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少得可笑的观众数在巴西并不常见。在主流足球日报《兰斯》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三的读者认为，是球场暴力让他们远离了足球。巴甲的平均上座率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巅峰期时下降了一半。
而对于那些最盛大的场合，巴西足球仍能号召到巨大的球迷群体。巴伊亚州锦标赛举行时，萨尔瓦多的方特诺瓦球场通常会涌入8000多名观众。就算是到了1992年，弗拉门戈还是能吸引120000名观众前往马拉卡纳球场观战。但人们此行是冒着风险去的。成立于1991年的里约足球特警是球场警力的一个例子。除了护送比赛官员，这些重型武装的特警还负责维护球场秩序，他们主要是通过以暴制暴来制服有组织的球迷团伙。俱乐部及官员早已放弃了对球迷组织的管理和控制。
其余的球迷时常会远远地避开，而球迷组织总会出现在适当的位置，让足球比赛保持狂欢节的氛围，组织球迷挥动旗帜、燃放烟火以及喊口号。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扩张，蔓延至每一家职业球会。他们的头领与俱乐部董事建立了非正式的劳动合作关系，免费获取球赛门票，获得交通补助，在某些地方的城市周边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犯罪团伙。相比起其“前辈”，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代球迷组织总是在作风上水火不容，最终在一次全国性的混乱和暴力事件中球迷组织相互间干起架来，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从这个方面而言，他们仅仅比针对民众的暴力行为以及20世纪80年代席卷巴西的财产犯罪稍好一些。在极其恶劣的恶性通货膨胀与饥荒的环境中，犯罪率在1980年至1985年间翻了一番，并且此后一直在攀升。在圣保罗，凶杀案于1980年至1996年间翻了三倍，这种造成大家心理上恐慌的情况就是在往独裁制度下未处理的伤口撒盐。在这样的条件下，球迷组织强烈维护集体团结的行为很容易被转化为愤怒和暴乱。
毫无疑问，巴西足球曾经历过死亡事件。1971年在福塔莱萨，1973年在特雷西纳均发生过体育场坍塌事件，造成恐慌，导致数十人死亡，还有许多人受伤。利马·巴雷托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记录下了看台上的第一起枪击案，而在1988年则经历了第一起足球谋杀案。帕尔梅拉斯俱乐部球迷组织的会长克莱奥·丹塔斯在俱乐部前遭枪杀，科林蒂安球迷要对此次枪杀事件负主要责任。1992年，圣保罗球迷在一场青年队的杯赛中向科林蒂安球迷投掷了一枚炸弹，一名13岁的小男孩遇害。1993年，帕尔梅拉斯队的球迷在莫卢姆比球场看台枪杀了一名16岁的圣保罗球迷。
如果球迷没能伤得了你，那么体育场也有可能给你带来危险。20世纪90年代，巴西足球基础设施吱吱作响。二十年来经济的停滞不前以及对经济的忽视使军事时代的水泥底座过早老化。接近半个世纪以前修建的马拉卡纳球场如今已摇摇欲坠。一些广场的水泥墙霉迹斑斑，因为被用作室外小便处而变得破旧不堪。1992年在弗拉门戈对阵博塔福戈的比赛中，球场上层的围栏因球迷数量过多而发生崩塌。50名球迷连同金属栏杆和混凝土碎片齐齐掉到下层的看台上。3名球迷因伤死亡，还有大批球迷被送往医院。
球场上所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993赛季初，平均每场比赛都会出现一张红牌。在与桑托斯交锋时，格雷米奥球员和官员因裁判判罚给对方一粒点球而袭击了裁判。在阿格雷里港举行的一场激烈的超级杯比赛中，格雷米奥对阵乌拉圭佩纳罗尔队，双方各有4名球员被罚下场，这场球赛以格雷米奥在球场上与警察打成一片而告终。这些都是足球文化中爆炸性的时刻，在场上，假装受伤与暴力铲球事件不断增多，球童被要求拖延时间、转移对手注意力。罚任意球时，防守队员站位靠前的现象超出了控制范围，圣保罗足协只好为裁判引进了可消失的喷雾剂，以此来标记十码线：喷雾剂会在草皮上标记出一个圆圈。1994年，因足球产生的暴力行为蔓延至小城市。一位科林蒂安球迷在坎皮纳斯的球场看台上与人发生冲突，遭到了踩踏，8天后他在医院中不治身亡。在圣卡埃塔诺，一位年轻的圣保罗球迷在捍卫球衣荣耀的过程中被一群科林蒂安球迷追得满街跑。他在逃跑时穿越铁轨被火车撞死。回过头来再说圣保罗，那一年年底，帕尔梅拉斯与科林蒂安球迷在赛后发生了斗殴，一位帕尔梅拉斯球迷在逃跑时被人击中头部后死亡，而科林蒂安球迷又被另一位帕尔梅拉斯球迷用枪击中后脑勺。
1995年发生了后来为世人熟知的“帕卡恩布之战”，标志着混乱局面达到新的高峰。圣保罗和帕尔梅拉斯的数百名来自球迷组织的球迷在一场青年队比赛结束后纷纷涌入球场。在电视直播画面中，他们手里挥舞着木棍和铁棒陷入疯狂的斗殴中，造成一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两家俱乐部的球迷组织双双被圣保罗警方取缔，他们只好将球迷组织变为桑巴舞学校或更换新名字，进行改革。比如，帕尔梅拉斯的球迷组织“绿点”于1997年更名为“阿尔维绿点”。
