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怎么办？学生被抓走，学校有责任，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如果军队可以随便到学校乱抓人，学校就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了。
·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录自何思源《回忆鲁迅》，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发传单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但这次的传单（指“四·一五”政变后广州学生为反抗大屠杀而散发传单/编者）是在白色恐怖的血腥统治下发出来的，有声有色，而且还有罢工行动，却不平常。时代的悲壮剧刚刚拉开序幕……
·与廖立峨、何春才的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
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
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明白了这上当。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只是弄弄文学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
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收《而已集》/编者），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
注，花域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
生》，文载1936年11月《译文》第2卷第3期。
也有过那样的事啊（指广州事变后，一些学生充做侦探来探问鲁迅动向/编者）。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侦探之类的资格的笨蛋啊！
（增田涉问：“那是学生吗？”）
是学生，但什么都不懂的，因为反动派的爪牙就是那样的。说到学生，还有奇怪的家伙啊，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我并不害怕，鲁迅迁出中山大学后居住的地方——白云楼（广州东堤白云路26号）。因为习惯了呀。有时是用腕力来胁迫的，我呢，我也是“无赖”，就把那学生痛打了，这样一来就跑掉了，哈哈哈……
“那时候，我总是在枕头底下放着手枪。”（这末一句在《鲁迅传》的初稿上是有的，后增田涉让鲁迅看此书稿，鲁迅将此句勾掉了/编者）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
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
瑞典人S托人来征询我的作品，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S以为极有希望的，但是我辞谢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倘因为我是黄色人种，特别优待，从宽入选，反足以增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媲美了，结果将很糟。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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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外国人要发给我奖金（指诺贝尔文学奖/编者），不过是因为中国人是黄脸皮的缘故。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什么奖金而工作。我们要拿出真实的成绩来。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我们认为是应该干的有意义的事业。
·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在上海
我不再去了。我到上海来并不想再教书的。易培基硬要我去讲课，我当时想这也好吧！但他们标榜着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也竟然作了这等事（指1927年11月6日上海劳动大学逮捕学生事件/编者）！我不再到那里讲课就是了。
·与杜力夫的谈话，录自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
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我写文章，时常不能把话直说，也不能把话完全讲出来。
·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左联与文
学》，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辑。
我们趁夜车，为的是避开烈日，凉快一些。二等车上乘客并不多。到了嘉兴才吃晚饭，在原车箱里叫了三客“西餐”。我早就感觉到，有两个伪宪兵在注意我们。他们一长一矮，长的猴头鸟颈，矮的脸面像个三白西瓜。他们在车箱门口的一角，四只眼睛盯我们一阵，鬼鬼祟祟地谈一下。我们说说笑笑，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终于他们走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三白西瓜脸的矮子当先，猴头鸟颈的跟在他的后面，说是要看看我的带着的手提箱（就是要检查）。
“你们看好了！”我重声说。
“箱子是你们的，要你们打开来。”三白西瓜脸说。
“是你们要看，”我加重了语气说，“不是我们要你们来看！”
“但箱子总是你们的，我们不好来打开。”
“我们允许你们打开来看，不是就好了么！”
三白西瓜脸做了个手势，猴头鸟颈的揭开箱子盖略略一看就重新盖好。
“我们闻到一股香气，”三白西瓜脸说，“好像是乌烟的。”
“香气是大菜的，”我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说，“你们的鼻子是这样的么！”
三白西瓜般的脸面顿时转红，猴头鸟颈的长子也就呆住。
我知道，叫他们自己打开箱子来看，这就使他们失望了。如果箱子里真的藏着鸦片烟，那该早就准备好了“红纸包”，暗暗地把红纸包塞给来检查的人的手里就是了。
·与许钦文、章矛尘、孙斐君的谈话，录自许钦文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你若要进去（指走进当时创造社办的“革命咖啡馆”/编者），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
·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你们（指当时的“革命文学家”/编者）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
·与F君（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我译这些书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这样，可以使他们少乱讲而更明白些了。”
“同着这些人们是辩不清楚的，我们还是多从事根本介绍的工作吧。”
·与柳静文的谈话，录自柳静文《关于鲁迅先
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
（1929年春有一天，鲁迅听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在北四川路书店的楼上咖啡座开会）
“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
（于是鲁迅带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一起真的去了，而且坐在咖啡座中间一个长台子上）“什么人来也不让。”（结果坐了半天，创造社并未开什么会。回去时在归途中）
“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与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
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好意（指1929年6月3日鲁迅自北京南返，一友人为了安全，订卧铺时用了化名/编者）可感，不过要认识我的人依然会认出我。这点小事也会被人拾取来对我大加奚落，但是我不想从这些人博得勇士的荣衔。
·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
我曾给北方一个政客写过一封信，但是没有得到复信；我知道有一个政客还算帮了忙（指为营救被张作霖拘押的李霁野等人/编者），骂他们是“一丘之貉”，有时也有点冤枉呢。
·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我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段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的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还在找寻我，这是谣传我被拘的原因。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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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与长尾景和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拍这种照片的（指鲁迅给长尾景和看的他穿着衣袍在一墓穴中照的照片，他身旁还有一具棺材/编者）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什么时候你再来中国啊，一定会有好日子来到的。
·与长尾景和告别时的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
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成了书架。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在上
海的几件事》，文刊1973年第5期《中国建设》。
我总是吃亏的，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统统都送光了。
·与白危的谈话，录自白危《难忘的会见》，文收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忆鲁迅》。
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用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我发起好了……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前五年》。
危险自然是有的，作战哪里有万全的事，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不过在下手之前，他们是要考虑后果的，他们愿意杀人如麻不闻声，但这个如意算盘在我身上不容易打。他们因此就另想毒招：把我的声音闷死，使我成为活尸。不过他们是办不到的。
·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风度》。
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蒋介石政权的话，就不会被杀，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假以共产党的口实给杀掉了！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事，马上就会加上共产党的罪名啊！
·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
心的历史》，文刊1936年12月号日本《改造》。
对我下了逮捕令。——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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