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出现在此。甲虫与蜻蜓较难辨认，它们的生命周期也较难察知，但我仍勤勉地尝试了解。自始自终，我都避免阅读生态学与生物学书籍。我想要自己先发掘信息。
要是顺着我的意思——作为一个没有伴儿的小孩，又善于利用独处的时光——我希望可以永远观察这座微型乐园。我甚至将防水灯和防水相机装配到一起，计划将其沉入黑黝黝的水面，通过相机按钮上长长的连线拍摄照片。我也不知道那是否能成功，因为我突然不再有充足的时间。我们的运气到了头，无法继续负担租金。我们搬到一套狭小的公寓中，家里塞满母亲的画作，而在我看来，它们都跟墙纸差不多。替水池的命运担忧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折磨。新屋主能否明白它的美丽，能否理解让它维持原状有多重要？还是会为了恢复泳池的实际功能而把它毁掉，轻率地造成一场屠杀？
我一直不知道结局——尽管始终忘不了那繁荣茂盛的生物圈，却无法鼓起勇气返回。我只能向前看。通过观察水池中栖息的生物，我学到许多东西，并致以实用。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我再也没有回头看。当一个项目资金耗尽，或者我们的观察区域忽然被房产开发商买去，我便不再返回。有些死亡不可以重复经历，有些牵绊埋在体内太深，当它断裂时，会震动你的脏腑。
随着我们钻入地下塔中，长久以来，我头一回再次感受到儿时那种由新奇发现而带来的振奋。但我也等待着断裂的那一刻。
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与蠕虫共享……
塔内的楼梯层出不穷，泛白的台阶仿佛神秘巨兽的牙齿，盘旋而下。除了顺势而行，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有时候，我也希望像勘测员那样，感知受到限制。而今，我明白了心理学家为何要为我们提供庇护，我也很困惑，她自己要如何承受，因为没人替她提供……任何类型的庇护。
一开始“只有”文字，但那已经够我们困惑的了。它们总是在左边墙上，差不多同样高度，我试图记录，但数量实在太多，意义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因此要搞清其含义就像追踪骗局一样困难。我和勘测员立即达成一致：我们记下文本，但如要拍摄这些不停延伸、永无终止的语句，需得改天再来一次。
……与蠕虫共享且在黑暗中聚集以其生命之力包围世界而其余昏黄大厅中不可思议的黑影挣扎扭动因少数不可见且不可被见者缺乏耐心……
这些文字中带有险恶的意味，若是将其忽略，显然感觉不太放心。而当我们试图整理共同观察到的生物学现象时，自己的语句也被那气氛感染。也许心理学家想要我们看一看那些字，研究它们是如何被写上去的。也许忽略塔墙的物理存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耗力的任务。
我们开始向下方的黑暗中走去，并共同经历了以下现象：空气温度降低，也更潮湿，同时还有一种温和的甜味儿，仿佛淡淡的花蜜。我们也都看见文字里的手掌形生物。天花板比想象中要高，当我们抬起头，凭借盔帽上的灯，勘测员能看见亮闪闪的漩涡状轨迹，类似蜗牛或蛞蝓留下的粘液。天花板上点缀着一簇簇苔藓与地衣，还有像洞穴虾那样透明的微小生物，细长的腿仿佛踩着高跷，体现出极强的韧性。
有些现象却只有我能看见：随着塔的呼吸，墙壁微微起伏。文字的颜色如波浪般变化，像是某些种类的乌贼的闪光触手。另外，在文字的上方三寸至下方三寸范围内，有若隐若现的幻影，仿佛是以前的文字，也同样使用花体字母。不同层面的文字构成类似水印的效果，呈浅淡的绿色或紫色，浮现在墙面上，唯有这一迹象表明，它们可能也曾是凸出的字母，而其内容大多与主线重复，但也有例外。
当勘测员拍摄活体文字样本时，我便去读那些幽灵字体，想看看有多少区别。它们很难辨识——几条支线互相重叠，时断时续，一不小心就看花了眼，甚至分辨不出单独的字词。墙壁中这许多幽灵文本意味着此一过程已持续很久。然而，由于不清楚每个“周期”的长度，我甚至无法以年为单位来粗略估算。
墙上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交流元素。我不太确定勘测员是否看得见。我决定试探她一下。
