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不差，夫妻俩不管有没有理由，都准时开始吵架，吵十五分钟，然后准时结束。孩子则负责监督他们作业的完成情况。最后的结果是，双方按照要求吵了一个星期，就实在吵不下去了，他们给医生说，他们觉得吵架是天底下最没有意思的事情。这样的家庭作业，就是扰动：家庭之外的一个新的力量进入了系统之中，从而改变了系统运作的模式或者动力，情况就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系统。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处处都是问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极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大系统进行“扰动”，这一扰动的极致，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实证明，这一“扰动”把中国推到了向天堂行进的路上。
虽然“非典”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相当于心理医生的人有意制造的一个事件，但从效果上来说，却确实给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扰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从这样的扰动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作为心理医生，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来说，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谓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会心态的成熟和稳定。“非典”突然降临的时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较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具体表现主要是过度恐慌。由此导致情绪和行为上的紊乱，如情绪不稳定、乱服药物、抢购相关物品、不能正常工作、制造谣言或者相信谣言，等等。因为害怕“非典”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很快就多了起来。从战略上来说，这些问题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在“非典”的“帮助”下，我们正好可以加速社会心态成熟的步伐。要稳定社会心态，首先就要对付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虚假，在真实的信息被掩盖的时候，谣言就会乘虚而入，野火般地泛滥开来。在开始的时候，部分决策者过低地估计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试图使与“非典”有关的信息被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以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用意是好的，但方法错了，这给了谣言一个机会，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恐慌。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各种媒体上每天公布的疫情，让谣言无处可藏，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严重的事实，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从容地应付挑战。从“非典”开始，我们将学会不再遮掩真相、不再慌乱，这就为将来战胜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心理的准备。“非典”是令人恐惧的，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对恐惧的恐惧，是面对恐惧失去了镇静。成熟的社会心态意味着，灾难只会带来有限的损害，而不会导致全面的崩溃。正像一篇社论所写的，“面对“非典”，我们更加众志成城。
由于“非典”的扰动，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一度在公众中不太好的义务工作者的形象也被修正了。在患“非典”的人中，有不少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是在救治病人的时候感染上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危险中，他们仍然在一批一批地前仆后继，壮烈得令人泪下。当然，这是他们的义务，就象是战士必须上战场一样。但是不管怎样，用生命来尽义务，都是可歌可泣的事情。当你看到一个手拿报纸的年轻人，读医护人员抗“非典”的事迹时眼中热泪滚滚，你就知道，我们正在积累着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是我们失去了好长时间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关爱。拥有这样的财富的国家和民族，绝不会被任何灾难打垮。
还是因为“非典”，我们得以有机会改变很多人的卫生习惯，培养更多与现代社会相符的文明人。一个家庭物质上再富有，如果这个家庭的主人不讲个人卫生，那他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穷人”而已；同样地，一个城市不管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如果它的许多市民还在随地吐痰，那就算不上一个文明的城市。在中国的所有城市的《市民守则》中，肯定都有“不准随地吐痰”的规定，但收效很小。“非典”肆虐以来，这一条规定被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违背者将被处以数十倍于以往的罚款。但这样的惩罚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每个人都感到，这样做对自己和别人的健康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时，他们就自然会不这样做，而且还会监督他人不要这样做。文明人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小瞧了任何一个小的进步。更何况对我们来说，不随地吐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灾难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表达爱的最好时候。一位内向的男孩，暗恋着一位女孩，那个女孩在千里之外的大学读书，她所在的那个城市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而且她住的那幢宿舍楼被隔离了。在腼腆对“非典”的战争中，“非典”赢了，“非典”彻底打垮了腼腆。不过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失败”。本来是几个月才会联系一次的，但从知道那个城市有疫情开始，男孩就每天给女孩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电话里说什么、邮件里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女孩接受到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那就是在这令人恐惧和沮丧的时刻，有一个人关心她、爱护她。这就够了。“我爱你”三个字，是女孩先说出来的，男孩听了以后，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可以想象，在疫情过去之后，有怎样的美丽的重逢在等着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想象，几十年以后，在儿孙绕膝之时回忆往事，他们会对恶魔般的“非典”有何种复杂的感情。如果说“非典”给我们带来了黑暗，那爱就是黑暗中的光，有一些光芒，恰好要在黑暗中才分外地绚丽耀眼。
对很多家庭来说，“非典”也是一个“非常”的扰动。在生离死别的威胁之下，亲情、温情，就变得异常的珍贵起来。我的一位来访者告诉我，他和他妻子结婚八年，感情已经趋于平淡。白天各上各的班，晚上在家除了吃饭和睡觉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节假日也各自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活动，很少一起做些什么，即使带孩子出去玩，也很少是一家三口同时出门的。虽然没什么争吵，但夫妻关系跟一般的朋友关系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春节过后，他正在疫区出差，随着“非典”的势头越来越大，他的妻子对他的牵挂便成几何数级增加。先是不断地打电话问情况，或者上网查资料，每多见到一个新发病例，就多了几分的担心。后来反复嘱咐他要小心，要吃好一点，少到人多的地方去，等等，不象是妻子对丈夫，倒象是母亲对儿子似的。他回家的前几天，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回到武汉，她去车站接他，在站台上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连孩子站在旁边都不顾了。他说，那是结婚后最动情的一次，比恋爱的时候更有温情。
