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圆珠笔，做记录状，听取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箴言训语”。遗憾的是，我们极个别的老人家过于“忠厚老实”，或许是当领导做惯了报告，或许是给文学青年”斧正”惯了，反正是顺着人家的“奏请”，就铺天盖
地耐心又耐心地逐一建议斧正、高睨大谈、不吝指教起来。毕竟是“作家”，个个辩才无碍、鞭辟入里，结果此唱彼和，发言连绵不断，诲人不倦，恨不得毕其功于一役（会）。
逢到这时，吾辈后人便屏声息气，如坐针毡，抑制不住想替前辈们痛唱“乡．．．．．．亲们啊．．．．．．乡．．．．．．亲们嗯．．．．．．嗯．．．．．．”！怔怔地、睁睁地看着那”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挡不住的热情，干着急，心疼又怜悯，无可奈何。其实，你老人家一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外行人，到了别人家的小城，戴着彼情彼景的”有色眼镜”，浮光掠影地看了那么一点点，听了那么一点点此情此景的“皮毛”，哪里晓得人家的此情此景？！
坐在那里，备受煎熬。
所以这一种“恳谈会”期间，我经常频频光顾厕所，左一趟右一趟。人家便问，你怎么老去厕所啊？我回答说，我喝水多的缘故。
遗憾的是，由于用厕时间短，我并未见着上帝。
其四，害怕稿债。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虽然人家给了你白吃白玩的优惠待遇，也虽然偶被个别老人家误看成是”自私自利、狼心狗肺、傲慢无耻”的新一代（我们能理解，的确存在那种人，非常之可气）。但是，大多数年轻“老作家”其实是非常懂得人情冷暖、“江湖”义气的，并非全属忘恩负义的一类，起码我本人是懂得”滴水”如何”涌泉”的，懂得感恩图报的（当然也记仇）。所以，心里总觉欠了人家的。
回到家里后，往往电话铃一响，就以为是催稿来了，犹豫着迟疑着常常不敢拿起话筒。在自己家里也居然像做贼一般心虚胆颤。于是想，不如自觉地坐下来，写字还债。若正赶上思路枯竭，感觉滞钝，也只能冥索苦思，煞费苦心，没的写硬是写，不写也得写，终日仰屋著书，笔耕砚田，昏天暗地好多天之久．．．．．．
这样一来，不仅离家在外旅游时只能躲在卫生间里见上帝，就是回到自己家里之后，明明是可以关上房门安安静静一个人独处了，却依然没有办法净心见上帝。脑子里装着事，终日负荷重重，焦虑不安，结果，连躲在卫生间里也见不着上帝了！
当然，我上述所写的这种旅游乃是我们中国作家特有的一种“群居”式的旅游。不是那种独自漫走、独行其是的旅游，那种对以往所熟稔甚至厌倦的人物景致的脱离、隔绝与规避，那种去享受一个”离去者”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或者是到异域他乡有可能的萍水相逢的奇遇、新鲜与怡然，一种远处而来的戴着墨镜的旁观者悠闲．．．．．．
布洛亚德在《身处别处》一文中曾提到一个说法，他说，旅游就像外遇一样给人以诱惑。而另一位西方作家则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离心倾向”，一旦有了旅游的癖好，我们就像情人想同居一样，想方设法去实现旅游的愿望。他们所说的旅游当然不是我所写的这一种”旅游”。
那一种单独的或者与相爱者（起码是相投相契者）结伴而行的旅游，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感受了。天壤相异。
我期待着那样一次旅行，在那种欲晴欲雨的天气。
（附言：不小心弄出这样一篇文章来，绝无冷嘲热讽多年来盛情邀请过我的同志们的款待之意，若胆敢如此”回报”，也实在太狼心狗肺不厚道了！我发誓，我绝对只是想说”上帝在厕所里”这件事，毫无其他旁敲和侧击。）
“个人化”与我自己
“个人化”与我自己
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四处打电话找我，出版社的友人自然是不会告诉他我的私人电话的。为了制止他继续打电话到处找，也为了自己的好奇之心－－二十多年前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人，今天会有什么事找我呢－－我按照他留下来的电话号码找到了他。
他说，他只是看到报纸上说，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叫做《私人生活》的小说”，就买来读了。他想纠正我书里的一些记忆上的错误－－我小时候坐在第三排而不是第一排，书里叙述的故事也完全是我记忆的失误。我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一笑，罢了。我没办法从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创作跟他说起，长谈小说里的”我”与真实生活里的我，如何不是一回事。这个话题太长。
