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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不时就大陆局势及美国事务咨商的一个对象是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魏鏞。魏鏞是外省人，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及国际关系，教书授课历15年。蒋经国对世界局势能有平衡、理性的分析，魏鏞这些学人、顾问不无贡献。
宋楚瑜也是蒋经国延揽在身边，不时咨商的一个归国学人。湖南出生的宋楚瑜，以21岁之龄离开台湾，到美国进修8年，得到柏克莱加州大学硕士、乔治城大学博士。钱复出掌行政院新闻局，举荐宋楚瑜接替他出任蒋经国机要秘书。1974年宋楚瑜开始追随蒋经国，直到他撒手人寰为止，发展出情同家人的关系。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蒋介石过世之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8位初次入选的中央委员里头，有16个本省人，李登辉和台北市长林洋港都在其中。新一届中常会有22位中常委，其中5人为本省人，比1972年那一届的三人，多出两人。
毛泽东既逝、“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台湾的全球地位开始走下坡。自从1971年7月基辛格密访北京以来，已有50个国家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1977年，国民党当局似乎已经日薄崦嵫，快被美国拋弃了。4月20日，国务院新任东亚助理国务卿郝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告诉蒋经国，卡特总统意图继续推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但是“会影响到它的每件事”，都会跟台北当局咨商。8月间，郝尔布鲁克再次到台北，就国务卿范锡（Cyrus Vance）访问北京的会谈经过向蒋经国简报。郝尔布鲁克说，美国不会接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而“伤害到台湾人民的安全与福祉”，但是他证实中、美讨论到这个条件，也就等于暗示“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会宣告中止。范锡的确曾经告诉邓小平，美国预备中止“共同防御条约”，由台湾撤走全部美军，并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
蒋经国对郝尔布鲁克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代表这个国家概念。他承认目前看来，这么说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它才是解决台湾与大陆问题的惟一方法。会谈结束前，他还向卡特总统问候，表示很高兴美国有一位“伟大的新总统”。
从会谈的气氛来看，经国很满意能够掌控住新挑战，化险为夷。不过，他还是必须尽其所能来减缓事态演变的步调。蒋介石过世5个月之后，宋美龄带著17名侍卫僕从及许多箱行李，飞往纽约治病。现在她开始忙著打电话动员美国重要人物出面支持台湾。蒋经国也批准发动一人一信运动，号召台湾居民发出了25万封信给卡特总统，敦促美国不要拋弃老朋友。在不同单位赞助邀请下，数百位美国意见领袖来到台湾亲眼目睹它的繁荣和安定。《纽约时报》和其他美国报刊出现整页的广告，阐明台湾的地位。这些广泛的民间交流和种种公开活动产生若干效果。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多数民众赞成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不同意与台北断交。台湾的报界密切盯著报道美国越来越倾向北京的消息。台湾省烟酒公卖局的香烟盒上都印了蒋介石父子喜爱的警句：“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汪希苓在美国也加强活动，动员留学生和华侨团体去影响民意及国会的意见。对台友善人士把有关美国对两岸政策的内幕资讯，传递给台湾方面。 有一次钱复不小说漏了嘴，对一位美国官员提到，他曾读过一份美国机密文件。 联邦调查局已经注意到汪希苓的活动，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事实上已经渗透到汪希苓的秘密间谍网——绝大部分是华裔美国人组成——对于台湾的情报活动颇能掌握。 1977年6月，联邦官员做出机密决定，把台湾列入必须盯紧的“国家”之列！这些“国家”榜上有名是因为“其情报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敌意，或是颇有顾虑，因此必须对它们采取反情报活动”。这表示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都开始密切监视台湾当局驻美官员的活动。