取缔球迷组织会造成危险，在1999年南美解放者杯比赛中，帕尔梅拉斯在点球大战中击败卡利体育时就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许多改组后的“绿点”成员及其他无票球迷聚集在体育场外，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企图冲入旋转门。警方与球迷组织之间的混战和斗殴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随后帕尔梅拉斯球迷也离开球场，加入了斗殴。防暴警察被召集起来，他们先是向群众投掷催泪瓦斯弹，然后拿起警棍和盾牌沿着圣保罗大街和群众对抗，圣保罗大街位于城市的商业中心地带，两侧均为摩天大厦。帕尔梅拉斯的球迷组织拆掉了铺路的石头以及树立起的临时路障。
球迷组织不满足于相互间的斗殴以及与警方的对抗，开始袭击本方球员。1997年，在0比1不敌桑托斯后，科林蒂安队乘坐大巴返回圣保罗。护送大巴的警卫一离开，球员们就发现乘坐的大巴先是被几辆涂黑了窗玻璃的汽车追赶和骚扰，然后有卡车意外出现，最后在半路杀出了一位教练将他们拦下。教练率领一群来自“信仰之鹰（Gavi？es da Fiel）”组织的球迷向大巴投掷石子，然后一拥而上，对球员进行身体上的攻击和语言上的侮辱。
在世纪之交，巴西足坛的伤亡人数继续增长，在接下来的4年中又发生了8起凶杀案。随着枪支的普及，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枪支，圣保罗由此发生了更多起与足球相关的枪击案。一位来自阿雷格里港的球迷将自制的炸弹带入球场，炸弹在他的手中爆炸，他也因此丧命。因此，到了20世纪末，巴西破旧不堪和越来越空旷的球场——足球王国的心脏——愈发被球迷组织向警方实施的入侵和暴力行为所占领。
巴西在世界杯所取得的胜利中至少有一次堪称是这个时代决定性的时刻。但2000年年底，巴甲联赛决赛时也发生了一起引发轰动的事件。在这场联赛中，米兰达主席的瓦斯科达伽马对阵圣卡埃塔诺。首回合的比赛在圣保罗进行，双方以1比1战平。决定最终冠军归属的一战在瓦斯科达伽马举行。出于恶意的刁难，原先承诺给圣卡埃塔诺球迷的门票全部被卖给了瓦斯科达迦马的球迷。像往常一样，俱乐部多售出了5千张门票，远远超出体育场所能容纳的观众数量。比赛开始大约20分钟后，裁判暂停了比赛，他发现球门后挤满了人。拥挤不堪的人群和铁丝栅栏一起被挤倒在了球场上，造成168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十几辆救护车赶到了球场，一辆直升机也降落在了球场上，将最严重的伤员送往医院。宪兵队在边线上围住了球员。米兰达激情洋溢地对着摄像头说道：“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但是如果球赛不能继续进行，那就真要出大事了。我要让这些该死的救护车从这儿滚出去。”（11）圣卡埃塔诺足球俱乐部主席则认为按照常理，应该停止比赛。在他喊停比赛一小时后，裁判宣布比赛结束。因为里约热内卢州州长安东尼·加洛蒂尼奥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场让人丢尽颜面的大混乱，他打电话过来坚持要求停止比赛。片刻后，米兰达和瓦斯科球员又重新出现在球场上，他们抓起仍旧放在中线附近的桌子上的联赛奖杯，进行了并不光彩的绕场庆祝。第二天，《兰斯》报在头版刊登的一篇社评文章中表达了他们的震惊之情：“米兰达主席……一直以来都因他视俱乐部利益高于一切而备受赞扬。谁也不曾想到他对足球的痴迷已然达到一种极限，以致罔顾人命。”（12）现在，巴西人不必再去想象，因为他过去和将来都获得成功。瓦斯科达伽马在重赛中获得了胜利，而米兰达在瓦斯科俱乐部的主席选举中也成功地获得连任——他偷窃了，但他也干了正事（rouba，mas faz）。
在一个法律制度薄弱的社会，在一个上层阶级几乎不会被追究责任的社会，在一个将获胜和效率作为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准的社会，这也是实用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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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纽约时报》，1994年7月1日
（2） 《Gazeta Sportiva》，1992年8月27日
（3） J·布鲁克引用，“里约日志；巴西人说他们的世界杯满了”，《纽约时报》，1994年7月19日
（4） T·恺撒，“一网打尽：1986年巴西世界杯”，《马萨诸塞州时评》29（2），1988年夏，第78页
（5） T·马森引用，《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145页。
（6） 引用同上，第150页
（7） H·托巴尔引用，“巴西赢取‘巨大的幸福’”（Brazil gets‘Biggest Happiness’），《洛杉矶时代》，2002年7月1日
（8） A·贝罗斯引用，“犯罪、混乱、无能：开拓者是如何背叛巴西的”（Crime，anarchy，inpetence： how the blazers betrayed Brazil），《卫报》，2001年12月6日
