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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影响了卢拉的执政风格和公众形象。他在就职时没有用巴西国家队的指标来衡量巴西这个国家，相反，他是用有多少人每天能解决三餐，有多少人能获得重要的改变来衡量的。巴西已经蜕变，这反映在人们面对重大问题时的热情和行动上。巴西国家队在1994年第四次夺取世界杯冠军后没多久，卢拉便参加总统大选，那时他曾宣布巴西足球已经觉醒，但这样的豪言壮语并没能使他在大选中获胜。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当他为2014年世界杯的一个新足球场揭幕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已经传递给了巴西国足。在卢拉执政期间，巴西还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呢？这几年内巴西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且社会也在逐步改变。自从2007年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开始，巴西队希望再一次赢得世界杯的信念向整个世界传递着一个信息：巴西在改变，在迈向现代化。
早在1950年，足球王国就像双刃剑一样展示了它的成功和局限。巴西商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和巴西足球界也是一样。在对球员需求大增的全球背景下，巴西的确成了球员输出大国。事实上，这对很多巴西足球俱乐部而言增添了可观的收入，但这不能增加巴西国内足球赛的观众。“家庭补助”或许可以消除巴西人民的饥饿，但是它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巴西优秀足球运动员到国外寻求机会的事实。巴西政府试图通过巴西国家队来建立足球外交，使他们更大胆和坚定不移地推行外交政策，直至最后举办世界杯。然而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入中，也暴露了巴西各方面的典型问题：腐败、官僚、不平等和不公正。卢拉政府在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上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在世界足球范围内都存在，但是巴西在这方面正在一点点进步。同样，在公开透明度以及对查腐和处置方面，巴西也同样有进步。但在其他方面，卢拉政府的努力常常受到来自他政治对手的极大阻力。足球暴力问题是最能反映卢拉在任期内受到的种种局限的例子，而足球暴力本身也反映了足球王国是一个暴力的社会。
Ⅱ
在卡多索政府的最后一年，即国会对足球管理机构进行调查之后，足球说客议员和巴西足协在总统官邸内便不受欢迎。体育部着手通过改革宪法来促使俱乐部能把球迷或更准确地说是“客户”的利益放在关键位置。卢拉和他的体育部部长安杰洛·奎罗斯推行该宪法，并使它成为《支持者宪章》，然后敦促国会通过该宪法，这和那些足球说客议员的意愿相悖。2003年，就在该宪章正式写入宪法一周后，8位俱乐部主席、3位州足协主席以及巴西足协主席特谢拉都表示反对，特谢拉甚至威胁要暂停巴西足球联赛，因为他认为很多场地达不到新要求。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重新开始在私下和足协沟通。在卢拉刚上任的几个月中，他就劝说很多俱乐部通过穿政府提供的球衣，来支持他的政策，特别是支持“家庭补贴”计划的雏形——“零饥饿计划”。但是政府需要通过巴西国家队这样做才能在国内外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巴西足协同意。而巴西足协也需要获得来自巴西利亚政府的支持，以获得2014年世界杯的举办权。就这样，奎罗斯和阿维兰热通过共进晚餐达成和解。虽然卢拉和特谢拉没有正式会面，但他们还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进行了非正式会面。
2003年初，巴西队和中国队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又在下半年和爱尔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这两场比赛中，巴西队球员的球衣上都印有“零饥饿计划”字样。此后的几年，巴西政府和足协的关系非常密切，2004年，巴西队在美洲杯夺冠后，体育部部长奎罗斯亲临主席台为球队庆祝。当巴西队访问贫穷的国家时，会向当地人分发体育器械，这些器械是巴西囚犯在“改造计划”中制造的。巴西国家队还去海地打比赛，因为巴西武装部队是联合国在海地的主要维和力量。
