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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竟敢帮着别人偷偷监视我！竟敢偷偷跟在陈背后！”
枪管再次向上戳进来，他觉得自己的处境既悲伤又滑稽，让他的鼻根一阵阵发酸，简直有些莫名地为自己可怜的命运感动起来。枪管顶着他，反倒让他的感官更加敏锐细致起来，他甚至像是能感觉到泪腺在发痒，紧接着，是瞳仁变得模糊起来，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竟然用的是法语，好像这种声调柔软的语言可以少一些震动，可以让他避免触发枪管那头的击锤。连他自己都听不清说得到底是什么，但特蕾莎却像是听得清清楚楚。
“我跟踪他，是因为他是你的坏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你……我……爱你……”
十五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
这些日子里，少校一直在思念法兰西。他并不把自己看成上海人。这儿有些欧洲人早已忘记自己的故乡，他们早已归化上海。无论这些人不久前在哪里登上船，他们一下船，就加入一个新的族群——白种上海人。这也难怪，他们从前一无所有，在上海发大财，在上海置下产业，结婚生子，难道不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老家？
萨尔礼一度也想在殖民地安个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无法忍受亚洲的潮湿空气，带着孩子坐上从西贡回马赛的邮轮。他没有去找个中国情妇，他宁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国度假。与他不同，巴台士领事却把整个家都安在上海，虽然领事的职务调动比警察部门更频繁。
傍晚，少校坐在领事官邸的书房里。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阳台，从阳台雕花的栏杆间可以望见房子背后的大片草地。惊叫声在梧桐树梢回荡。巴台士领事站起身来伸头张望。在草坪和沿围墙种植的树丛之间，小男孩摔倒在脚踏车旁，趴着一动不动。尖叫声是从站在草坪边椅子上的女孩嘴里发出的，她在那把黑漆斑驳的铸铁椅上摇摇晃晃，一条腿跨过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动起来，双腿艰难地想要从那堆橡胶和铁管的迷宫中逃出来。
“他们带来所有的口供。”少校继续说着。按照惯例，他正在把警务处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报向巴台士领事简略陈述。
是那个穿中山装的南京学者（他自称是教授）带来的报告。报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后是其它来源的相关情报汇总分析。在最后一页文件的底部，署名看起来像是一个研究机构。看起来他们像是一群读书人，像是那种从中国腹地成百上千涌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轻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领导。南京大量招募这种年轻人。各种研习班，社团，学社。是的，在他们递给他的名片上，有个古怪的名称。少校居然想不起那个名字，研究所？调研会？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报告。
“到最后，他总算开口说话。”
穿着中山装的教授告诉少校。他的眼睛在镜片背后闪烁不定，像是个羞怯的大学教授。
“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你们毕竟是客人，客人们总是心慈手软。说到底，你们总是要回去的么。总还是有租约的么。”羞怯的大学教授忽然豪放起来，哈哈大笑，以证明他自己的确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组最终得出结论，这位彼得洛夫·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⑴先生（法租界警务处档案登记为勃兰特先生，政治部指纹档案编号2578），并不是一像他自称的那样，一个三十九岁的德国贸易商。他在薛华立路的审讯室里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南京坚持要把他引渡到龙华警备监狱，随后又转送往南京军人监狱。萨尔礼认为领事不想知道勃兰特先生在那里的遭遇，他自已也不想知道。听说那里有一种巨大的铁制台钳，他们让你跪在那里，把脑袋塞到铁钳中间，每转动三次齿轮，铁钳就会向内挤压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过四次。勃兰特先生相当得体地应付这个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体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词。审讯者很容易产生错觉，每一份口供笔录都会被当成真正的突破。萨尔礼相信最后一次口供仍未触及勃兰特知识结构的中心地带。他甚至不敢保证阿历克赛·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他的真名。但这无关紧要，哪个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连他们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样说，情报本身的价值还是无与伦比。它决定性地证实，上海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火药桶。从勃兰特的公寓里搜出大量银行文件和存折，巡捕房的会计师后来向萨尔礼报告说：“总数相当于七十三万八千二百块银元。”
