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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学习对兴趣，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学习的最原始的动力，不需要任何修饰，纯净而自然，而且比任何其它力量都要强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从纯功利的角度，我们也没有必要用任何其或低级或高级的动力来替代它。
教师、家长和其他身负教育职责的人都应该注意了：你们要做的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千万千万不要去伤害它，也不要试图用别的东西去替代它。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们才能够真正学得好，才能够在有较高的才能之外，有高贵而和谐的内心世界；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很快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疾病敲开家庭之门
一位著名的家庭治疗师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双重身份，即在健康王国的身份和在疾病王国的身份。尽管我们都喜欢前一个王国的身份证，但无论早晚，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被迫承认自己在疾病王国的居民身份。话说得很委婉，如果把同样的意思直接地说出来，就是：每个人迟早都是要生病的。
疾病当然首先是生病的人的个人的事情。但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一个人病了，除了对他自己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之外，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的家庭。现在我们就从家庭的角度，以一位肺癌早期患者为例，谈一谈疾病对家庭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专门针对家庭的心理治疗理论认为，一个人生病（主要指可能危及生命或造成残疾的重大疾病）之后，家庭内部会产生以下几种相对应的情感反应。
1、 否认和接受
K先生五十岁，某国家机关的处长。他的妻子四十八岁，某国有企业的会计。女儿二十五岁，某医院内科医生。K先生抽烟三十年，平均约每天二十枝。三个月前，K先生出现不同寻常的剧烈咳嗽，妻子和女儿要他去医院查一下，他不愿意，认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由于长时间未见好转，他最后还是同意去做一下肺部透视。透视显示有小块阴影。再拍片，高度怀疑早期肺癌。医生只把这样的结果告诉了K先生的妻子和女儿，K先生自己对自己的问题一无所知。
背着K先生，妻子和女儿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她们认为，也许K先生患的不是癌症，而是其它什么疾病，比如肺结核等等。就继续让K先生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最后确诊为肺癌。在冰冷的化验单面前，她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事实。
当疾病敲开家庭之门的时候，病人和家属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防御机制，可以暂时缓冲打击的力量，为最后接受现实做一点心理的准备。但是，否认的时间不可能会很长，当疾病变成无可置疑的现实的时候，接受就是唯一的选择了。接受显然是一种更成熟的应对方式，越早接受，越有利于早日采取理性的对付疾病的措施。
2、 绝望与希望
接受事实之后，紧跟而来的情绪就是绝望。做医生的女儿知道，不是医生的妻子也知道，肺癌是一种暂时无法治愈的疾病，被诊断为肺癌，就等于判了死刑。夫妻恩恩爱爱地生活了几十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妻子无法想象没有丈夫的日子将怎么过；女儿是在父亲的娇宠下长大的，她很爱父亲，父亲的永久离去，会给她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一时间，妻子和女儿都陷入极度的悲哀之中，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工作效率也大幅度下降。
绝望中也孕育着希望。妻子和女儿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治疗之上。妻子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熟人，找治疗肺癌的偏方，和肺癌患者的保健措施，等等。女儿则带着父亲的病历和X光片，遍访名医，请教最佳治疗方案。这一切，都是瞒着K先生进行的，在K先生面前，她们都强装笑脸，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K先生也是一个豁达之人，从不疑神疑鬼，想医生和家人没说什么，那就肯定没什么大的问题，该做什么还是去做什么。
3、秘密与分享
