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来负责”。漆高儒还记得，黄中美曾抱怨他替经国做了不少事，可是小蒋“不瞭解我”。漆高儒猜测，黄中美自作主张，下令杀害章亚若。许多中国传记作者都相信这说法。可是除了漆高儒事隔数十年后这段记载，以及桂辉的猜疑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根据支持亚若是在中共、蒋介石或蒋经国本人命令之下遇害。
方良对于先生和章亚若的恋情，生下双胞胎，浑然不知。她从来不问先生的公事，他对她的交往也定下严格规矩，譬如不准方良和富商太太等有心攀附的人来往。她和经国似乎是一对摩登的亲密夫妇。方良经常在机场迎送丈夫时，拥抱他、吻他，旁边的中国人有时还挺难为情。这段时间，经国和太太在一起，经常以俄语交谈。经国也还喜欢读俄国文学作品，譬如美国记者傅尔曼就曾经看到他读19世纪乌克兰诗人捨甫琴科（Shevchenko）的作品。后来为了免人猜疑他们的亲苏，他和方良放弃了与俄罗斯的文化关系。
蒋经国在1942、1943年仍在赣南盯紧推动三年建设计划。访宾对于原本十分穷困落后的赣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纽约时报》记者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报道，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战前，赣州只有三家工厂，现在已有四十四家工厂，包括一家酒厂、一家麵粉厂、一家火柴厂，若干纺纱厂。通过一年两作及新的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区，现在的产量却足可供应十个月的消耗量，预期到了1944年就可完全自给自足。在艾特金森眼里，赣州是中国最现代化、最乾净的城市。
1942年，蒋经国在赣南
1943年，数千名青少年失去父母，住在贡水岸边难民营里的破房子，破帐篷里。蒋经国下令在离赣州城一小时车程的贡水岸边，兴建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华儿童新村）。学校盖好后，大约一千三百名中、小学学龄青少年孤儿迁入新村。蒋经国打破中国传统，禁止校中有任何体罚，他要学生组成自治会，推选自己的市长，选派自己的纠察。
1943年夏天，经国经常住在新村学校里。他早晨和学生一道起床，带领学生做体操，然后跳进冰凉的溪水里。他的办公室门口只掛著一个牌子：“蒋经国先生”。今天的访客在接待室还可以看到一排泛黄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经国、方良夫妇合影，还有一张照片当年一定不会在那里，影中人正是漂亮的章亚若。楼上是一间小办公室，摆著一张破旧书桌，经国在这里至少接见了两个美国客人，一是新闻记者傅尔曼，一是美国驻桂林领事馆副领事谢伟思（Richard Service，译按：与派驻延安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同姓，但不同名）。
陈纳德和史迪威自从1942年以来就为战略观点争执不下。陈纳德主张空战优先，史迪威却认为首要目标应该是建立训练精良的地面部队。蒋介石和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观点，于是陈纳德1943年沿著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外缘，开始构工兴建一系列机场。陈纳德计划以这些机场作为B29轰炸机出击基地，它们可以远及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在泰国的基地。根据这项战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要在赣州附近盖一座机场，以便P38侦察机由日本上空执行任务回航途中紧急降落之用。
谢伟思搭乘一辆载运武器的货车颠簸到赣州，安排机场兴建事宜。谢伟思在新村学校蒋经国的办公室见到他；这位美国外交官记得经国“很友善，合作，肯帮忙”。他跟谢伟思驻华多年所见过的绝大多数中国官员不一样，“真心关怀民众福祉”。经国邀请谢伟思到他家吃饭，这也是谢伟思第一次获邀到中国高级政府官员家中做客！
谢伟思记得蒋经国那位漂亮的俄国太太，说得一口宁波话，但是她话不多。每个人“尽欢，尤其是划拳划得真热闹，经国是划拳高手，老是赢”。经国随口就是一些笑话，逗得客人大笑。餐后，经国表演一套绝技，更令人佩服。他拿出一排三张椅子、躺上去，头在第一张椅子，脚搁在第二张椅子，屁股放在中央的第三张椅子。方良把中间椅子抽走，他竟能悬空好一会儿。美国宾客认为经国这类大男人英雄表演，和他在俄国多年沾染的脾性有关。
据谢伟思说，蒋经国治理赣南十一个县，在美国人心目中，彷彿“在中国打造出乌托邦”。蒋经国消灭娼妓、赌博，让犯人做工，训练犯人有一技之长，出狱后能找到工作，甚至史迪威也在日记里记下，他听说蒋经国“表现很好”。
