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历史》，文刊1936年12月号日本《改造》。
对我下了逮捕令。——在中国，下了逮捕令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不能在公开场合活动。跟在逮捕令后面来的，便是暗杀。
·与圆谷弘的谈话，录自圆谷弘《与鲁迅对话》，文刊1936年9月有斐阁版《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那男子（鲁迅等车时，一个男子，后来是一伙人围住了鲁迅/编者）说，政府虐待我是不对的，而我却回答说，政府大约也有政府的想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家伙是个政治流氓，听说在广东曾经从苏联拿过十万元，现在是右派，替政府方面做工作。他是在试探我。
虽然对我发出逮捕令，但是在政府和国民党里，有我的老朋友，大概是不会被捕的。不过地方的省政府、省党部下面的党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却不知道了，所以不能不警戒。
·与增田步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当林守仁问，当时鲁迅的著作为什么少时），“这是因为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要忙。”
·与林守仁的谈话，录自林守仁作戈宝权译《关于
鲁迅及其作品》，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我们两人（指鲁迅和李立三/编者）各人谈各人的。要我像巴比塞那样发表一个宣言，那是容易的；但那样一来，我就很难在中国活动，只得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个人倒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我留在中国，还能打一两枪，继续战斗。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党给鲁迅以
力量》，文刊1951年《文艺报》第4卷第5期。
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与胡愈之的谈话，录自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
迅的一些事情》，文收《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住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我说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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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与内山完造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
史实》，文刊1977年第5期《天津师院学报》。
老板，可真有意思啊！刚才，我到沙逊旅馆去会一个人。就是那个马莱（指国际反帝反法西斯会议领导人，英国人马莱爵士/编者）。听说马莱的房间在7楼，我便走进电梯，然而开电梯的没有开的意思。于是我从电梯里出来，沿着楼梯走上去了！事情谈了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马莱送我到电梯。开电梯的正好是刚才那个家伙。马莱至为诚恳，倍加亲切，握手相别。那个开电梯的男人大为惊诧，电梯中间一次没停，一气开下，到了楼下，也不管门开没开，比我先一步跳了出去。真是饶有兴味呀！中国人的恶习，是以人的穿戴来断定人品的。开电梯的大受困窘，面红耳赤，加劲地开电梯。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
日本讲谈社1942年版《上海霖语》。
只写文章，不愿教书。别人都在排挤我，我只好洁身引退。所以刚去北平，就有人散布谣言。谣言一直逼迫似的，将我送走。
·与王余杞的谈话，录自王余杞《悲愤——因鲁迅先生的
逝世而作》，文刊天津《益世报》《文艺周刊》第26期。
“我说的话已经都写在纸上了，你们总有机会见到的。如果说一个人说的话比写出来的文章还要好，恐怕没有那回事吧！”
·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演讲与不愿散去学生们的谈话，录自
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在一个场合中，胡适碰见鲁迅，胡适说：“你又卷土重来了。”）
“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
（胡适说：“还是老脾气呵！”）
“这叫至死不变！”
·与胡适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呵，既然这样要求，那我明天的讲演里（指1932年11月27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的讲演《再论“第三种人”》/编者）必须把“泥腿文学”这层意思讲进去了。泥腿文学，或者说草鞋文学，总之不是皮鞋文学。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这回，是专为探望母亲的病来的。……近两天之内，做了三回讲演。前天刚谢绝了一处，昨晚倒又答应了到师范大学去讲一次。今晚，决计不作讲演，随便谈谈。其实讲演也只是随便谈谈……
·与于伶等人的谈话，录自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
他》，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政府对我太苛。国民政府中的友人，曾经劝过“您也有相当的年龄了，此刻趁势隐退一下，不好吗？”可是我说，“隐退倒不愿意，为了病体保护之故，打算休养一年。”上海不适于静养，也许到北平去住一下；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到北平去监督完成《十竹斋笺谱》。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忆鲁迅》，文刊东京1936年12月1日《留东学报》第2卷第6期。
冯雪峰在去中央苏区以前（冯雪峰1933年底奉调中央苏区/编者），来向我告别，并对我说，他自己走了以后，由胡风来和我联系。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晔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
这位妇女为了营救被捕入狱的男人（指葛琴为营救华冈事/编者）。“监狱通知说，拿来三百元钱，就放人。”现在她正在为凑足这笔钱而奔走（时鲁迅将刚收到的一笔一百元稿酬借给了葛琴/编者）。“在中国的习惯里，不能这么做（指不借钱/编者）。在这时候，如果有就不能拒绝。不论怎么样也应该帮助，这是中国的习惯。”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著，日
