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火了。
她被几十支“斯科尔”便携式自动枪打得跳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下，身上至少中了几十发子弹。
此时，我们已经失去了撤离的机会，只能就地与那股袭击我们的游击队进行殊死的搏斗。
不久，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弱点。除了一架B40反坦克火箭炮和两三枝冲锋枪以外，他们显然没有更多的武器，因为在枪战的时候，从四面射来很多梭镖。我们与贡席上尉作了一番商议之后，他便带领二十几名突击队员从侧面向游击队火力集中、长满野藤的陡峭山坡移动过去。我们的行动显然引起了游击队的恐慌，他们一边用冲锋枪向我们猛烈扫射，一面准备逃走。
突然，游击队的枪声停了，他们从陡坡开始向下面的丛林逃去。这时候，所有突击队员的自动枪都集中到他们逃走的方向，打倒了几个游击队员。
“他们可能没有子弹了。”贡席中尉说。他命令一部分突击队员迅速绕过树林切断他们的退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从树林的另一端传来激烈的枪声，看来游击队已经冲出了树林。
贡席上尉立即命令突击队员立即冲过林子前去接应。然而，突击队员刚刚进入树林的时候，从对面同时发出数百枝梭镖，许多突击队员被射穿了喉咙或胸膛之后倒下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无法判断游击队逃跑的方向，便撤退到一个灌木丛中的山洞里。这时，负责包围树林的突击队员押回四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出乎我的意料，那四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都是年轻的老挝妇女。
经过审讯，我们得知那支袭击我们的武装是由二十五名老挝姑娘组织的游击队。被俘的四名俘虏中，有二十四岁的游击队队长奔米和另外三名女游击队员。
游击队队长奔米腰间插着一支没有子弹的K59型微型手枪，很傲慢地站在贡席上尉面前，对他提出的问题一言不发。突然，她扑向身边的一名突击队员，企图夺下他手中的“斯科特”自动枪。她和那名突击队员扭打着滚到地上，咬住了那名突击队的耳朵。
就在她举起抢过来的自动枪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贡席上尉和另外两名突击队员冲了过去，用枪托把她砸昏。
贡席上尉同意由被奔米咬伤耳朵的士兵亲自处决她。于是，那名队员把奔米拖到山洞的一角，疯狂地折磨她，用脚踢她的面部和腹部，用匕首挖出她的奶头和眼睛，最后用她们自己发明的梭镖发射器把她射死。
游击队员使用的梭镖发射器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在一个坚硬的柚木做成的支架上，可以并排放上几十根削尖带毒的梭镖，一经扣动扳机，梭镖就会同时射出去，几乎相当于冲锋枪的扫射。冲进树林的突击队员，有十九人是被这种带毒的梭镖射死的或射伤的。
贡席上尉用老挝语对突击队员讲了下一步的计划，命令地线电报员立即与龙镇特种部队进行联系。由于我们降落的位置距离特种部队基地只有二十五公里，所以我们指望在第二天中午之前就会得到接应。
把三个俘虏用藤条缚在从洞顶垂到地面的石乳上，几个突击队员弄来由松枝做成的火把，插在洞壁的孔沿中，然后我们坐下来开始吃晚饭。由于原来预定在那天晚上进入龙镇特种部队基地，出发的时候没有准备饮用水，所以只好喝洞内石乳下水滴的泊槽中的积水。
那个山洞很宽阔，洞顶垂下很多长短不一的石乳。透过洞口，我们可以看到繁星闪烁的夜空，一切又显得那么平静、宁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有当看到剩下的十几名突击队员和两名伤员以后，才会使我们猛然意识到危险仍然没有过去，或许几分钟以后，我还要同“老挝战线党”游击队进行激烈的战斗。
因此，尽管每一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却不能够入睡。突击队员把缚在石乳上的一个女游击队员解下来，带到洞中控共，用老挝语同她交谈。她似乎不断地拒绝突击队员的要求，声音十分严厉。
贡席上尉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锡芒，十九岁，突击队员们要求她跳一种叫“喃冯”的民族舞蹈，每一个老挝人都会跳那种舞，但是锡芒拒绝为她的敌人跳舞，甚至指着我斥责他们出卖了老挝。
突击队员们开始用皮带抽打她，揪住她的头发向石乳上磕碰，用枪砸她的背，直到她同意为止。
“喃冯”舞的舞姿非常好看，带有把一条小腿甩起的动作，向上的手掌心托起，垂下的另一只手要反扣过去，而老挝姑娘浑圆的小腿普遍发育得十分迷人。锡芒的手腕和脚腕上戴着许多银制的环镯，在她踢起小腿的时候，便发出清脆的吃亏，在洞中引起连连的回音。
正当我们很有兴致地欣赏着锡芒跳舞的时候，那个被奔米咬伤耳朵的突击队员突然站起来冲到锡芒面前，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然后命令她脱去裙子。“也许这个家伙要强奸那姑娘吧。”我暗暗想到。