赣州机场兴建期间，经国几乎每天都到现场观察，与美国陆军工程师结成朋友，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机场竣工，他还开车到桂林，在美国总领事凌华德（Arthur Ringwalt）寓邸，和谢伟思等人吃晚饭。席间，蒋经国还是很风趣、可亲、开放。据谢伟思的回忆，小蒋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可是“已经隐然有要人之姿，不是池中物”。当时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官员认为，蒋委员长擅长调度对日作战，治理中国却显然心余力絀，可是他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年长子，却给人“中国就是迫切需要这一型领导人——精力充沛、干练又廉正”的印象。
谢伟思还记得涉及蒋经国的另一桩事件。1944年中，甘介侯将军告诉谢伟思，省里军事领袖底下有个秘密组织，对于战事的进展不满意。谢把他和甘介侯谈话内容以秘电呈报给驻重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却犯了专业上的重大失误，把电报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过目。虽然电文没有提名道姓直接点到甘介侯，宋子文却认出这项报告的消息来源。戴笠手下立刻以洩露敏感资料给美国人的理由逮捕甘介侯，军事法庭判处甘介侯死刑。谢伟思找到蒋经国，蒋介入此事，救了甘介侯一命，戴笠为此大大不高兴。
蒋介石继续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1943年8月，他曾提示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术和英文“每週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1956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1939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1943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著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著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
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他可以到美以美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福戮褪撬暧资背Ｈサ牡胤健�
蒋经国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不能成为动员中国青年的大力量，颇有挫折感。他认为，跟他主持赣南专区一样，三青团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洁、坚贞的青年干部。1943年蒋经国到重庆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中他提议扩大干部训练班，成立青年干部学校，大量培养青年领袖。在父亲的赞同下，大会通过这项提案，12月间，蒋介石任命经国为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负责筹办工作及从零开始规划课程。
蒋经国仍保留赣南行政专员职位，经常往来重庆、赣州两地。日本军机两次追逐他搭乘的飞机，不久他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重庆。王昇和他在赣州的若干部属，跟随他到战时陪都重庆，进入中央干部学校当学员。1944年1月17日，日本发动“一号作战”，针对美国空军新闢建的一系列机场进袭。数天之内，日军已推进到赣州城郊，经国赶回赣州处理此一危机。情势显示赣州守不住时，他把跟政府以及他本人关系密切的人统统疏散，方良、子女和毛夫人的侍婢阿王也都撤往重庆。2月3日，山区里枪声阵阵，蒋经国搭乘DC3飞机从他替美国人盖的机场起飞。2月5日，日军进入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
扣除掉宣传和传闻的部分，蒋经国在赣南的治绩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殊为不易。他最可观的一项成绩是推动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其中关键诀窍在于他个人清廉正直的官声，真正与百姓同甘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他的确为民服务。上级交付的徵兵员额，他可以如命达成；但是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的是，在赣南农村徵兵，并没有造成百姓害怕、仇恨当局的情绪。至少，在赣南没有人记恨，也没有这类的记载。