本改造社1932年12月版《上海漫语》。
你不要亲自来了，这几天你必须消声匿迹……
那好，你回去吧，赶快！……候我把事情弄清楚了，由胡风转达。
（以下是鲁迅托由胡风转吴奚如的情报）
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一个交通员，奉命到武汉以蒋介石为首的“剿共总司令部”，向隐藏着的赤色间谍去取情报；任务完成后，已乘轮船在返回上海途中。这次行动忽然被蒋介石的军统人员发觉了，就立即派了几个特务乘飞机赶往上海轮船码头，等待轮船靠案后破案，由于那个交通员失去警觉（他以为任务已顺利完成，万事大吉），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在后盯梢，于交通员在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中国方面的负责人陆××（此人原是大学教授，政治言谈红得发紫，湖南人）碰头，交出情报时，两人当场（在法租界内）被捕。陆××被捕后叛变，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遭到大破坏，被捕者十几人。
·经由胡风向吴奚如转述的谈话，录自吴奚如《回
忆伟大导师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马上就要回去了吗？
“想去的，我总想再去一次日本。现在再去东京，一定会像做梦似的，因为我在东京的时候，还是铁轨、马车的时代呢。”
“只是……我要去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1936年1月9日下午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
作，陆晓燕译《紧邻鲁迅先生》，原文刊1936年4月《日本评论》杂志第11卷4期，译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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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与茅盾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容纳“礼拜六派”进来也不妨，如果他们进来以后不抗日救国，可以把他们开除出去。
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左联”应该在这个新组织中起核心作用。至于夏衍说不解散“左联”，则有些人要害怕这个新组织，不敢加入，如果这些人这样胆小，那么抗日也是假的。
“对他们这般人（指周扬、夏衍等人/编者），我早已不信任了。”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国民党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面卖的是什么货色。
（不久“赛金花”出来了）原来是这个货色（说罢哈哈大笑）。
·与茅盾的谈话，转自周晔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8月版《伯父的最后岁月——鲁迅在上海》。
“国防文学”这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我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你意见如何？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我和鲁迅
的接触》，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我第一着自然要自卫，不能使自己受伤，以致不能再动。我是要看枪弹从哪一方面来的，从敌抑从友。有些射击，明明是从友方来的，就是回击也不使对方受伤过重为限，以保护自己不死于“战友”的暗算与乱枪为限，因为我还要工作。所谓批判，那击中我的要隘的，我是忍痛；我不逃避，甚至不自卫。……我自然是小资产阶级，需要“奥伏赫变”（德语Aufheben一词的音译，意为“扬弃”/编者），但不能将工作停下来，以致将工作倒先“奥伏赫变”掉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
文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两年我给他们（指周扬等人/编者）摆布得可以。”
“我成为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我真想休息休息。”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全不知道。茅盾是来对我说过的，算是来通知我吧，其实他们早已决定了。……左联也其实早已有名无实，早已在无形消散的状态中。左联后来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又解散，其实是可惜的。……
你看那（指“文艺家协会/编者）里面是些什么人吧。那不是战斗的团体！我是决不加入的。……
“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
还提出“汉奸文学”，这是用来对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对付我。你等着看吧。
我曾经几次被人指为“汉奸”，去年小报上又说我将“投降南京”。现在，他们（指周扬等）又说我“破坏国家大计”，要将我推到“托派”去！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过一两天我来答复（指回复徐懋庸信/编者）！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倒不怕帝国主义的大炮，然而我怕的倒是当我在前线应战的时候，后面的‘自己人’对着我的背一枪一刀的来。”
·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
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1937年2月10
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如果只是口号争论，倘没有坚实的作品产生，那就没有意义！”
他们为了和各色人等联合，自愿放弃领导权。我真耽心他们，以统一战线开始，以滑进蒋介石的统一江山告终！因为他们自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嘛！
·1936年4月下旬在梁园饭店宴上与吴奚如、聂绀弩的谈话，录
自吴奚如《回忆伟大导师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
·1936年阴历年初与胡愈之的谈话，录自1972年12
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转自朱正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正误》。
“来得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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