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场面，不觉为闻天同志捏了一把汗。」
尽管是参与辩论，张闻天的发言中仍然有不少恭维毛的话：「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很坚强」，「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也说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支持毛的说法，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他这样说，必定不是心中实话，只是为使毛听得顺耳。其实他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发言记录稿中光「损失」和「很大损失」就有一百零八个，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又说「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自然触痛了毛的神经。此外，他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于是批评毛言行不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人总是怕杀头的．．．．」等于批评毛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这种批评虽然措词不很激烈，却也是毛执政十年来从未听过、也不想听到的。
当天会后，张散步到彭处（两人住处有条只是几十米的小径），对彭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我支持了你一下。」彭看了张的发言提纲后说：「你讲的还很全面。」此时，两人都未意识到毛泽东要拿他们开刀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国家经济情况已很恶劣，这正是与会者严重存在泄气思想、埋怨情绪的原因。据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回忆：「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注２４：见《怀念周恩来》中陈国栋的文章。）在这种危急关头，要是毛泽东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引咎自责，改弦更张，或放权让同僚们去处理大跃进的后遗症，首先根据各地饿死人的警报全力解决粮食问题，那么事情还有救，至少不会弄得半年后全国饿殍遍地。然而，好像祸国殃民还嫌祸得不够似的，他将中国拖入了又一场灾难之中。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自称「顶了二十三天」之后，召集全体会议，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对彭、张等人发动了突然袭击。他并没有点名，可是「右派边缘」，「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谁听了都明白他攻击的是谁。他极端情绪化地一个人骂了半天，也不问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有没有话要说，就宣布散会。以往中共中央的高层人物长期将这位主席像神似地供奉著，如今在他面前一个个全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侍从。
毛泽东主要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明知其政治局的同事无端被诬，可是两人都不动声色，十分镇静，不像别的与会者多少有点震惊。因为两人事先已受到毛的关照，在入场之前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七月十六日毛把刘、周和朱德三位副主席请到他住处，告知已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下发，并要他们「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这时周恩来并没料到毛已动了杀机。在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水电部副部长李锐问他对彭的信有什么看法时，他随便答道：「那没有什么吧。」可是二十二日半夜，毛将他和刘少奇召去，告诉他们要拿彭开刀。其时刘刚服过安眼药，在睡梦中被召后硬撑起床，让人架著去毛住处。大约头脑尚未清醒，也可能从来就不敢顶撞毛，他当即表示支持，似乎完全忘了会议开始时他说的「深刻教训」。周恩来一定对毛去年的训斥记忆犹新，自然不敢表示异议了。
这个结果是毛预先料到的。三个多月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就说过，「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注２５：见《我眼中的毛泽东》一书第一三二页。）所以，他比刘、周高明，在于他知道他们不会违抗他，而他们却永远无法事先猜透毛下一步要怎么走，是要纠左还是批右。他们总是跌撞撞地跟著他走，跟不上就检讨。毛看准了风向，知道自己在政治局内不会沦为少数，至少在表决时多数人不敢投他的反对票，尽管他们的观点同彭德怀、张闻天差不多。他将彭的信印发已整整一周，整个政治局中除了候补委员张闻天表示支持彭以外，所有成员都没有明白表明赞同，而张本来就是一名「下台干部」，是党的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所以，尽管二十二日夜里毛睡不著觉，独坐自坐在屋后竹林里抽了半天烟，留下一大堆烟头，他还是深信可以稳操胜算，于是天一亮就发起了进攻。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要是政治局成员在这一周中陆续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会议有怎样的结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薄一波为例。他主管工业，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听到要批判右倾份子后，立即让冶金部和煤炭部组织了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在会上讲了一番鼓干劲、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大话后才上庐山。文化革命中他被打倒、斗争之后，造反派的报纸这样揭发道：「薄一波在会上见形势不妙，不敢抛出这些材料。薛暮桥却在旧中宣部的各省宣传部长读书会上，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会上，在《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者面前，抛出了这些材料。」（注２６：《进军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我们无从得到这份材料的原文，但是根据造反派的揭发，我们可以知道这份材料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否定，远远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纲领性的发言：「他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造成『混乱局面』、『通货膨胀』，『潜伏著巨大危机』。他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说『生产关系前进过多』，『破坏了生产力』．．．．」，由此可以肯定，如果主管工业的薄一波有彭德怀或张闻天的勇气，把材料端出来，对彭将是一个极有力的支持。可惜他当时违心地参加了批彭的大合唱。二十多年后，他著文自责：「这是不能自我原谅的，至今仍负疚在心。」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掌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四月间举行的上海会议结束后与张闻天同车返京途中曾对张表示：「对人民公社是不满意的」，「跃进速度太快了」，「大炼钢铁不合算」，「搞得左过份了」。按说他在庐山也应当站出来说话，然而他没有。文化革命中红卫兵质问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哪一边时，按红卫兵的说法，李先念说：「头一天我是同意彭德怀观点的，第二天我就反对了。」
