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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新政体的立宪权力与政府行使日常权力的分离，这
是洛克《政府论》提出的。
2．较高法律与日常法令的分离，和前者对后者的约束与指
导。
3．一民主宪法是一个以某种确定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民族之
政治理想的较高法律的原则性表达。
4。
通过一部民主核准的宪法及其权利典章，公民实体便可
固定并拥护某些宪法的根本内容，如平等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等等。
5．在宪制政府中，不能将终极权力交给立法机构或最高法庭，因为它们只是宪法的最高司法解释者。终极的权力应由立法、司法和行政（政府）三者掌握，三者的关系须恰当规定，每一方都对人民负责。大致地说，也就是三权分立互制，最高权利在民。”
然而，按照上述立宪原则建立起民主社会宪制，并不等于最终实现民主社会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它仍然需要公共理性的维系和修缮，在以价值合理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民主社会状态下尤其如此。因此，罗尔斯把公共理性的理想看作是宪制民主的“恰当补充”，并认为非如此难以保证宪制民主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在寻求一种可将正义的政治价值与公共理性的价值结合起来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时，我们会发现存在着这样三个明显的困难：其一，由于在民主社会里存在着多种政治价值和多种表达这些政治价值的具体方式，因而公共理性对任何一特殊政治问题的解答都可能分化多样，甚至于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况。其二，由于表达政治观点或价值的方式复杂多样，民意的表达手段或方式也会产生问题。要使人们尊重公共理性及其合法性原则，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给予公共理性所规定的理想以高度而正常的珍重；相信公共理性有可能完善解答所有或至少是绝大部分基本政治问题；我们所提出的特殊观点和现已制定出来的法律和政策均需表达诸种价值的结合和均衡。但即便如此，由于每一个公民或群体都可能执守自己的完备性学说，甚至相信唯有某种超验的价值才是政治价值的真实根据，因而有可能对社会基本政治价值的认识和表达难于归宗。其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公共理性能够解决全部社会政治问题。这些困难的存在，实际也就预制了公共理性本身的限制或局限。罗尔斯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样几种不同情形下的公共理性运作来理解它的局限。在理想情形下，也就是在秩序良好的社会状态下，公共理性可以遵循一种排斥性观点，因为人们能以明确而直接的方式来尊重公共理性，履行其义务。在不太理想但尚属正常的情形下，比如说在接近秩序良好的社会状态下，对于运用社会正义原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争论或怀疑。要消除这些怀疑和争论，就需要在公共论坛上采取重叠共识的方式，强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他们对公共理性和政治价值理想的“公共信心”（public
confidence）。而在恶劣的情形下，比如，在秩序紊乱的社会状态下，公共理性就会陷入严重危机，人们的怀疑和争论就会恶化为有关宪法根本的深刻分裂和冲突。美国南北内战时期和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都是这类情形的历史显证。由此可见，公共理性的限制或局限性也是依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在某种意义上，公共理性总是或多或少作为一种现代民主社会的理想而存在着的。人们对社会正义理念的理解愈充分、愈恰当，社会公共理性的形成和运作就愈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秩序就愈可能。反过来，公共理性的形成和运作愈完善，统一而稳定的宪制民主社会就愈可能。
四
制度框架：政治自由主义的社会图式
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创制的政治哲学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先是作为理论前提须制的基本理念系统；其次是由基本理念开出的主要理念系统；最后是作为政治理念之社会实践图式的政治制度框架设置。三个层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高低等级之别，它们的理论重要性并不是由其逻辑开展顺序决定的。相反，在政治自由主义体系中，它们的关联是互动互补性的，或者毋宁说，三者之间有着某种循环往返的特征。以公平的正义为轴心、以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之个人观念与由公平正义理念所主导的秩序良好之社会观念为两翼的基本理念系统，构成了罗尔斯称之为的“最合适于现代民主立宪社会的政治正义观念”；而由“重叠共识”、“权利优先”和“公共理性”三者组成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则构成了罗尔斯政治哲学对现代合理多元化社会之宽容基础的完整解释。但这两个政治自由主义之基本问题的解释还不是正义问题的首要课题，因为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一个社会前提预设：它们只能在正义的或民主立宪的社会条件下才能给予上述解释。易言之，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先定前提，上述解释就不能成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第一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因此，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第三部分的开篇，罗尔斯便开宗明义地写道：“契约论正义观念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乃是正义的第一主题。”何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按罗尔斯的理解，它是指主要社会制度共同构成一种恰当系统的方式，以及这些主要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并划分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方式。显然，与通常的理解不同，罗尔斯不是从社会制度的构成本身而是从这些制度构成的运作方式来动态地而非静止地理解社会之基本结构的。在这里，社会的政治制度、合法认可的财产形式、经济组织和家庭的自然组织都属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之所以被看作是正义理论的第一主题或首要课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为一种特殊的新的社会契约理论，“公平的正义”必须首先设定一个可以作为其社会构成解释起点的前提。由于该理论的基本性质是“政治的”而非“形上学的”，而且她意欲系统阐明的基本正义原则本身所与之联系的对象是或主要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正义安排和合理运作，因此，她既排除了从某种完备性哲学学说、道德学说或宗教学说的普遍性理论预制（如某种形式的人性论〕开始的可能性方式，也放弃了从某种背景文化观念入手的理论建构企图。相反，她从一开始起便从现代民主立宪社会如何构成（作为人类一种新的社会可能性的发现）、又如何达于基本合理或公正（作为人类现代社会理想的基本理念）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开始，因之，作为其核心理念的“公平正义”，从一开始便是“政治的”而非“道德的”。（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论述）