在中国的大多数医院里，大部分医生还在信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叫做“保护性医疗措施”，意思是：威胁生命的、难以治愈的疾病的诊断结果，只告诉病人的家属，而对病人保密。应该说，这样做也有一部分道理。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就听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授在门诊接待了一位病人，发现他患了某种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都没有什么治疗价值了。教授问他有什么亲人没有，病人说没有。于是教授就对他说，你的病不严重，回去以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病人就回去了。八年以后，该教授在门诊又遇到这个病人，他竟然还很健康地活着。教授很惊讶，说记得当时你患了癌症，估计也就只有半年的生命，怎么现在还活着？病人回答说，我不知道自己患了那么严重的病，只按你说的想吃就吃，想玩就玩。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次病人回家后，就真的只活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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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K先生，医生和家属在开始的时候，也采取了“保护性医疗措施”，有关他的疾病的真相，被掩盖得严严实实。但是，虽然不告诉他真相有一些好处，但同样也有很多坏处。这些坏处包括：某些患者会对自己的疾病胡乱猜测，这跟告诉他真相相比，可能是更严重的心理负担；严重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不利于调动患者本人对抗疾病的积极因素；不利于患者配合必需的治疗，等等。最后，从人道和人权的角度来说，一个成年人，有权力知道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利。让一个人自己承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事情的后果，也是对这个人的一种尊重。
在向一位家庭心理治疗师咨询之后，妻子和女儿接受了治疗师的建议，决定将肺癌的诊断逐步透露给K先生。这对双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K先生表面上的反应并没有他人想象的那么悲伤，心理上所受大的强大打击被他本人有意地掩盖了。背对妻女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
在整个家庭中，秘密一旦被揭开，剩下的就是一种针对疾病的同仇敌忾。气氛开始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4、孤立与联系
K先生在单位请了假，除了去医院接受必要的检查，成天就呆在家里。跟外界的联系明显减少了。有朋友、同事来访，也是不着边际地谈一谈就走了。妻子和女儿也回绝了几乎所有的交际活动，一下班就回家，陪着K先生。整个家庭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
又去找家庭心理治疗师。得到的建议是，要像往常一样跟外界保持联系。K先生跟单位商量，每周去单位三次，但可以提前回家，算还是算病休。而且，他还参加了一个由癌症患者组织的抗癌协会。由于他的人格魅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很快就赢得了其他会员的尊敬。他私下对人说，跟协会会员的感情，比对单位同事的感情要真诚一些。也就是说，在对抗疾病的道路上，他找到了更多的来自人际间的支持和温暖。这种状况，比他没生病的时候还好一些。
5、负罪与宽恕
疾病的到来，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的性质。以前，大家都能轻松地、和睦地相处，而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些事。K先生是家庭精神的和经济的支柱，他知道，他的倒下会给其他两个人带来什么。妻子没了伴侣，还没结婚的女儿失去了她生命中最强大的保护者。K先生的内心充满了内疚感和负罪感。他恨自己不该染上抽烟的恶习，不该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不该在女儿小的时候给她太多的学习压力，等等。
妻子也处于深深的自责中。怪自己对丈夫照顾不周，有时候对他有些求全责备，等等。女儿的自责更甚，想着将来报答父爱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些情感，在一次家庭治疗中得到了宣泄。三个人在知道了彼此对对方的负罪感后，都互相安慰，在宽恕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宽恕。
6、负担与解除负担
疾病是多重的负担，身体的、心理的和经济的。身体的负担，有医生去管；心理的负担，也可以借助心理治疗师的帮助；而经济的负担，就只有自己承受了。前面已经说到，妻子和女儿都对K先生有内疚感，她们对抗内疚感的方式之一，就是尽可能在生活上让他过得更好一点。这样做直接的后果就是，支出直线上升。吃、喝、娱乐再加上一些偏方的治疗，每个月的开支是K先生生病之前的三倍多。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且会加重K先生的内疚。一个例子是，虽然K先生认为没有必要经常吃乌龟、甲鱼等太贵的东西，多吃普通的鱼肉和禽蛋一样有营养，但妻子和女儿却不同意。
心理治疗师分析了这种情况，也支持了K先生的营养观点，局面就有了大的改善。随着收支的基本持衡，压在三个人身上的经济负担变得小多了。
7、被动与主动
最开始的时候，到医院做检查、或者找心理治疗师，K先生都是被妻子和女儿拖着去的。稍后，在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就更加被动了。他说：反正治不好，瞎折腾干嘛？再后来，特别是跟心理治疗师谈了两次话之后，他就变得主动了。
