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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两千个士兵和民夫死在了行军途中。超过三千人的士兵和民夫在行军的过程中失踪和逃逸。
在部队离开信阳州进入湖北境内之后，因为沿途各级官府已经接到了新任湖广巡抚姚宗文的指示。所以，从信阳到襄阳这一路上，程绍带领的河南兵没有获得一丁点儿的补给。
等到程绍带领着三千多个精疲力竭的河南兵到达襄阳府的时候，整个队伍的状况比叫花子强不到哪里去。不少士兵进了府城后就开始抢劫街面上的饭铺和食肆，给襄阳城带来了一片混乱。
从带兵进了湖广地界之后，程绍就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
很明显，阉党出身的姚宗文已经接到了魏忠贤一党的明确指示。自己想要在湖广境内获得补给，基本是不用指望的。
更主要的是，经过了这一个多月一千多里地的旅程，程绍已经彻底的认识到，不仅自己不具备平灭叛乱的能力，自己手下的那些文武官员们也都是些草包。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他们在军事上除了都长了一张好嘴之外，所有的人都不具备相应的行动能力。
一万多个士兵和民夫，在这群人的带领下如今只剩下三千多人了。这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证据了。
所以，千辛万苦的到达襄阳的河南巡抚程绍心里是一片绝望的。外面有阉党的步步紧逼，里面是一群酒囊饭袋手下的无能为力。程绍不仅生理上感到疲惫，在心理上他也是相当的无奈的。
一般情况下，封建王朝的地方督抚封疆大吏之间是没有机会会面的。这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保护性措施。毕竟，掌握着各省军政民政大权的巡抚大员们要是勾结在一起，顷刻间可就是滔天的大乱。
即使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两个省份的巡抚之间不得不见面了。一般也是在有统领全局的更高一级的总督长官的召见下的。
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两省巡抚之间是不会见面的。就是在机缘巧合之下两省巡抚同处一地了。双方为了避嫌，也尽可量的会避免见面引发麻烦。
湖广巡抚姚宗文和河南巡抚程绍分数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治派系。两者之间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像程绍这种承担剿匪任务的巡抚，一般都会加兵部尚书之类的职衔，以利于其统摄地方军政全面的调配和安排军事和人事工作。
可是目前掌握着大明王朝中央政府权力的是魏忠贤等人。所以，东林党出身的程绍不仅没有获得朝廷钦差大臣的任命，连常规的兵部尚书的加衔他都没有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平叛的程绍，根本就没有制衡和调派外省地方官的权力。
因为程绍和姚宗文都是巡抚，两者的官职和级别全都相同。所以，在没有获得湖广巡抚的命令的情况下，就是湖广地方不配合程绍，程绍也没有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程绍就不得不忍受着屈辱的心情，前往位于襄阳府的湖广临时巡抚衙门求见姚宗文，以期获得姚宗文对他平叛工作的支持。
封建知识分子和没有把封建主义的皮毛进化干净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的就是那些向往田园牧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历来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
文人相轻这个东西，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造成的。在科技大发展社会大进步的条件下，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东西从来都是扯淡的。
科学技术以及和科学技术相关的科研人员，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的专门化、专业化，不断的细化再细化的过程。根本就不存在能够跨学科的精通各个领域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东西。
所谓意见领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跟学术其实没有一丁点儿的关系。比如说现代社会里的很多人，他们成天到晚的胡说八道。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相关的专业的知识背景。他们那些装腔作势的“仗义执言”和一两岁的熊孩子的胡说八道并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说，像治理国家这种对专业要求很高的事情，“公知”文人们全都是不能胜任的。
就以古代文人为例吧。实际上，这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的封建文人，并没有任何的政治、经济和学术上的相关知识背景。所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明末文官集团的党争，实际上非常的无厘头。不管是阉党还是东林党，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最纯粹的争权夺势。并不存在那一方具有正义性，哪一方具有邪恶性的问题。