但是撇开领导人独特的意志以及一批忠勤干部的努力不谈，在全中国要推动打造新赣南，还有其他原因，使得它困难重重，甚至寸步难行。譬如，地方上收缴的田赋，通常要上缴省政府，经国却可以保留而增添财源—这个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员就无法延用。或许，他比其他同层级官吏，更有本事说服银行做低利放款。此外，经国得到省政府、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是其他行政专区专员所无法企求的。据当时在赣南工作的一位中国新闻记者说，经国得到的特殊协助包括保安队、自卫队的兵丁员额增多，宪兵、警察员额也多。此外，他可以直接指挥调度这些单位，其他的专员就没有这种权力。赣南的政府文职公务员也比其他专区多。根据一个消息来源，经国的办公室属员一百人，其他专员平均只有二十来人。中央政府特别拨款，或许蒋夫人自掏腰包协助，帮助赣州若干项目（如大型操场）的建设。
赣南经验为蒋经国的前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挣得干练、有活力、有创意、清廉正直的领导人之名声，具有行政及地方发展的经验，包括教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经验。他也累积起一批可信赖的部属追随左右，当然同样也树立若干政敌！蒋经国通过在江西省经验，深刻瞭解到国民党的弊病—贪污腐败、派系斗争。他深入瞭解新兵受到的非人待遇、军队组织吃空缺等问题。他到重庆，也有助于掌握国军军中的基本问题—派系林立、割据为王、兵力不足等。他愈来愈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他在演讲和编造口号上，能巧妙地把他重视平等、反抗既有体制的名词，与他父亲钟爱的新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内最保守的一些人士晓得经国不喜欢他们，因此以牙还牙，一再散佈谣言，指控经国是苏联的秘密工具。
蒋介石这人没有真正的朋友，现在只剩下太太和儿子两个人可以信任。父子之间开始交换日记阅读——这是父子关系密切的跡象。此时，经国与继母相处上没有问题。至于纬国，并没有重要的政治角色，因此他跟蒋夫人的关系纯属家庭亲人关系。一般人认为宋美龄比较喜欢纬国，因为他英俊、儒雅，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然而，经国在孝道上也无懈可击，农历新年，他会到重庆向父母亲拜年，致敬；他穿传统长袍，进门就跪下磕头。 10不过，经国在江西的生活与工作，跟他这些遵守礼仪的动作大相逕庭，呈现出他不肯太死板、顽固的一面—这种平易作风在重庆、延安高级领导人当中，都相当罕见。
第七章
教育长和将军
中央干部学校设在重庆市郊十几公里外几栋旧建筑物里，于1944年5月5日正式开训。蒋委员长预期中央干校在革命之中的作用“就像黄埔”，干校也开始自命“第二个黄埔”。这个比喻引起若干人士忧虑，因为它透露出即将以三青团和蒋经国为核心，出现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蒋经国通过招考，甄选了二百八十名第一期学员。他们是最近才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或是对青年工作饶富经验的干部。另外还有六十至七十名女性的女生队。学生多数来自中、上阶层的城市家庭。他们知识水平高、爱国精神强，又充满理想；在他们心目中，经国是他们嚮往的新领袖。1944年刚由大学毕业的陈正卿就是一例，他极端反共、爱国，但是认为国民党“腐败、没有希望”。他和朋友听说蒋经国是委员长的儿子，在赣南心口如一，积极改革。陈正卿前往中央干校参加招生考试时，看到校门贴著标语：“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穿著工作服在门口招呼考生的，赫然就是教育长蒋经国。
经国喜欢这份办学的工作，甚至到了他贵为“中华民国总统”，最亲近的老部属私下都还喊他“教育长”或“校长”。教育长住在学校一间小房子，与学生一起用餐、从事劳动。有一次突击检查内务，他发现某个房间里有斯大林传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他顺手翻翻，没说话就走开。早晨点名、早操完毕，尽管天气冷峭，教育长把上衣一脱，带领学生冲上附近一个山头，口里喊著：“男子汉跟上来！”不久，这里就被取名“好汉坡”。他经常跟随一群干校师生到重庆听戏。有一天夜里，大雨滂沱，经国却豪兴大发，要求全队跑步十几公里回校，沿路还大唱爱国歌曲。
跟在赣南办学校一样，他在中央干校也成立学生自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