银行文件证明勃兰特账户的银钱往来极其频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应的贸易文件。对顽固的勃兰特先生，这是个致命弱点。他既说不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也说不清它们从勃兰特账户出去之后，又进到谁的腰包。老天知道，这些钱够买下一整幢大厦。勃兰特先是声称他代表一家注册在汉堡的德国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购买地产，作为该洋行开辟亚洲事业的第一个重大举措。
在南京，勃兰特先生不断改变供词，起初是鸦片，然后又是军火。第三次口供时——萨尔礼假定这是审讯者第十次转动台钳的齿轮——勃兰特供认，他的那家德国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贸易公司不为人知的子公司。自从列宁同志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仍需通过国际贸易（这一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来采购到足够的粮食，莫斯科一夜之间开办大量这样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组并不接受这个解释。勃兰特先生不知道，实际上法租界巡捕房从不贸然逮捕外国商人。从两个渠道证实这位德国商人的复杂背景（后来勃兰特承认他的父亲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设置在河内的法国殖民地保安局对当地的激进分子突然袭击，意外获得勃兰特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开始还以为勃兰特是泛太平洋工会联盟的召集人。其后不久，国民党在江西省某个县城发动一次不太成功的军事行动，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还来不及销毁文件就匆匆转移。文件中提供的线索使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江西省城展开一连串搜捕，有人在临刑前终于崩溃，供出一两个上海的银行账户。
根据南京送来的口供笔录，在最后一次供述中，勃兰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新成立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将会领导整个亚洲地区的共产运动。人员、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钱，都会从这个机构散发。萨尔礼少校并不十分信任这份供述。它在行文上过分讲究，逻辑相当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构思之作，或者说，是一份伪装成素材的精致作品，它不断展现出一种貌似草稿的风格，有时语气迟疑，有时突然推翻之前的叙述，大段的涂抹，另起一行，再涂抹，然而关键之处却言简意赅。
尽管勃兰特案卷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有一点上，参与其事的各方都认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摆在眼前，那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有计划，有资金，而且组织严密。显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就已调整策略，如今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在东方，而埋下炸药，引爆，彻底摧毁这一链环的最佳位置正是在上海。因为它是全亚洲最复杂、最难以管理的城市。
萨尔礼少校与巴台士领事私下讨论时，一致认为也许最好的引爆地点就在法租界。对于租界里一小部分白人——主要是地产投机商人——的想法，领事先生暂时保持中立。但他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前不久有一封从巴黎外交部的私人信件通过外交邮袋传递到他手里，在信中，有人用清晰的方式告诉他，外交部希望上海租界当局能够挖掘出一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实，以配合正在愈演愈烈的法苏争端，两国之间的冲突正在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各个方面。
