怀者、党内地位曾经高如张闻天者，转眼就成了落水狗，他们第一件要务便是与彭、张划清界线，免得自己也落水。他们全都急急忙忙地转向，参加了批彭的大合唱。没有一个人作任何声援彭、张的举动，满屋子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变成了口是心非的墙头草。

落井下石最甚的要数刘少奇。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使任何声援彭的举动都显得黯无希望。刘在庐山会后九月间清算批判彭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甚至这样说：彭德怀「在政治局很不得志的，有什么话总是讲不下去．．．．他很不高兴政治局会议，因此就不愿到会了，经常不来了。来了发言（别人）又不听的。所以他就跟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不是一道的，不是一条心的。」他这么说，完全是为了讨好毛泽东，因为彭作为军队领袖，与其他九名元帅中的八个（除林彪）关系都很好，这八个元帅中有五位是政治局委员。

自然，并非所有人都打了彭、张几棍子。批判之初，毛泽东想将黄克诚拉过去，让人找他，要他与彭划清界线，反戈一击，但黄明白说：「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呀，我没有石头。」毛将他和周小舟、李锐等召去谈话时，他只是据理力辩。谈到十二年前「保卫四平」战役时，毛说「那是我决定的」，黄毫不客气地答道：「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那次战役以共军牺牲八千多人而告失败）结果黄克诚也被陪绑，成了「彭、黄、张、周（小舟）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身兼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总参谋长黄克诚的入网颇出彭德怀的意料，因为彭在给毛写信前曾对周小舟说，写了信以后，他「可能被撤职，撤职后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不料毛不仅将黄一并打倒，而且因为彭、黄是军队的实际主事者，又编造出一个「军事俱乐部」，诬称他们搞地下活动，是阴谋家。这样黄也就和彭一样，翻不了身了。

当年的军队总司令朱德虽不敢明目为彭辩护，却也在旁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大家都是在一口锅里吃过饭的人嘛！」朱与彭这两位为中共打天下的正副总司令，私交极好，两人同住中南海，不是你来就是我往，饭后必摆开象棋杀它一阵。两人深交至此，却不能救援。他不敢说不该给彭戴右派帽子，便说「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由于朱德在会上还有过「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嘛」一类的发言，他也成了批判的靶子。毛泽东曾在自己的房间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张闻天、李锐是右派，朱德也是右派。（注２：彭程、王芳《庐山．一九五九年》第一四一页。）

多年后，徐向前元帅曾这样回忆：「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受到何种「对待」，尚无从得知，仅知朱德「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忍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注３：见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徐向前所说的「大局」，指的是维护毛的权威，避免与毛对立，名义上是维护党的团结，实则是认为党内除了毛，谁也玩不转。因此每当毛和某人对立时，他们都站在毛一边，不管谁是谁非。可以想见，如果朱德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奋起反抗，必定无济于事，因为整个党的领导层人物都不敢、不愿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押去尝试一下，抵制蛮不讲理的毛泽东。用陈云的话说，是想保住自己的党票。用流行于老干部中间的话来说，是想「保持晚节」。他们觉得，为共产党奋斗了一生，若最后被党打倒，按敌人处置，便是没有保持晚节，一辈子白干了。他们在同国民党斗的时候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们坚信为革命献身可以留芳百世，可是「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张闻天的庐山发言）。

有了这种思想，他们对毛一味迁就、退让，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当年三位主要的工业部长段君毅、吕东、袁宝华在一九八五年著文回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时说：「富春同志对一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同志：从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有的同志讲了违心的话。富春同志．．．．不为会上不正常的气氛所动摇，他对彭总什么批评的话也没有讲。（注４：一九八五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是一九三五年助毛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取得军权的主要人物（会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主持军务，直至长征结束）。此外，他又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按说，王是助毛取得领导权的第一功臣，也就最有资格劝阻毛的一意孤行，最有责任制止毛将中国往灾难的路上领。可惜的是，他从未那样做。毛进城掌权之前豁达大度、谦虚从谏，但掌权后对于同志，无论曾如何有功于他，一旦触犯了，立即翻脸，决不留情。王稼祥对此有所认识之后，便采取了缄默以自保的方针。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回忆王稼祥的文章中说：「建国后，我们党所犯的多次『左』的错误，特别是对人的错误处理，他都很不赞成，并且甘愿冒当时一些人对他的非议而不随声附和。．．．．他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些重大失误，特别是长期重用某些坏人，很不以为然，可是他又感到无能为力而没有进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感痛苦的事。」（注５：一九八五年一月《新华文摘》。）