首先是治疗肺部疾病上的主动。在询问了一些专家之后，在妻子和女儿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就坚决要求手术治疗。其次是术后的化疗，尽管很痛苦，他也坚持了下来。最后，本身就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他，本来是不相信心理治疗会对他的癌症产生什么作用的，但他后来却变得非常渴望每次的心理治疗。他说，手术和化疗，那是医生操心的事，我使不上什么劲儿，但我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来对付疾病，现在流行说心态决定一切，我要用好的心态，让自己多活几年，或者说，我既然活着的时间不多了，为什么不心情愉快地活着呢？如果快乐也只能活一个月，悲伤也只能活一个月，那我当然选择快乐。
在这一点上，K先生说得不完全对。现代医学证明，快乐可以增加机体的免疫力，所以如果癌症使你只能再活一个月，那当你快乐地活着的时候，也许你能够活一个月零一天或者更久。
8、害怕与勇气
死亡的恐惧，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恐惧。即使没有患威胁生命的疾病，每个人都还是生活在“迟早会死”这一最大的恐惧中。疾病只不过把这种恐惧直接展示在了我们面前，使我们不得不此时此刻就面对生命即将消失的事实。
K先生第一次听到“肺癌”二字，立即就联想到了死亡。然后，与死亡相关的所有事件，就成了他心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他害怕听到有人说“死”这个字，害怕看到花圈店，甚至看到有人穿纯黑色的衣服，也会紧张不安，因为这让他联想到一个人死了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所佩戴的黑纱。
他单独跟心理治疗师讨论了几次关于死亡的事。奇怪的是，自己在心里转着死亡的念头的时候，恐惧会越来越强烈；但真正把与死亡有关的东西放在桌面上谈开，完全不躲躲闪闪，恐惧感反而慢慢减少了。当然，完全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从哲学上来说，对死亡的恐惧，是我们活着的最强有力的证据。
K先生的勇气的增长，也极大地鼓舞了妻子和女儿。尽管经过上面说到的曲曲折折，这个家庭还是又恢复了往日的轻松和快乐的气氛。当然疾病还在那里，但它却像一堆本来散布在客厅、卧室的垃圾，现在却被扫入了垃圾袋，丢到了墙角边虽然家里的主人们还看得见它，但却对主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2003…2…21
非典时期，我们不是只有失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天花、霍乱、鼠疫等疾病，每一个后面都躺着数以千万、甚至上亿的牺牲者。没有对这些疾病的征服，人类很难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息。
在二十一世纪初，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变种袭击了我们，它可以导致非典型的肺炎，可以夺走人的生命。而且它还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和速度蔓延，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都感受到了它的威胁。
“非典”病毒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一些人死去了，他们的亲人从此就要生活在悲痛之中；公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国家经济也受到了目前还难以估量的打击。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国难”之中，我们却不会仅仅只有失去。
汉语里，“危机”这个词有双重的含义，第一是危险，第二是机会。也就是说，危险和机会总是并存的，有危险就会有机会。所以在“非典”时期，除了对付这一疾病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如何使这一危险变成机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最后如果仅仅只是战胜了一个疾病，而没有其它的收益，那实在对不起牺牲者在天的英灵。
系统式家庭心理治疗理论认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患了心理或心身疾病，那说明整个家庭关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的疾病是由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制造”的，是家庭成员互动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系统家庭治疗师会想尽一切办法打乱这个家庭的原有系统运作模式，从而使疾病得以好转。这种打乱系统的做法，专业让叫做“扰动”。
举个例子。一个十岁的男孩，患严重的焦虑症，害怕见人，不敢上学，担心自己随时会死掉。其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了解到，在这个家庭中，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而且是当着孩子的面吵。吵完架之后，经常还有长时间的冷战。冷战时孩子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孩子却经常不知道向着谁才好。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孩子的问题，是夫妻关系的问题的反应，所以在治疗时应该从调整整个家庭关系入手。心理医生想先把系统扰动一下再说。很多情况下，心理医生扰动的方式表面上看来有些荒唐。对这对夫妻，扰动的方式是布置一个吵架的家庭作业：每天晚上八点整，分秒不差，夫妻俩不管有没有理由，都准时开始吵架，吵十五分钟，然后准时结束。孩子则负责监督他们作业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