按照政治的正义理念来理解的社会制度框架当然是现代民主立宪制的，它以社会契约的达成为其构成基础。在这里，社会契约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契约”（a
hypothetical agreement），它限于（1）所有的社会成员之间，而非某些社会成员之间，（2）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之间，而非作为拥有某种特殊社会地位或社会角色的个体之间，（3）作为自由而平等之道德个人的各派之间，（4）这种契约的内容将是规导社会基本结构的第一原则。这四个方面的规定揭示出社会契约的基本内涵，虽然它只是假设性的，但作为一种限定性预制前提，它可以获得其理论合理性。同时，上述规定也表明了在社会契约基础上所推出的社会基本结构具有的第一主题性质。首先，如果我们设定社会契约中的各派是“作为自由平等的（和有理性的）道德个人”来参与契约活动的，那么，我们就有各种充分有力的理由将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政治的公平正义的第一主题。最起码的理由是，这一设置直接预制了公平正义的“个人（公民）观念”和“秩序良好的社会观念”，而如前所述，后两个观念属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系统。其次，鉴于这一基本结构的独特特征，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来理解这种最初的契约，也就是说，必须把这种契约与其他类型的契约区分开来。这种最初契约的达成过程是纯程序性的，这一点已通过“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置和解释得到说明。但是，通过这种纯程序性的契约所要达到的并非只是正义程序本身，而是要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实质性的正义原则。这些正义原则具体体现着一种基本结构的理想形式，它们既约束着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制定和展开行程，又持续调理着个体财产转换的积累性结果。所以，在这里，社会最初契约的达成与正义原则的确定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原始契约的假设，正义原则就无以开出；反过来，原始契约的达成从一开始就必须基于一种正义的（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基础。只有这样，正义原则才能成为规导社会基本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调节个人间利益关系的指南。
正义原则需要从一种特定的契约中开出，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社会基本结构作为正义理论之第一主题的重要意义。上述理论预制和推理无疑是合理的。但是，这中间隐含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缔结原始的社会契约时，人们如何达成最初的契约呢？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假定这种最初契约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呢？
这是自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后最先遇到的、也是最棘手最复杂问题。历史地看，用以解释人类社会起源的理论方式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哪一种理论，都无法完全脱出假设或预制的范围，包括进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就现代社会形态的生成性解释而言，虽然也出现了多种解释理论，但大致可作一些理论上的分辨。依我个人的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界有关现代民主社会形态的原始生成问题，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思路：一种可称之为道德－文化哲学或历史哲学的解释思路，另一种可称之为社会－政治哲学的解释思路。前者如早期人文主义者，现代历史主义学派和宗教神学家，等等；他们所注重的是为现代社会的生成提供某种道德合理性解释或文化历史的批判性解释。后者如18世纪法国近代启蒙运动思想家，社会契约论者和现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解释的关键不在于某种泛道德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文化背景，而在于现代民主社会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在于现代社会自身的实践运动所展示出来的实质性元素。
罗尔斯的解释立场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第一，无论是哪一种解释类型，都有某种引以为终极性依据的价值立场，第二，具体到某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解释来讲，这种思路或解释类型的分别常常是交叉变化的，比如，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与其道德哲学就不仅难于分别，而且也有着内在的冲突，以至于既有人把他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者和充满浪漫主义气质与自然主义情绪的思想家，也有人将之斥责为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预言家和“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而且，即使是就社会－政治哲学的解释思路而论，具体的解释方式和原则观点也不是统一的。譬如，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契约论传统因为各哲学家所持有道德观和哲学方法论不同，就出现殊为不同甚至是相互对峙的社会解释理论。霍布斯相信的是人性本恶，其由人－狼关系的哲学预定所推出的消极性社会契约论解释（我视之为“have
to be”式），当然就不同于康德从“自然人”与“理性人”的分辨（得益于卢梭的理论提示，我视之为“ought
to be”式）中演绎出的积极的社会契约论解释。然而，迨至十八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其具体价值立场如何，他们对现代民主社会的生成论解释总是依赖于某种先定的道德预设和价值偏向的支持，而这类道德预设和价值偏向又往往服从于思想家预先判定的某种理论结论的推理需要。马基亚弗里、霍布斯和曼德威尔等人的人性本恶预设，完全是为了给人为的或强制性的社会政治主张预定一种必然性逻辑前提：既然人性如此这般，所以人类社会的构成就必然这般如此。康德的道德预设虽不同，但对一种理性化了的人性设定，同样内涵着相同的逻辑蕴涵关系和推导形式，不同的只是前提与结论的内容。这类解释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它们首先是道德的，然后才是社会政治的，或者换句话说，它们从一开始起便带有明显的道德或价值判断倾向。马克思曾经对这类社会解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对新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唯一者”理论的批评即是显证。
无须详释，任何从某一先定的道德价值立场出发所作的社会解释，都只能是特殊主义的，无法保持一种普遍性解释所必需的价值中立立场。因而，一种逻辑的可能便是，由此推出和论证的现代性社会解释模式就只能是特殊化的，而这一结果与现代民主社会所追求的开放理性的社会图式（“公共理性”）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又是自相矛盾的。罗尔斯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围绕着社会正义问题，罗尔斯在近二十多年的论证与反驳中逐步理清了自己的思路并一步步逼进其所中意的政治哲学原点：从首先反驳一种特殊道德理论——即功利主义——入手（《正义论》），进而建立一个更有效因而在理论逻辑和实践操作上更为可能的现代社会道德之核心理念：“公平正义”。在《正义论》中，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