这位来访者最后总结性的话，给了我很多启示。他说到，平常大家都太忙了，被身外之事牵着走，很少能够停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自己生活的质量，特别是情感生活的质量。我们的生活质量，是由很多东西决定的，除了物质的丰富之外，还要有很多的精神的东西。在所有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中，亲情又是最为重要的，没有亲情，很少人能够活得下去；即便是能够活下去，也不可能活得好。“非典”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审视自己的关系和情感，这种审视，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自己还有多少银行存款、曾经住过什么房子或者吃过什么东西，我们会想到，我们爱过谁和被谁所爱过，以及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都跨越过什么样的激流险滩。
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战争，也是一场一定能够赢的战争。我们所希望的，已经不仅仅是这场战争本身的胜利，而是全面的、彻底的胜利。上天会保佑我们的国家，也会保佑相互爱着的华夏儿女。
2003…5…4
个人品性、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千年。性善论和性恶论者各自都有许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象其它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样，人性善恶的争论最后也呈现出一种折衷主义的特征。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不再简单地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是恶的，而认为人性是中性的、亦即不善也不恶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即人性是“存在先于善恶”，意思是说，人性首先是一种存在，然后才有善恶之分；善和恶只不过是人的众多属性的一种而已。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本质的内部天性，在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这些内部天性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这些内部天性是一种潜能，而不是最终的产品，它们是发展的、动态的和可变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由心灵以外的因素决定的，如文化、家庭、环境、教育等。
以恶魔张君为首的团伙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残忍地杀害了二十八个无辜百姓，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对他们若谈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既为时太晚，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已经散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
从精神病病理学上看，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张君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这类患者在儿童时期就表现出异于常人，如经常逃学或外宿不归，撒谎，偷窃，虐待动物，欺负弱小，故意破坏他人的或公共财产，打架斗殴，流浪，反抗纪律与权威。成年后其本能欲望、情绪气质、兴趣是号和价值观念方面也与常人不同，但没有认知、判断、推理等智能方面的障碍，也没有幻觉妄想，其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情绪的暴发性，行为的冲动性，对社会和他人很冷酷，缺乏同情心和羞愧之心，目无法纪，或者有别的反常价值观念（如唯恐天下不乱、以害人为乐），不能从挫折和惩罚中吸取教训。
安福乡的副乡长说，张君从小就很霸道，象个霸王，同村的孩子又怕他又崇拜他。据张君的情妇陈乐介绍，张君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常因为一件小事对她拳打脚踢；即使是对他的同伙，他也十分冷酷，缺乏半点同情之心：陈世清仅仅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就逼着他自断一根脚趾，更不谈他对无辜百姓的疯狂杀戮了；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就因为打架斗殴劳教三年，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成年后变本加厉，成为众人皆曰可杀的匪首；第一回买到一只枪后竟抱着枪兴奋得一夜未睡，在和平年代好枪如斯，其价值观之反常便可略见一斑了。所以诊断其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患者不一定都会违法犯罪。即使犯罪这也不一定都象张君一样残忍。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类患者若触犯刑律，应该承担完全责任。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有人格障碍而从轻处罚。
张君在被捕之后说，他之所以杀人抢劫是因为贫穷。他说的至少有一部分道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贫穷是疾病和罪恶的温床。但是，贫穷并不一定导致一个人犯罪，我们见过很多的贫穷的人，他们通过合法的、辛勤的劳动变得富裕，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贫穷只有在与恶劣的个人品性相结合的时候才会导致犯罪。
张君一案是个人的恶与人类整体的善的又一次较量。与历史上无数类似的较量一样，这次较量也以前者的失败告终。有人说，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善在战略上占优势，而恶在战术上占优势。也就是说，恶会赢得小的、暂时的胜利，善会赢得大的、最后的胜利。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恶的战术上的优势，在我们周围，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恶的人或者恶的势力对善良的人们的欺辱，这对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很多受恶人欺辱的人连警都不敢报，他们对正义和法制的信心实在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了。民众对善良和正义的信心是社会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心理基础，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政策和法规。信心的恢复不仅有赖于司法部门的严格而公正的执法，而且还需要每一位公民通过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安全来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不要以为罪恶的子弹只是射向了那已经死伤的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没有防微杜渐的意识，那下一位受害者就可能是你或者是我。社会的安全感从来就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安全感之上的。
我们生活的社会应该建立起一个防范个人极端行为的系统工程。在这一系统工程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教育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还应该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心理品质。我们甚至可以说，良好的心理品质比丰富的知识更为重要。良好的心理品质的标志是：全面发展的智力；相对稳定的情绪状态，能够适度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体察他人的情感反应，对他人的痛苦处境具有同情心；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即使在发生人际冲突时也能够应用理智而不是用极端行为来解决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但前提是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和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有与自己能力相符的生活目标，不好高骛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人和社会作出一些牺牲；等等。
优良心理品质的培养必须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每一所幼儿园、每一所中小学都应该配备一定数量的心理辅导老师。他们的职责一方面是让孩子们的心理品质得到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也要对已经有一些心理问题的孩子实施特殊的心理辅导，以便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将来成为能让自己幸福也能给予别人快乐的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张君所在的小学有心理辅导老师，如果心理辅导老师对小张君的行为进行了正确引导，那虽然不能说张君后来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