由此可知，王稼祥对于毛的批彭，也只是「不随声附和」而已，但这样也已经得罪了毛。文革中，毛听任康生等人批他、斗他，送下去劳改，始终不闻不问，到他病得不行了，才批准他回京治疗。直到被毛封为「接班人」的林彪于一九七一年死去，毛要收揽人心了，才说了王几句好话，而王不久即「在极痛苦和极度矛盾中」（胡耀邦语）死去。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总书记的彭真，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明白不满的。他主持的中共北京市委在大跃进最热闹的五八年十一月办了个杂志《前线》，创刊号的发刊词长达两千多字，根本不提人民公社，却大讲「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著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可见他领导的北京市委那班人没有跟著毛泽东发高烧。在庐山上他没有对彭德怀井下石，却也没有起来主持正义。据文革造反派的揭发，彭真于会后不久的十月间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对你们的斗争是过火了一些，我当时听了也觉得不顺耳，但未作声。」

一个「未作声」，一个「不随声附合」，一个「什么批评的话也没有讲」，从上述三位人物的态度，我们便可以想像彭、张二人在政治局中是如何孤立了。
　
党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如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本身并不热心鼓吹大跃进，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最无原则，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为了最后表决时跟著毛泽东举手。除了举手，他们还吟诗填词，由于硬要同庐山的政治扯上关系，写的东西也就只能是初中生水平，如「经过辩论求团结，领导英明正确声」这种讨好毛泽东的，或者「住行衣食无忧虑」这种为人民公社粉饰太平的文字。毛对这几位老人始终很客气，原因也在这里。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未上庐山（后来据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的文章说，当时邓摔跤骨折，在疗养），他对此事的态度不详。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留守北京，也未上庐山。会后他私下对薄一波表示不赞成批判彭德怀，而且彭回到北京后，他是第一个去看望的，但他也只是说：「老兄想开些，大局为重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读几年书。有话慢慢说吧！」

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非虽不可不讲，但为了「大局」却似乎可以不要原则。毛泽东对彭发难的第二天，聂荣臻、叶剑英二位元帅曾一同到彭的住处，同他谈了两个小时，劝他反省自己，「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检讨。」他们显然认为彭的信不错，但在党内引发冲突便破坏了「全局利益」。维护毛的威信，团结在毛的周围是他们的第一原则。他们对彭说：「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注６：李锐《国防部长浮沉记》序。）由毛来管住大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从来就没想过，要是毛下台或者死去，中国人民是不是会生活得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二人一直供奉毛，任凭毛在文革中恣意乱国乱党，一直闹了十年都未实行兵谏的原因。他们明知毛在把中国往灾难引，却还是恭恭敬敬地应付他，直到他死了才将他的夫人、亲信一网打尽，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始终被那个「大局」、「全局利益」箍著，从未解放过。

一般的中央委员在此事件中表现各异。例如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对彭本有个人成见，而且一贯在政治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毛泽东，因此「毫不迟疑地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罗的女儿罗点点语）。相反地，山西省长，后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山西接到庐山的电话，知道中央要「反右」，当即在电话中表示：「再不能反右了，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然而，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并不敢抗上。对于中央委员们来说，党籍是命根子，他们不愿被开除，只得跟著毛反右。如原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一九五八年因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南斯拉夫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非中央所说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被召回国接受批判。此时为免再度栽倒而永不翻身，只得违心地跟著批彭。

周小舟本被毛视作亲信，刚开会时还帮毛改过诗稿，但他在会议中公开表态，支持彭德怀的观点。这无异于背叛，毛恨之入骨，宣布他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与彭一起打倒了。

李锐本来也深受毛信赖，是毛原来指定的「会议纪要」起草人之一。他在会上的言论使他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从此「生活在历史的漩涡中」，「被淹得半死不活」（李锐自述）。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去、毛泽东威望大跌，周恩来得以重建政府，指示将他从监狱释放，他才重见天日。

年方三十七岁却已给毛泽东做了十一年秘书的田家英，与李锐是极好的朋友。他曾告诉李，毛缺乏经济知识。因此在庐山会议初期，毛找田、李等人开小会交谈时，二人曾向毛建议由陈云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庐山会上，有一位中央委员将田、李二人私下讲的话在全体大会上「揭发」出来。下山回京后，田给李打的电话又被人窃听。此后田虽仍继续当毛的秘书，却明显受到了冷遇。文革初他被撤职，罪名中有一项是「篡改毛主席著作」，事由是毛以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起点发动文化革命，说过「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在整理毛的讲话时，田不赞成将彭的名字写进去。他被定为「一贯右倾」，限期搬出中南海。他对妻子说：「真想不到兢兢业业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