1977年秋天某日，汪希苓与大陆出生、在台受教育的新闻工作者刘宜良共进午餐。总政战部早先培养刘宜良当新闻记者和特务，他也从“国防部情报局”拿钱，报告他到大陆旅行的见闻。可是刘宜良在大陆，又把台湾的状况报告给中共情报单位。当他回到美国，却又把他在台湾和大陆的接触情况，提供给联邦调查局。汪希苓告诉刘宜良，多年来他的文章让“国家”很难堪。他诉诸刘宜良的爱国情操，拜託刘宜良对蒋家的批评不要那么尖锐，刘宜良答应以后写文章可以不那么犀利。不久他就后悔答应汪希苓这档事，笔锋一转继续痛批蒋经国，指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汪希苓原本已经向上级报告他请刘宜良吃饭，刘已经答应以后不痛批蒋经国，这下子大为震怒。
卡特政府提倡人权，对台湾也产生影响。预料卡特上台后会强调这个议题，蒋经国在1976年12月25日发起台湾以次年为“人权年”。他宣称台湾的人权有保障，只是鉴于共产党威胁，为了确保秩序，必须限制某些自由。蒋经国50年代初期以来，与外宾私下谈话，就经常这么说。但是他一公开宣佈，就使得政府在理论与道义上都落入守势，每当它对个人自由的原则有所捍格，就得找到借口把它的行动合理化。
蒋经国强调，“台湾当局”的人权纪录，其实没有外界别有用心之人渲染得那么差。监狱受刑人犯中只有254人被控“叛乱罪”，而其中只有一人被处死刑。他邀请世界各国可以派观察员亲自到台湾瞧瞧。海外的台湾籍反对运动人士则说，全岛有8000名政治犯。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就人权问题召开听证会，事后的资料明显显示，蒋经国的数字十分接近事实。某些观察家指出，在台湾处理“叛乱罪”时，搜证极小心，抓人也很审慎，判刑也不算太重。国务院第一份人权报告的结论是：“一般人自己过生活，并不掛虑政府是否高压”。
11月台湾地区举办“中央”及地方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它对台湾这种控制下有限的民主，提供很好的见证。李焕此时是“救国团”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工作会主任，负责甄选候选人及国民党全党辅选工作。国民党期待李焕再缔造大胜佳绩。中央常务委员会不理睬李焕的意见，决定地方级选举和“中央级”选举合併办理，同一天进行投开票作业。李焕的意见是选举分开来办，国民党比较易于集中资源。同时中常会也不接受李焕的建议，决定国民党籍县市长若有资格连任，一律提名，不问他们在职期间的政绩表现及民意支持度如何。
投票日之前，李焕向蒋经国报告，基于党上述的决定，国民党有可能丢掉几个重要席位。蒋经国表示，党应该好好运用自己的优势，但不该允许有作弊行为。他说：“我们只要掌握51％就可以”。 投票当天，作弊之传闻绘声绘影，到处都有。大约下午2点，中壢某投票所的选务人员被人看到，协助不识字的一对夫妇投票。党外候选人（译者按，脱党竞选桃园县长的）许信良的监票员高声抗议。群众围拢上来，威胁这位选务人员。警察把他带到投票所对面的中壢警察分局保护。群众围在分局前，人数越聚越多。许信良的助选员呼吁群众冷静，答应到法院去申告选举舞弊。有人高喊：“法律有什么用……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啦！”大约下午4点鐘，群众砸毁中壢分局玻璃窗，放火烧燬好几辆警车。
警方把面临的困境向台北警政署报告，警政署立即请示“行政院长”蒋经国如何处理。经国匆匆召集一批官员到“院长室”来开会。有人建议派国民党军队恢复秩序；镇压警察已经在现场，警备总部有个单位也在附近。蒋经国宣示：“我们不用军队”。中壢分局长接到命令，任何情形都不得朝群众开枪；他在暴徒打到二楼时，才命令部属发射催泪瓦斯。但是催泪瓦斯起不了太大作用，警察由楼上一个紧急出口爬出去。后来火势延烧到警察宿舍及附近民房，群众才散去，有人急急回家抢救自己的房子财产。
这次五项公职人员竞选，总共有个1318席次，国民党只赢了76％，丢掉好几个县市长宝座，国民党大老告诉蒋经国，李焕应该为败选负责。蒋经国召见李焕，对他说：“许多人批评你，我晓得败是败在党的决策，但是你最好还是辞职”。蒋经国派另一位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里的老干部潘振球，代理台湾省党部主委。
除了指导内政、外交事务之外，蒋经国也越来越插手经济政策。他成立一个比较倾向干预主义的“经济设计委员会”，由俞国华担任主任委员。“经设会”倣傚日本通商产业省，重新集中经济决策权，负责总体规划、订定项目优先顺序，协调并且做部门评估。“经设会”的中心目标是：培养台湾有能力“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价值，并且垂直整合其电子工业”。