锡芒被打得踉跄着向后退缩着，不断哀求着那个游击队员。最后那个突击队员拿起枪，好象警告她如果不那样做就打死她。锡芒屈服了，她开始慢慢将裙子脱掉。那突击队员烦燥地站在她的身边，扯下她围在胸前作为胸罩的长布，又摘掉她用炮弹碎片做的发梳。
当那位十九岁的老挝姑娘一丝不挂地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发出不由自主的惊叹声。事实上，锡芒的身材并谈不上匀称，髋部过于成熟也展开，腿也略短，肚脐的位置靠上；但是这一切被她丰腴圆溜的肌肤和垂至小腿、乌黑的长发所掩盖了，另外，锡芒的身上很洁净而且没有体毛，尽管她两只半球形的乳房发育得很好，但是腋毛和耻毛都未长出。后来，我从老挝的同僚那里得知，姑娘在满十四岁的时候，要用丝线将体毛全部绞除。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东南亚平民中还非常普遍地保持着，甚至现在日本许多从事色情表演的姑娘也开始效仿着把体毛用电解法除净。
不久，突击队员把另外两名被俘的女游击队员也带过来，剥光她们的衣服，强迫她们与锡芒一起为他们跳“喃冯”舞。突击队员的这些做法是得到贡席上尉同意的，他们甚至想以这种方法博得我的好奇。
无论在越南、老挝，还是亚洲其它国家，真正的战俘是没有的。他们对刚才还向他们射击的俘虏通常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以至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加勇敢精神和战斗力。基于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交战的时刻很难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因为首先这里不象欧洲那样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军队和平民；另外由于地理位置和习俗的原因，作战通常都在分散情况下进行的。政府的军队过于庞大，以至根本无法控制每一个士兵都象他们的领导人那样；事实上，当伤亡惨重时，报复和杀戮的欲望就会成倍的增长起来。
越共掌握了政府军队的这一致命弱点，他们杂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为防弹墙，造成政府无法分清越共和平民。这样，广大平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在越南的城市当中，经常发生越共恐怖组织向政府官员和美国军人开枪或投掷手榴弹，然后混杂到平民当中去的这样的事情，越共利用警察无法伤害所有平民的心理而逃之夭夭。倘若警察因为搜捕凶手而抓了人，越共就利用这件事来歪曲宣传，说警察如何残暴，连平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于是，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相互怀疑越来越严重，从而达到孤立政府的目的。
望着三个赤身跳舞的老挝姑娘，我象其他参加战斗的美国军事人员一样，对她们是怀有厌恶和憎恨心理的。她们在几个小时以前还躲在灌木丛中向我们射击，而此时却成为我们的俘虏。也就是说，刚才能够把我们打死的敌人，转瞬间变成我们手中的猎物，透过她们带有被侮辱而产生的痛苦表情和疲惫的喘息声，我毫不怀疑她们如果现在手挂武器，我们成为俘虏之后，她们将如何残酷地对待我们这些被俘的敌人。
我默默站在那里，观看她们逐个被突击队员粗暴地轮流强奸的场面，心里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松驰和愉快，那是许多在战争中经过生与死挣扎的人常有的心情。
突击队员疯狂地折磨过被俘获的猎物之后，又把她们用藤条紧紧地反冰凉的石乳柱上，然后躺到干燥的地面上休息。火把燃烧着，发出“噼辟啪啪”的炸裂声。洞口外面传来虫蛙的鸣叫。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早晨4点钟了，援助的部队还是没有到来，而两个中了带毒梭标的突击队员已呻吟着断了气。
这时，无线电报务员收到龙镇“特种力量中心”发来的回音。电报说，前来援助的三个营特种部队就在离开龙镇不久，便在一个叫芒索的村庄遭遇了大批正在搜索我们的“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
听到这个回报，突击队员都十分紧张，因为仅凭现存的不到二十人，是很难突破“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在查尔平原布置的严密防线而进入龙镇的。
我与贡席上尉作了一番研究，决定不再经由正在交战争的查尔平原，而沿着湄公河支流向南，进入比亚山区，然后再设法从侧面向北到达龙镇，或者与班巴姜的老挝国家统调局和泰国PARU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出动直升飞机，将我们接出老挝边境。