我更没必要向他讲述报纸上个别不懂得什么叫做创作的”个人化”就对之妄加评论的人。
我看到不少批判”个人化”的文章：无非是”个人隐私的大汇展”，”专注于’小我’的生存品味”，”忽视作为主流的’大我’”，”肤浅而无聊的境界
”等等。棒子抡得很圆。使我惊诧的是，抡棒者中竟有急火火的十分年轻的人和并不太老的人。
我自然已过了生气的年纪。想一想，可能有如下几个问题：
1．小说的个人化不等同于写我自己。
批判者凭主观臆断把小说里的“我”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本人，于是说：“这是隐私的大汇展”。批判者并不认识现实生活的作家本人，怎么认定这是他（她）的隐私呢？把小说里编造或想象出来的情节当成真实，显然是一个错误。以《私人生活》为例，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物，比如Ｔ老师、禾寡妇、男友尹楠，都是我本人真实生活中从未存在过的人物。再比如小说中的”我母亲”一开始就去世了，而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母亲的身体十分健康，比我的身体还好。既然小说是艺术的创作，是对经验的想象的产物，那么与作家的个人隐私有什么关系呢？我的隐私是属于我本人的，它是永远不会公之于众的，即是我死了也不会。
2．个人化不等于“小”，群体化不等于“大”。
小说中的“我”即是一个个人，一个存在。没有个人，妄谈“人民”。没有个人，所有的高调都是空的。而所谓完全代表着的”群体”的”大我”脸谱，或者过度强调普遍意义的所谓”典型性”，这个陈旧的格式其实除了千人一面、雷同复制之外，什么也没有。尊敬的章仲锷先生曾经专文谈论过小说的”小”，提到小说忌”大”，譬如大而无当，一写长篇就要反映一个所谓的全时代，造成主题雷同的匠气，小说就是要往”小”里”说”。我以为，若是非要往”大”里”提升”，那么对个体生命的探寻，不也正是挖掘人类意义的过程吗！另一位前辈作家也曾在《谁是”人民群众”》一文中呼吁：呜呼人民群众，多少好事假汝之名以行！3．缺乏个人化的文化是”贫穷的文化”。
我们都知道，拥挤的居住环境、不得已的群居状态，没有个人的物质空间，忽略个人的存在，是物质贫穷的结果。而没有个人色彩的文化、缺乏独特的个体思想的艺术，则是”贫困文化”的特征。动辄以”国家”、”人民”的幌子强行抑制个人的声音（此处仅指艺术），武断地以”主流群体”的名义覆盖个人的意识（此处仅指学术），应该说是精神的文明仍处于蒙昧不开的社会阶段的行为。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从康德、维特根斯坦到克尔凯格尔，无一例外地大谈个人的重要性，个人是人类的基本单位，精神的个人化的程度从某一侧面可以看做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英国的人类学家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在200年前的《社会人类学》里就已经谈到”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以及现代艺术的中心思想。”这个个人，决不是”老子天下第一”，而是文明社会的丰富、多元、平等和百花齐放。
4．小说艺术从某一侧面始于个人化。在历史之初，所有的艺术形式的存在都是以社会功能为目的，比如音乐的节奏在劳动时可以协调人们肌肉的力量，增加劳动的效率。雕塑或绘画的艺人也只是匠人，由命令者出意图，匠人出卖艺技。艺术史家称之为”复制”。工业革命以前的大多社会，虽然存在着不少艺术活动，但艺术史家们似乎从来不说它们是艺术。在这一点上，小说和其他的艺术是一样的。所有的艺术包括小说的创作都是由个人化的进入而成其为始，它是以是否融入了个人化的独特性来区分”复制”与”艺术”的概念。《牛津英文辞典》曾收录了1809年时艺术史家们的论述：现代创作已经变成个人的现身说法，设法说明塑造自己个性的各种影响以及影响最深的人际关系，透露自己行事的各种动机，试图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连贯的叙述，并且借着这个过程发现生命的意义。
中国的古文化源远流长，曾辉煌于世界之林。而当世界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一些人的艺术观念却仍然停留在这个早已不成其为”问题”的
问题上讨论来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个问题的存在令人羞愧。悲哀的是，这个陈旧的艺术观念仍将存在下去，也许10年、30年，也许更久。也许需要几代人来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客居者
客居者
从成都一回到P城，立刻就被这座城市表面的繁华与骨子里渗出的冷漠、功利和傲慢吞没了－－一座酷城！一座充斥冷气的城！