巴西政府的强力支持使巴西取得了2014年世界杯举办权。作为回报，特谢拉在巴西队的球衣上给政府预留了一些空间，当然他没有放弃任何权利的想法，他在政治方面的野心依然不小。特谢拉在没有政府代表参与的情况下，成立了2014年世界杯组织委员会。相比之下，过去的韩日、德国和南非世界杯，国家都会派出政府代表。而特谢拉直接任命自己为委员会主席，任命女儿乔娜·阿维兰热为二把手，同时还招募了律师、新闻发言人、私人秘书、总管和在2001年国会调查期间帮助过他的参谋。然后，他又拉拢了右翼经济学家卡洛斯·兰戈尼，此人曾做过巴西银行主席。当时，足球报纸《兰斯》（1）做过一个民意调查，询问巴西民众对此事的看法，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委员会能够三权分立，能有民间团体和政客一起共同管理，但是绝大多数人表示“无所谓”。所以，特谢拉恰恰是利用了政府的不参与和民众的冷漠而上位。
2003年的有很多条例，最重要的是它给球迷和其他消费者一样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虽然《消费者保护法》早在1990年就已入宪法，但是该法律不适用于球赛。因此这也是一种进步。《支持者宪章》会要求所有球场必须配备足够的男女厕所、饮水及医疗措施，这些之前都没有统一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俱乐部需要对球迷的人身安全负责，以前大多数俱乐部都没这项义务。同时，政府也委派了监察专员，球迷可以向他们投诉。为了解决俱乐部因为税负而债台高筑的情况，卢拉政府在2007年引入了新的名叫“时间狂热”的足球彩票。这种足彩之所以得到俱乐部的支持，是因为要以比赛结果为竞彩基础，因此彩票利润的22％归俱乐部以偿还债务。这就要求俱乐部的财务要对政府公开，这一点是《济科法》和《贝利法》里面没有的。
卢拉时代的巴西，很多改革方案总是很容易通过，但很难实行。2013年，《兰斯》回顾了过去十年《支持者宪章》的实施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巴西球迷的确有所获益，但是很多原宪法中的条例却没有实施。由于政界的冷漠或是人民的漠不关心，监察专员在立法后，没有将很多条款落实。一些俱乐部依然轻视球迷，比如客场球迷被延迟入场或者拒绝入场。总之，《宪章》要求有关部门起草对每一场比赛安全的“行动计划书”就是空谈，很多比赛仍然处于混乱状态。警察仍旧是以处理公众骚乱的态度来对待足球比赛，而不是将民众安排到安全的地方。更糟的是，《宪章》和卢拉提出的其他改革并没有抑制巴西足球场内外的暴力，导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在2010年，政府重新修改了《宪章》，新增了一系列强制措施，旨在打压足球流氓。
改革的结果有好有坏。政府利用巴西队试图推行社会政策但问责很难。《宪章》旨在给球迷更多权利，但却无法约束警察和俱乐部。卢拉的任期于2011年结束，并由罗塞夫接替。在她上台后12个月里，内阁4位部长因腐败而下台。2011年底，奥兰多·席尔瓦成为第5个下台的部长。《观察》刊发了一系列指控，称他从政府项目“下半场”（旨在支持贫困儿童的体育事业）中贪污。一位负责少儿体育项目的警察官员费雷拉称，他曾被迫把从此计划中获得的大量现金转交给席尔瓦，这些钱分别进入了席尔瓦和巴西政党的选举基金里。席尔瓦虽否认了这些指控，但还是辞去了部长职务。
Ⅲ
在21世纪的前十年，巴西已经成为世界足球经济体系当中的球员输出大国，球员输出依赖于遍及整个国家的球探网络、招募和训练，说好听点是剥削，说难听点就是谋杀。虽然球员转会使得俱乐部赚得盆钵满体，却也削减了巴西本土足球的魅力。就像巴西球员正面临着来着全球的竞争一样，如今巴西的电视观众也面临着来自境外的争夺。巴西各大电视台在经历了多年的隔绝后，也开始播放数量不小的外国足球比赛：从2006年起，每年总共播放400场比赛，尤其是在周末，都是欧洲各大顶级联赛在播映。因为很多巴西球员参加欧洲冠军杯，巴西电视观众也很爱看欧冠。打那以后，整个国家大街小巷都有了英超和西甲的各种队服颜色。
巴西国内的足球运动员工资与欧洲相比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及随着亚洲富庶国家在球员工资方面的迅速提升，导致早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球员就开始“往外”谋生。截至2010年，60％的巴西职业球员仍拿的是这个国家的最低工资。即便是对于那收入可观的球星来说，他们也未必能拿到工资——因为巴西俱乐部欠薪是出了名的，甚至有些俱乐部直接不发薪水。欧洲足球的《博斯曼法案》、视欧盟球员为非外援的政策、以及青年球员的球探网络，造就了一个庞大而流动性很强的全球劳工市场。官方数据显示，只有年满16周岁的球员可被交易，虽然足够证据显示很多未满16岁的球员也在被交易，但是尽管如此官方数字也已很可观：在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平均每年有200名球员离开巴西，而到了2005年，巴西足协的数据显示，有超过800名巴西球员去国外谋求发展，净流失人数达到500人。2008年是巴西球员去欧洲的顶峰时期，有超过1200人被输出，净流失人数达到700多人。据巴西银行统计，球员销售的净收入达到2。5亿美元。只不过从2008年起，由于欧洲经济的不景气，关于球员的交易也减少了许多。