我们都认为留在川圹东部是十分危险的，“老挝战线党”军队和游击队随时都可能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的搜索，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遇。
于是，我们在微明的晨曦中出发了。由于当时我们降落的地区已经被“老挝战线党”控制，我们只能靠指南针和地图在灌木丛中向南行进。四名突击队员在前面，中间是我们八个人，另外五名队员押着被藤条反缚双手的俘虏在后面。这样的行军是相当缓慢的，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到达距离比亚山区十公里处一个村庄附近。
看来，白天进入山区的可能性不大了。我们又向回走了一段距离，找了一个远离那个村庄，长满藤箩和参天大树的山坳休息，等待夜的降落。
就在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在一棵高大的蒲葵树下休息的突击队员突然惨叫起来。
我们以为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急忙抓住身边的自动枪。然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游击队员，而是一条巨大的蟒蛇。它缠住了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体，大约有十几米长，头部与军用水壶一样大，正试图把头伸向那名突击队员的面部。
贡席上尉冲过去，用毛巾垫住手枪筒，挨近蟒蛇的头部开了一枪，蟒蛇颓然地放松了，掉落在地下，尾巴重重抽打了几下之后死去。但是由于距离过近，贡席上尉的子弹穿过了蟒蛇的头部，从那名突击队员的左眼穿过了他的脑后，结果，那名突击队员痛苦万分地死去了。
这件事使我们都非常沮丧，默不作声地坐了起来，思维几乎陷于麻痹的状态。三个俘虏这时提出要去排便。贡席上尉拒绝了她们松绑的要求，命令突击队员当剥去她们的裙子，强迫她们在突击队员面前排泻。三个姑娘屈辱地蹲在地上，羞涩地侧对着我们。
但是，此时的突击队员已经再没有兴致戏弄她们了。
夜色渐渐降临了，山峦黑糊糊地展现在眼前。在一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的带领下，我们将袖口和裤角用麻草茎扎牢，三名俘虏的腿上也裹上了布条，以防止毒蛇和蚊虫的叮咬，然后开始向比亚山区的森林前进。
不久，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进入了山区。
那是一片未开采过的原始森林，高达十几米的大树长得很密，上面缠着藤萝，地面是很厚的粘滑落叶层，散发出一股很浓的霉臭味，使人闷热和喘不过气来。由于山坡地势陡峭，我们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地上爬行。走过高达一米以上的灌木或草丝时，几名突击队员还要用木棍击打，以驱赶毒蛇和野兽。
据那名原籍当地的突击队员说，森林里有野猪、羼牛和豹出没，当地的人从来不进入这块森林。然而，我们走了很久，除了一只猴子突然从我们面前飞快地跑过去一棵栗树之外，却没有遇到任何野兽。
尽管如此，我们却受到一种长达半英寸的巨型大蚊子的围追叮咬，于是我们只好用两手交替着，不断地挥舞着毛巾来驱赶它们，而那三名俘虏的脸上和脖子上都布满了被那种蚊子叮咬的青紫色的肿块。
晚上十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达了一个伸出原始森林的峭壁上，那里有一块大约五百平方米的开阔平坦的空地。然而，由于我们没有携带宿营的吊床和其它器械，成群的大蚊子显然成了最头痛的问题。还是那名突击队员从林蝇采来一种驱蚊的树藤点燃，放在迎风的地方，才使那些凶狠的蚊子离开了我们。
入夜之后，气温骤然下降，军装也被露水湿透，每一个人都冷得发抖。所有的树木也潮湿得不能点燃。最后，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不停地走动，以此来驱赶寒冷的空气。
我们如此能预料到此后的五天里更为残酷的境遇，那时恐怕早已推动了返回巴东的信心。
由于没有能够与PAUR特种警察部队取得联系，龙镇的援助也迟迟不到，我们携带的饼干已经吃光了，饥饿和困扰使我们心绪不宁，而冒险走出山谷又有被“老挝战线党”部队和游击队全歼的危险。
第三天黄昏时分，几个试图打一些野兽来充饥的突击队员又沮丧的提着枪走回来，他们在森林里搜寻了整个下午，却没有见到任何动物。原来，比亚山区的野兽早已被连年的枪炮声吓得躲到更远的森林里去了。此时，极度的饥饿终于使人们失去了人性，突击队员准备吃掉唯一的可以找到的食物：三个俘虏中的一个。
他们请示过贡席上尉之后，挑出了一名尖叫着的、身材矮小的老挝姑娘，把她剥光衣服后，倒悬在一条垂在两棵大树之间直径有十厘米的藤条上，然后用匕首割断了她的喉管，鲜血从那名老挝姑娘被切开的喉管喷了出来，她激烈地扭动着身子，反缚着的手臂上下挥动着。渐渐地，她的动作缓慢下来，身子不时地抽动一下。
还没有等到那个老挝姑娘完全断气，几个突击队员就开始肢解她。半个小时内，那个姑娘的尸体已经被肢解成五个大部分，耳朵也被割下，头颅被扔到密林中去了。贡席上尉对那几块肢体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