这个城市深深的城府曾使早年的我抑郁寡欢！许多年前，我曾在纸页上力透纸背却是无声地叫喊过，”热爱遍体伤口的城市，那里是我为一个人或一种崇高战斗过的地方，一片高贵的废墟．．．．．．”多年以后，我两手空空，怀疑的品性早已深入骨髓。我亲眼目睹这座城市高贵而宏大的躯体，一边是日以继夜的添砖加瓦，使之金碧辉煌，一边是精神的残垣日益坍塌，风雨飘摇！在这座城市，我日复一日目睹那么些悬挂微笑的脸孔背面是如何与日俱增地布满了阴狠的毒光。
而成都是感性的温馨的，水筑的城市。虽然，我作为一个离家外出的人－－一个客居者，对于常规意义的风光旅游毫无兴趣。多年来，“远方”只是作为一个诗意的境界诱惑我，在我心里，”风景”只有和心灵发生关系时才成其为”风景”。“远方”也和某种不明确的”寻找”有关，
但到底寻找什么？是自身内部的抑或外部的？也很难说清。
记得从前有个一同旅行的朋友，他说，”哪怕我们几个人只是一起呆在厕所里也好啊”－－一种只是对于探究人有兴趣的人。在成都，我大多时间都消磨在茶馆、咖啡厅以及酒店里。这里的诗人艺人们与P城的有所不同，他们（她们）不为了什么目的也可以聚到一起闲谈，吃点什么或者一起喝茶，如同一群可爱的”游手好闲者”（这里的”游手好闲者”当然不是那种在马路街角东游西荡”看热闹的人”，即本雅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提到的，前者充分保留着个性，是清醒的旁观者；而后者是完全沉浸于外部世界，没有了自己，混沌地成为人群中的一部分），这倒颇为符合了我的趣味。而这种美好的”游手好闲者”的状态在规则化的P城是绝少发生的。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大部分作家或艺人肯定是要有严格的缘由和目的才会聚到一起的，前往之前还要慎重地考虑出席者的身份及地位，以确定自己的姿态和效果。两座不尽相同的城市。
在南方这座柔软的城市，我第二次见到Ｋ，她的美貌依然散发一种沉默的易被伤害碎裂的特质，郁而黑的眼睛躲在自己严密的保护层里，使人不忍心对之释放任何一种强度。加上她似乎天生的包容感、懂事、细微之处的体贴以及适度的缄默和热情，使得她的美无以复加－－一个人要堆积多少内心的经历与世事的沧桑才可以抵达这般的冷静啊！所有的极端和偏执、所有的尖锐和冷僻以及所有的热烈和激情，都被她在绝非漫不经心的随意中审慎地低调地打磨掉了－－一种宁和的深藏不露的凉凉的敏感从骨头中渗透、升起，那决不是我司空见惯的作家艺人们由表层皮肤散发出来的浅薄的惊动的敏觉。无论你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位女性，都会被她内敛的容貌情态打动，都会不由自主地忆起蔡琴的《时间的河慢慢地流》所呈现出的那样一种苍凉而风尘的质感，回忆起”岁月”这个无奈而沉重、忧伤而冰凉的语词。Ｋ从里到外、从脚至顶都贯穿了属于她自己的城市的气韵。我－－一个客居者－－愿意仅仅以她作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甚至是全部的”风景”保留在心底。
诗人之乡的成都一行，客居的敏感使我无意间重新贴近了诗。在我久居的P城－－这座钢筋水泥建构的城市里，本来我已学会了丢开诗和沾染诗性的生活，本来我可以活得更加轻描淡写，无动于衷，更加寂寞和冷静，把叶芝的那句”然而如今，要有可能，我会比鱼还冷、还哑、还聋”牢攥手中。但是，成都似乎以她的某种不易察觉的东西触碰或震撼了我，使我模糊地忆起了丢失已久的早年的什么，脑中便重新环绕起一些旧诗：我却不是你的一根手指，甚至不是
你口中吐出的代表痛苦的一个词
甚至
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却不是你的一颗
粮食．．．．．．
为何我们不是相依为命的兄弟
（一位友人诗）
我无法说清为什么沉浸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中。
而且此时此刻，尽管车轮底下坚硬的颠簸告诉我，我已经回到了P城－－客居者身份已经结束，但这样的情绪依然占领并萦绕着我。
无疑，我要回家－－P城就是我的家乡。
在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里，在被夏季的太阳灼热的石板路上，我一边失神地眺望窗外，一边开始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自己的心，一层一层地包裹－－为了可以继续在我自己的城市无奈地生活。
天阴着，有不大的风。我的感觉依稀还停留在南方，而我的身体已经置于P城了，显然我脑中的”镜头切换”没有完成，这造成了我和我身体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使我望着P城矛盾得一个字词也说不出，只是失神地眺望窗外。从前，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借助一个人物之口说：“我和我的身体已多年无法和平相处。”事隔多年，这种感觉不知为何恍惚重又降临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