巴西球员的去向复杂多样。大多数球员去欧洲发展，但是也有很多人去亚洲（特别是日韩）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大约一个赛季有超过100名球员去葡萄牙。有些人会在那里定居，但大多数球员把那里当做中转站，之后发展好的可以去欧洲顶级联赛，发展不好的去塞浦路斯、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等小联赛，虽然相比之下收入不多，但比起在巴西国内也要好很多。不少巴西球员也会去一些很远的地方，比如卡塔尔、越南、法罗群岛和澳大利亚。
巴西顶级球员都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最好的俱乐部。基本上在参加欧冠联赛的俱乐部中，除了本土球员外，数量最多的就是巴西球员了。尽管很多巴西球员效力于意大利俱乐部，但几乎很少有人会在欧洲定居，莱昂纳多例外，他当过AC米兰俱乐部的经理和主教练。而有些巴西球员则加入了外籍，这样他们就可以为该国的国家队出征。像马尔科·奥雷利奥改名为默罕默德·奥雷利奥并加入了土耳其国家队，三都主加入了日本队，爱德华多加入了克罗地亚队，佩佩和德科加入了葡萄牙队，罗杰·格雷罗加入了波兰队，埃格马·贡萨尔维斯加入了新加坡队，埃莫森加入了卡塔尔队以及卢西奥·瓦格纳加入了保加利亚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复杂的转会事宜是由俱乐部和经纪人完成的，但是在21世纪，很多外人也进入了市场分一杯羹。Traffic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规模不大，靠在巴西球场内卖广告为生。90年代，它扩张业务至买卖媒体权和提供体育媒体服务。在2000年后，它逐步开始用自己和投资方的资金买卖球员。正如公司总裁所说：“我们投资的不是股票或房地产，而是投资购买球员的经济权利。”（2）实质上公司买断了他们感兴趣的球员，然后把他们租赁给其他俱乐部，由俱乐部支付球员的工资并给他们表现机会。
帕尔梅拉斯是Traffic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该队曾经一度有12名球员是Traffic公司的。在球员转会的过程中，Traffic公司和投资者们拿走了大多数的收益。2007年起，国际足联明令禁止第三方机构私自拥有球员，但是Traffic公司和其他公司绕过了这一限制，他们的做法是建立或收购俱乐部，比如巴西竞技俱乐部和伊图阿诺俱乐部，然后以俱乐部名义和球员签约。这使得之后的租借和买卖变成了名义上的“俱乐部”之间的交易。这也意味着很多低级别联赛中的球队实质上是“幽灵俱乐部”，因为他们没有球迷，也不打算在联赛中获胜，他们就是一个“橱窗”而已。除了Traffic，巴西最大的超市连锁店之一松达集团也成立了自己的足球投资部门，他们投资近一千万美元，最后在21世纪初期获得150％的收益。
有像Traffic和松达这样追求“高投资，高回报”模式的俱乐部，同时也有一些巴西俱乐部是实实在在的“血汗工厂”。2012年，一位名叫文德尔·韦尼亚西奥·达席尔瓦的14岁青年球员在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青年训练基地进行5天试训时猝死，引发了媒体报道全国范围内环境恶劣的俱乐部训练营。随后的调查显示，这些男孩被关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处所内，马桶和天花板都是漏的。外地的球员一年只报销一次回家的差旅费，而且得用俱乐部专门配的手机。这些孩子的饮用水是有配额的，他们需要自掏腰包来治疗（如果当时医务人员不在的话）。达席尔瓦猝死的那天就没有医务人员。法官称这些孩子和奴隶没区别，因此下令关闭训练基地。然而，巴西足协在面对此丑闻时，如同之前的事件一样，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沉默（3）。
由于巴西足球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和各大俱乐部面临的生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