程绍觉得自己主动去见姚宗文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屈辱。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来福灵”，而姚宗文这个阉党是个“害虫”。但实际上，在老百姓眼里，在代表被统治阶级利益的复兴会的眼里，不管是姚宗文还是程绍，不管是阉党还是东林党，他们统统都是害虫，是真正的害虫。
在姚宗文眼里，程绍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是个水没脖子的落水狗了。打落水狗，自以为格调高尚的姚宗文还就真的不屑于去做。
但是，对于程绍请求帮助这个问题，姚宗文仍旧觉得程绍未免有些不识进退了。
在姚宗文看来，大家都是党争中人。程绍这种东林党里的主要人物，不应该这样看不开事情。自己这个被冠名为阉党的敌对势力会怎么对待他，程绍自己应该是清楚的。程绍这样前来求助，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姚宗文觉得，要是自己在程绍的位置上，就不会干出这么没格调的事情来。大家都是士大夫出身，大不了就辞官不做好了。回到老家自己又是一条好“乡绅”。何必要这样自取其辱的贪恋权位呢。
程绍为了保住自己的巡抚官位做出的努力，让姚宗文更加的瞧不起东林党中人了。
第217章程绍之死2
对于姚宗文不肯给自己帮助这件事情，程绍心里实际上是有充分的估计的。事实是，程绍根本也没打算从姚宗文这里获得什么帮助。
程绍其实早就在从开封到襄阳的路上就已经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了。士兵不可用，军官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程绍觉得自己就真的是诸葛再世，恐怕也没有什么胜算。
是人就必须吃饭才能活下去。人人都得吃饭。这件事情对于军队来说自然是没有例外的。湖广地方不给河南兵提供补给，程绍自己又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那么，手里有武器的士兵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出去自己找吃的。也就是说，劫掠地方这种事情不可避免。
从进入湖广境内开始，近四千的河南兵就变成了准土匪。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四千河南兵可谓是劫掠了一路。
如果说平息兵变不利被革职是一种选择的话，到了襄阳府的程绍已经认识到，这个选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自己立即挂冠归隐也已经不可以的了。毕竟，从信阳州到襄阳府这一路上，地方上的士绅都因为军兵过境劫掠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些士绅们和朝中的官员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程绍估计，自己纵兵劫掠的罪名，肯定已经被朝中的官员们弹劾的满天飞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前自己在接受朝廷旨意之初就辞官回乡，那么自己应该还能当上个太平乡绅。如果自己带着河南兵一路上供给充足军纪良好的话，就是自己打了败仗，最多也就是被夺官而已。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自己很可能是在劫掠了地方之后又打了败仗，这种情况，自己的罪过非常有可能会牵连到家人。
封建官僚，不管是古代的封建官僚还是现代的脑袋里灌满了封建权力意识的官僚，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也不是去想着怎么解决问题。他们想的都是怎样去逃避问题。
程绍发现自己是死路一条而且非常有可能牵连家人之后，他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从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去考虑，程绍已经决定不跑到武昌去送死了。他准备死在襄阳，死在湖广巡抚姚宗文的“威逼和迫害”下。
作为一个政客，程绍考虑自己的死亡问题仍然是站在党争的立场上的。程绍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不能辖制士兵导致士兵劫掠，然后打了败仗被处死的巡抚。还是作为一个被阉党陷害，补给全无士兵涣散而自杀的巡抚。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差距的。
这也是程绍从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失败上吸取的一个教训。在朝中阉党打击东林党的罪名是贪污受贿。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实际是大哥和二哥，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距。阉党和东林党其实都贪污受贿，只不过当时是东林党执政，那么贪污这个罪名，非常轻易的使得执政的东林党人变成了靶子。
自己立身不稳就不得不在政争中偃息旗鼓。这主要是东林党没想到贪污受贿这种潜规则，会被阉党拿到台面上来处理。
程绍觉得，东林党后来的补救方法是很对的。东林党把自己内部为数不多的清官推出来塑典型，喊冤枉。这种做法就很好的在舆论上扭转了自己的不利地位。归根结底，东林党的做法不过还是绑架舆论的老一套而已。
在程绍清楚的认识到自己难逃一死之后，他就已经开始全面的考虑自己怎样才能避免身败名裂的死亡方式了。在他看来，只要把自己的军事失败和党争、阉党的迫害绑在一起，那么即使自己死后，已经变成在野力量，但是仍旧把持着国家舆论的东林党同僚们，就不得不出面为自己转换名声。
所以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阉党迫害的牺牲者，虽然不能改变自己死亡的最终结果，但是却可以全面的扭转自己家人的不利状况。