少校脑子里有一根想象之线，正在把最近发生的几起刺杀案件，与一个在亚洲各地贩卖军火的私人公司，以及一位租界里的业余摄影师串到一起。有情报表明，暗杀集团的首领显然具有苏联背景。他觉得机遇之神在朝他耸肩挤眼睛。
这机会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个薛维世——这个摄影师竟然是他的故人之子。大战期间，薛的父亲和萨尔礼少校在海外军团的同一个连队里服役。那年夏天，他们在潮湿泥泞的战壕里不断抽着少校喜欢的烟斗，薛的父亲喜欢拍照，少校至今还保存有一两张他拍的照片。冬天时他朋友的散兵坑被一颗炮弹击中。他几乎完全忘记这个朋友，直到巡捕房保甲处送来一堆照片，马龙班长事先对这些照片作过挑拣，马龙告诉他这个小薛有一些下流的嗜好。
马龙班长不可能认得出照片上的人，拍照时少校还很年轻，而且衣衫褴褛。夏季军服的袖子被他整个撕下来，那时候战壕里所有人都这么干，因为长期浸泡在汗水里，腋下的皮肤会腐烂发臭。
他没有把这些事告诉领事，部分是由于这中间包含一些纯粹的私人事务，主要原因在于，此刻他的想法还处在尚未成型的模糊状态中。
⑴Pctroff Alexis Alcxeievitch。
十六
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八时三十五分
冷小曼感觉孤单。没人给她安排工作，又是接连好几天没人来看她，她有种独守空闺时错觉。昨天晚上她跑到街对面的五金铺打电话给老顾。显然这违反规定，可她实在忍不住。她几乎是带着哭腔。老顾在电话里说，你安心住在那里，明天林培文会来。她简直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夜里也比前几天睡得好。不能怪她像个怨妇，谁都不能整天独自守着个空房子发愣。她起床梳妆打扮，挑选那件薄棉布的格子旗袍，找出一双白色的皮鞋。她打算出门去菜场买条鱼。林培文喜欢吃鱼，培文是她不可多得的朋友，是她在组织里唯一能说点知心话的人。
她拉起窗帘，阳光洒在半个桌面上。她推开窗，早晨的凉风让人清醒。她伸头朝窗外望，陡然一惊，那个家伙站在贝勒路对面。他站在五金铺边上的弄堂口，朝她的窗口张望。那个她几天前看到的人，那个其实更早——在法国邮轮船舷旁她遭遇到的怪人。
她镇定地缩回头，穿上皮鞋。不要去关窗，不要拉窗帘，她对自己说。她想一想，又把昨晚盖的那条薄被晾到窗外，警告自己不要转头，不要朝那边看。
她慌慌张张下楼。她不得不从贝勒路的弄堂口出来，只有这一个出路。她无法判断这家伙的用意，人家告诉她，她的照片刊登在无数报纸上，所有人都可能认出她来。
但在贝勒路和康悌路的交叉路口，她碰到真正的麻烦。
她一眼就看到林培文。白色的帆布西服，手里卷着一本杂志。稍后她才知道同来的有两个人。这会她还没注意到有另外一位同志。让她惊恐的是，林培文跟前站着一个租界巡捕。她立刻就明白，这是抄靶子。动手抄身的是戴笠帽的安南人。他抄得很仔细，像是特别不满意林的那副小开打扮。他把那本杂志拿过去，递给身旁的法国人，但那法国人摇摇头。快结束时他还伸手拍拍林培文的后腰，他停一停，突然伸手过去拍一下，好像他是故意把这个最重要的部位放在抄身的最后一步，好让对方猝不及防。
在路障另一头，华捕翻开黄包车椅垫，起劲地查看那下面的箱子，有人在抱怨，有人在咒骂。他们很快对林培文失去兴趣。挥挥手让他走。
让冷小曼感到奇怪的是，培文没有赶紧离开。他犹犹豫豫，低着头，再次把手里的杂志卷成圆筒状，朝天看看——好像怀疑怎么这样早巡捕就来抄靶子。他朝后望一眼，又用那卷杂志敲敲脑袋，好像想起什么，扭头想要往回走——
——她已举起左手臂，她想朝他挥挥手，但培文根本没有朝这个方向看——
几乎在林培文回头的同时，一声枪响，震耳欲聋，所有人都朝着枪声的方向看去，朝林培文身后看去。
只有冷小曼还在注视着他。他回头——枪声，慌乱中他脚步一个趔趄（那一瞬间冷小曼以为是他中弹）。
顺着贝勒路，有人朝南跑，路人慌张躲避，侧过身子朝狂奔者张望。巡捕们已回过神来，警哨和朝天鸣放的枪声次第响起，几名便衣华捕奔跑着追过去。
逃跑者在开枪，他边跑边扭头，在跑动中改变姿势——侧过身来，换用蹦跳的步法。好像他正在嘲笑身后追赶者，好像他是个捉弄人的顽童。他把身体奇怪地半扭过来，向身后的半空中开枪，显然他是想要制造混乱。
冷小曼看见林培文朝康悌路跑，她跟在后面，想追上他。她猜想开枪逃跑的人一定是自己同志。是和林培文一起过来的。街上的人突然多起来，在各处弄堂口簇拥着看热闹，沿街二楼也有人伸出头来，似乎枪声一点都不值得害怕，似乎这是哪部电影的拍摄现场。
现在，路上没人奔跑。康悌路还是那条在早晨显得特别安静的康悌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林培文已从人群中消失。她只好放慢脚步，脑子里转着一千个念头。她不知道现在她该不该回到那幢房子里，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回去。幸亏她看到那个家伙，幸亏她立即出门，亲眼看到这一幕。要不然她还蒙在鼓里。那幢房子此刻很危险。
她愤怒地想，林培文为什么不赶紧去那里，为什么不赶紧找到她，通知她，告诉她该怎么办？
她仍在仔细分辨前方的背影。也许她该找个电话打给老顾。可她不敢借用路边小店铺的电话，不能让人听见。街道转角上有一家小客栈，她犹豫半天，觉得旅馆前台上的电话机也不够安全，多给两角洋钱也不能保证让茶房闭嘴。租界里到处是巡捕房的眼线。
她猜想吕班路上应该有公共电话亭。她穿过一条弄堂。大白天，铁门都开着，阳光还只照到房子的三楼窗上。夹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