如果他自始至终支持彭德怀，事情会怎么样呢？毛泽东也会宣布他是「反党份子」吗？历史当然不能重复，但是可以设想的是，要是薄一波将薛暮桥为他准备的工业方面的材料端出来，以事实论证大跃进之危害，李先念坚定站在彭德怀一边，而陆定一也将受周恩来的委托调查大炼钢铁所得的材料拿出来为张闻天的发言作佐证，周恩来不怕再一次被毛骂作「促退派」，刘少奇不顺著毛帮腔，大家都将自己的真实观点摊开，毛可能说没有胆量拿彭德怀、张闻天二人开刀了。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那样做。
毛二十三日发动袭击的当晚，三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干部周小舟、李锐、周惠很不服气，三人聚在一起将毛攻击了一番。周小舟怀疑毛的讲话未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后期，没有集体领导，只是个人决定，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周惠是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本无参加会议的资格，毛视察湖南后认为他干得不错，特地指定他上山开会的。几天前毛找人去聊天，在场的除秘书田家英和周小舟、李锐之外，还有周惠。周不是个得了宠便溜须拍马的人。他说：「主席年纪老了，有些问题的决定是否变得很快？」他又说当美国女作家斯特朗与毛谈话时称赞毛超过了马、恩、列、斯，毛未作答，不置可否。他觉得毛正走向骄傲。李锐则说毛就是喜欢高指标．．．．三人谈得十分激动，周小舟甚至提议三人一起到毛的住处去与毛「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可以」。他们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就在几天之前毛曾与他们三人夜谈过几次，似乎还谈得不错。不过，在行动之前周打了个电话给老上级黄克诚，于是三人又到黄处商谈。据李锐后来写的交待说，三人将「上面的一些主要攻击主席的观点都给黄谈了，并谈到去找主席争论事。黄说这是谈不得的。他说彭信起了坏作用，主席的讲话是有原因的，也不要紧张，错了就作检查，才使我们比较镇静下来」。注（２７：引自前述高等军事学院的材料。苏晓康《乌托邦祭》关于此事的记述差异较大，但他对李锐等人的采访发生在事件二十多年后，而高等军事学院收集的是李锐庐山会议后写的交待，应当更为可靠。）
三个年轻人差一点就要去大闹天宫，被老成持重的黄克诚制止了。尽管这只是未成为事实的一个打算、企图，但还是应当记录在此。因为这是中共党史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伙同林彪作了那么多恶，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几位元帅「大闹怀仁堂」的事件，也不过是冲著陈伯达等人争吵而已，他们一见到毛，声音就没有了，更没有想过要到毛的住处去辩论、争吵。「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确如此。只因黄克诚过于世故，使这样一件事情没有发生。当时黄对毛仍抱有幻想，以为作个检查就会让他们过关。他不明白毛「要么不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到底」的作风。从这点来说，黄又过于天真了。
第七章：施辣手「谏臣」获罪
毛泽东要成功打倒彭德怀、张闻天二人，必须消除政治局成员的反对。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凭借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支持，毛不必逐个拉拢、搞政治交易，他只用一篇气势汹汹的讲话就镇住了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绝大多数。他的手法有二：一是狡辩，二是威胁。
彭德怀批评他「小资产阶级狂热」。他将「人民群众」抬出来反驳道：「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吗？」
毛这么说，貌似有理，其实则不值一驳。办公社，共农民的产，弄得农民只剩「一碗一筷、一铺一盖」他们岂会积极？朱德在七月六日中南地区的小组会上对此就发表过意见：「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农民在跟著共产党造反时是愿意共产的，共地主、老财的产没人反对。可是现在办公社，共他们自己的产，谁也不愿意。当然几亿人，也有愿意的，譬如彭德怀家乡的老人们。他们相信了共产党的说法，把什么都拿了出去。等到他们发现这种共产只能换取挨饿时，他们后悔了，可是他们回不了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们要向彭下跪，为什么要引到食堂，将锅盖揭了给他看的原因。
至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说农民愿搞，非常积极，更是胡说一气。就在他去庐山之前，他回了一趟故乡，在老家韶山冲的村子里召开过老农、老党员座谈会。会上，他的老乡们对吃食堂大家饿肚皮表示不满。毛听了虽然不高兴，却不能在乡亲面前打官腔，便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毛前脚离开村子住庐山走，后头食堂便散了伙。毛泽东这个老家，大跃进中没有得到什么第一，解散食堂倒跑在了前头。这自然是沾了毛的光。正因为毛明知农民不赞成办食堂，这里才说他是在胡说一气。
「非常积极」的人是有的，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公社干部们。人民公社制度使那些干部掌握了孔夫子以来任何一位乡官或地主所没有的权力，他们当然欢迎。「乡社合一」或「政社合一」，对那些公社书记们实在是太美妙了。两千多年来没有一位地主或地方官有本事将一区、一乡几万人的衣食住行全都控制得服服贴贴，而公社书记们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衣，布票由他们发，没有布票你一寸布也买不到；食，公社食堂叫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反正你家里既无粮食，也无锅灶；住，叫你拆房你就得拆，让你把窝盖在哪里你就得盖在哪里；行，他们不给你写信盖章，你住不进任何旅店，甚至买不到车票、船票。而他们自己，正如毛泽东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所说，说假话做假事，做官受表扬，吃好的，喝好的，还可以威风凛凛地打人、捆人（按中共中央委员杨献珍的说法，是「社长打队长，队长打群众」）由于他们的权力比旧社会的乡官和地主的集合还大，没有人能限制他们滥权，因此其中以作恶为嗜好的便横行乡里，成了地道的土皇帝。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把全村的妇女都当成妃嫔，有的带女民工去修水利，将所有的女工都奸污了一遍。问题还在于这种恶霸在党的干部中占相当数量。如河南商城县，即那个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修水库，坝崩库□，淹死几千民工的商城，十三个公社的武装部部长，有十一个打人骂人、奸淫妇女、横行霸道。全县四十一个民兵团长，有三十个是这种恶霸。全县二百二十四个民兵营长，这种被百姓骂成「疯狗」、「土匪」的坏蛋占了一百六十五个。（注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通讯》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关于河南民兵工作问题的检讨报告」。）这些人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热心拥护者。毛泽东硬将他们同几亿农民、普通社员混为一谈，那只不过是狡辩罢了。
第二个手法是威胁。毛吓唬其党内同志，若他们不听他的，「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