自己作为一个忠良之辈，作为一个阉党的眼中钉被迫害而死，那么东林党人就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好名声。有了这样一个好名声，自己的子女就变成了忠良之后，自己的亲人就变成遗孤遗属，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在自己的忠臣光环下，得到保全。
所以说，程绍在姚宗文看来非常反常的跑到他那里求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的死亡进行铺垫。程绍就是准备从姚宗文的巡抚衙门回去后，在自己的行营中“悲愤”自杀。
大家可以看到，封建官僚这个东西，或者说在封建权力意识影响下的古今官僚，实际上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当官员们的脑袋里是科学社会思想，以马列毛主义为信仰的时候，就是他们做错了事情，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老老实实的接受惩罚。而当官员们的脑袋里充满了封建权力思想，一心想为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服务，一心想要保护自己的家族利益的时候。各种坠楼事故就开始层出不穷了。
所以说，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是封建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邪恶的是封建主义，比资本家更罪恶的是封建官僚。马老人家说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进步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一定要被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原因。
程绍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个利益既得集团东林党的一份子，他考虑问题，全部都是围绕着东林党这个利益集团的。无论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还是从自己的名声出发，还是从自己家人的利益出发，程绍都是从东林党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在认识到只有依靠东林党的力量才能保证自己的财产的安全，才能保证自己家族利益的安全之后，程绍毫不犹豫的就把东林党的政治对手，阉党的一份子姚宗文拖下水来当自己的垫背的。
至于程绍自己的所做作为，比如他对河南百姓搜刮和掠夺，比如他对自己从河南强征而来的民夫百姓的虐待等等。这些问题，程绍这个东林党的“大清官”，可是一点儿也不会去考虑的。
自杀这件事情，也能分成懦夫的自杀方式和勇者的自杀方式。比如说用刀自杀，用火自杀这些，这都是一个非常疼痛的过程。一般来说，没有一定胆气的人还真的不敢用这种方式自杀。而用毒药，用绳子，从高处跳下来这些，或者是一瞬间的过程，或者是半自动的过程。使用这种手段自杀的，基本都是些懦夫。
程绍这个人肯定不是那种有胆气的人物，他选择的自杀方式是悬梁自尽。
听到程绍自杀的消息，姚宗文先是惊讶后是暴怒。
大家都是玩政治的人，仅仅是一瞬间，姚宗文就明白了程绍事先违背常理的前来拜访和恳求自己的原因。明白了这一点，姚宗文对于东林党人的不屑情绪立即就被一种忌惮的情绪所代替了。
哪怕是死，也要在党争上给自己的集团添砖加瓦。就单从这一点上讲，依附魏忠贤的阉党中人恐怕就做不到人家那么决绝。
早就已经投靠了阉党的姚宗文，一时间有些担忧起自己的前途来了。毕竟，如果东林党中有三分之一像程绍这种敢于发动自杀性袭击的家伙的话，阉党的前途可就堪忧了。
第218章马祥麟的转变1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道理现代人基本都知道。毕竟这是唯物主义理论最基础的观点。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道理来：不是古代中国人一个个的都非常的根深蒂固的尊崇儒家的意识形态的。古代人尊崇儒家的意识形态，把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这不是说古代人主动选择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儒家意识形态和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相符合。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出现了新的生产力，一旦旧的生产关系不符合新的生产力了，那么只要有符合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和承载这种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出现的话，一切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认识世界的人，都会主动的认同和接受这种承载着新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
现年二十六岁的马祥麟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1621年开始，复兴会就已经对石柱土司地区开始了全面的援助。到1625年，整个石柱地区的农业、养殖业、商业、工业在复兴会的影响下，全面的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
在现代良种的和复兴会化肥工业的推动下，石柱地区不仅在粮食上实现了全面自给，基本能够保证年年都能获得高产丰收，而且整个石柱地区的百姓在复兴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将长毛兔养殖业全面的发展了起来。
因为复兴会在荆州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