（9） D·皮涅罗引用，“总统”，《Piauí》第58期，2011年
（10） 《卫报》，1994年1月6日，1995年，第145页
（11） 贝罗斯引用，《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
（12） 同上，第303页
第七章 足球帝国归来：卢拉的执政史（20022013）
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上帝造物弄人。如果我们在2010年没有夺冠，那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2014年必将夺冠。
——卢拉
Ⅰ
2002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和他的劳工党第四次参加总统竞选并获胜，这也是巴西首届明确社会民主且得民心的政府。卢拉竞选成功，本身就是一大成就，因为他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底层，并且是第一个从情感上理解工人阶级并和他们建立起政治关系的总统。就像他在圣路易斯的演讲中所说的，“我真心想知道民众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并且我想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确实，除了卢拉的死敌以外，绝大多数巴西人都很爱戴他。他在政界取胜的法宝是他的圆滑，以及他的战略能力和妥协能力。他作为总统连任，并在2010年第二任期结束时，民主支持率比他刚就职时还高，最后他把总统职位传给了他钦点的接班人迪尔玛·罗塞夫。
足球是卢拉人格中的一面。当然，他热爱足球的程度和普通巴西足球迷一样，也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们。作为科林蒂安的铁杆球迷，他经常评论球队的表现，并帮助俱乐部确保他们可以通过2014年世界杯获得一座新球场。他在总统官邸举行的足球赛参加人数很多，比赛也很激烈，这是财政部长安东尼奥·帕洛奇亲身体会过的，他当时刚参加完一场总统队和渔业部队的比赛，不得不拄着拐杖进入国会。2006年世界杯开赛前夕，卢拉通过视频和巴西国家队通话时，还问及罗纳尔多是不是还在发福。在他会晤外交官和国外球员教练时，经常同他们交换球衣。媒体曾经嘲讽地称之“卢拉诅咒”，因为很多球队在和他见面后就开始在比赛中被淘汰出局。卢拉的语言也夹杂着足球的暗喻，比如在一次主张改组内阁的会议上他曾说过：“贝利是世上最好的球员，然而他也可以被代替。”
对巴西人民的友好和亲近，以及对足球的热爱只是卢拉受欢迎的一方面原因。卢拉能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任期内对巴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带来的巨变，其中经济发展占重头。虽然巴西没有像远东和中国那样经济腾飞，但是巴西在卢拉任期的十年里经济发展迅速，并且通货膨胀一直处于低位，这使得人民的工资普遍上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南美的普遍工业化发展使得对巴西农产品需求量大增，比如大豆和糖。低利率和信用透支使巴西社会中稍富的打工阶级和初级中产阶级毫不吝啬地购买家电和汽车，这也推动了巴西生产制造业的发展。
由于巴西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上升，卢拉便放开手，相比上一届政府他在制定政策方面更为独立。美国政府当时专注于中东和阿富汗问题，对南美地区干涉相对较少，因此巴西有机会和其他国家拓展新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同盟，比如中国、印度、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而且巴西还与印度、日本和德国一起，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巴西还同中国、印度、俄罗斯共同组成“金砖四国”，这个词是由投行高盛发明的，但是自从四国开始组织峰会起，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个称号了，而是有了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国内政策方面，巴西在宏观经济上采取保守的做法使得社会政策受到诸多方面的局限。其中最显著的是社保和教育两块，资金投入明显不够。但是卢拉在有一个方面作了重大改变，即在“家庭补助”上制定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并且在全国推广，这使卢拉在任内史无前例地削减了国家的赤贫发生率。这对巴西来说意义深远，因为这是巴西政府首次真正意义上关注民生，并且此举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很大。以前巴西穷人都会给保守党投票，因为他们担心左翼政党会把通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