台湾地区现在有半数住在都市，许多农村人口其实受雇于地方工业，或暂时在城市里工作。蒋经国下乡巡察时看到过去的农民社会一片兴旺富裕，但是他并不是样样满意。到处见到“豪华公寓”、“豪华汽车”、“豪华假期”的广告，让他很不痛快。他讨厌“豪华”这个字眼。台湾每人平均所得为900美元。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财富分配比世界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均富。到了1976年，平均所得居底下40％的人，其所得总额佔有率由11％提升到22％，最富有的前20％人口，其所得总额佔有率由61％下降至39。
第二十章
分 道 扬 鑣
1978年中，严家淦“总统”任期届满，决定下台，推荐蒋经国继任。从金门到台北到台南，各地民众听到国民党决定提名蒋经国为党的候选人，交国民大会表决选举的消息，莫不舞龙舞狮，大放鞭炮，庆贺祝祷。台湾院校校园亦张贴海报，称讚中枢领导得人。蒋经国挑选71岁的台湾省主席“半山”谢东閔作为他的“副总统”搭档；当选之后，提名孙运璇为“行政院长组阁”。
1978年3月21日，“国民大会”1200多位代表，以几近无异议的票数，投票选出蒋经国为总统。两个月之后，他在盛大典礼中正式就职。当年蒋经国追求未遂的平剧名伶顾正秋，虽已年华老去，仍然粉墨登场，特别公演，祝贺当局新领导人上任。可是有人注意到新任总统的爱女孝章及其家人并没有从美国回来参加就职典礼。次日，总统府照会各新闻媒体，请大家不要称呼他“领袖”。同时府里也有话交代——以后在任何场合绝对不要喊新总统万岁。
人人都注意到卡特总统派来一个低阶特使团祝贺，而且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还挑在蒋经国5。20就职日那天抵达北京访问。蒋经国要钱复起草一份备忘录，缕析假如美国宣佈断交，国民党当局会面临什么样的政策挑战，有什么样的对策方案。
他的用意是审慎、务实地处理台湾独特的国际局势。台北在对外代表的“国号、国旗”等方面，越来越展现出弹性。4月间，台湾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展现出政策大逆转，宣称只要台北会籍不动，不反对北京假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五月29日经国接见美国驻台北“大使”安克志，重生台北当局“完全反对”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但他表示如果美国仍然一意孤行，希望他能够像台湾担保美国、台湾关系将与过去一样。这等于是已经接受无法避免的事实！安克志在呈报给华府的电报里做结论：不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这剂药有多苦，包括美国与台湾断绝“外交”、军事关系在内，蒋经国仍然希望与美国保持华府能接受的密切关系。
同一时期，邓小平在中国正顺著反文革浪潮从事稳固权力的动作。他宣佈教育方面采行务实政策，知识份子和改革派开始撰文大谈“实事求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们张贴大字报披陈文革的可怕，并在公园、校园内张贴鼓吹民主改革的大字报。邓小平也忙著处理国际事务，包括蒋经国早先就预期的中国与越南纠纷上升的状况。由于中越交恶，中苏关系也紧张起来。苏联在边境增加驻戍部队。党内左翼势力消退，邓小平重啟对美交涉，设法把力主中美尽速建交的白宫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在五月间邀请到北京访问。
68岁的蒋经国贵为“总统”，有一个专属医疗小组照料他的健康和医疗需求。医疗小组召集人江必宁医师为他做了一次体格检查，发现新“元首”相当健康。他多年来每天注射胰岛素，可是这时候同样并已经获得控制。他的心臟状况良好。他不好运动，大几乎每週都下乡视察，足跡踏遍山区及不同的建设工地。可是蒋经国的第一次体检完不久，就开始抱怨腿、脚不舒服。
不过，蒋经国仍旧不太注意摄食。他对身为父亲医生的好朋友熊丸都说：“人有需要听医生的话，但是也不能听太多”。由于他要求家人不得浪费，随便把剩菜倒掉，全家经常吃剩菜剩饭。他们全家还是住在七海新村，只是做了总统，厨房由专业的西厨和中厨师傅接管，不过他家的伙食费与蒋介石来比，只是笺笺之数。
除十大建设外，蒋经国还进行了一系列农业改革官方替蒋经国购置一辆防弹凯迪拉克轿车，可是他把新车送给“副总统”谢东閔使用，自己照样坐用了多年的别克汽车，于是乎往往在公开场合出现一个有趣的景象：“副总统”坐著漂亮的新轿车刚出现，后面来了一辆旧车，来人竟是“总统”！蒋经国搬进他父亲在蒋经国“总统府”里的大办公室。但是尽管腿脚不方便，有部下或客人进入办公室，他依旧起身招呼。
1978年，台湾情报机关展现出不仅继续严查“叛乱案”，对于逾越政治活动许可尺度的人士也没有放鬆。警察指控8个人涉及中壢事件暴乱，并没收了上万册论述1977年选举和动乱的书刊。9月间，少数敢言的民营报纸之一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