“这个你认得吗？”我一边问勘测员，一边指着墙上交错的网状花纹。它从幽灵字体的下方一直覆盖到其上方，主要集中在中段。一开始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有规律的花纹，它有点像许多蝎子头尾相连串在一起，逐渐突起，然后又平复下去。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语言。也许只是装饰花纹，谁知道呢。
让我甚为欣慰的是，她能看见。“不，我不认识，”她说，“我可不是专家。”
我感觉一阵恼怒，不过不是针对她。我和她的头脑都不适合此项任务。我们需要语言学家。就算盯着那网状图案看得再久，我最具原创性的想法或许也就是感觉它们像是锐利坚硬的珊瑚枝杈。而对勘测员来说，它们大概就像一条大河的诸多湍急支流。
然而最终我还是拼凑起支线中的若干语句：世间尚存邪恶为何我应安息……上帝之爱眷顾理解忍耐的底限并懂得原谅的人……被选中为更强者效力。假如说主线是一种黑暗而费解的布道文，那这些片段与其宗旨类似，只不过语句结构没那么艰深。
它们是否出自更长篇幅的叙述？出自以前勘探队的成员？假如真是那样，目的为何？前后共经历了多少年？
然而所有问题都需要等到返回地面的光亮之中再说。我就像个机器人，机械地拍摄着一串串词语——即使勘测员以为我拍的是白墙，或者偏离了真菌文字的主体——对这些支线语句，我试图保持距离，避免妄加猜测。与此同时，主线文字依然继续延伸，依然令人不安：……午夜阳光下的黑水中果实将成熟而黑暗中的金色果实将豁裂揭示出泥土中致命的柔软……
这些文字令我有种挫败感。我一路收集样本，但并不太专注。用镊子塞进玻璃试管里的这些碎片……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猜不会太多。有时，你能预感到显微镜无法揭示真相。不久，墙中透出的心跳变得实在太大声，我趁勘测员不注意，停下来戴上耳塞，以阻隔心跳声。我们戴着面具继续往下走，听力则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受到限制。
注意到变化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她。但向下行走一小时之后，勘测员在我下方的楼梯上停了下来。
“你有没有觉得墙上的字变得更……新鲜？”
“更新鲜？”
“最近写的。”
一时间，我只能瞪着她。我已适应目前的状况，尽可能扮演一名中立的观察者，仅仅记录细节。但我感觉那好不容易获取的距离感又悄悄地消失了。
“关掉你的灯？”我建议道，并同时熄灭了自己的。
勘测员犹豫不决。经过我上次的冲动表现，她得要过一阵才能再信任我。她不可能不假思索地回应这样一个会使我们立即陷入黑暗的请求。但她还是关灭了灯。事实上，我特意把枪留在腰带上的枪套里，她只需松开绑带，从肩头卸下突击步枪，便能以流畅的动作在瞬间将我消灭。这种对暴力的预期并无任何合理依据，却出现得太过容易，仿佛有外力将其塞入我脑中。
黑暗中，塔的心跳依然在我耳中震荡，随着墙壁抖颤的呼吸，文字轻轻摇曳。我发现，与记忆中楼上的各层相比，它们的确显得更有活力，颜色更鲜亮，闪光更强烈。此种效果甚至比墨水笔写的更为明显。明亮湿滑，新鲜的感觉。
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点，我抢在勘测员之前开口，以图将此发现据为己有。
“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书写文字，它可能还在继续写。”我们正在探索一个有机生命体，其中可能含有另一个神秘的有机生命体，而后者正用更多其他有机生命体在墙上书写文字。这使得儿时那片覆满植被的水池显得太简单、太单调。
我们重新打开灯光。我看到勘测员眼中含有恐惧，但也有一种奇怪的坚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我的。
“你为什么说什么东西？”她问道。
我没明白。
“你为什么说‘有什么东西’，而不是‘有什么人’？为什么不是‘人’？”
我只是耸耸肩。
“拔出你的枪。”勘测员说道，她的语调中带着一丝厌恶，但也掩盖了某种更深层的情绪。
我遵从她的吩咐，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然而握枪让我感觉笨拙别扭，仿佛这一举动并不适合即将面对的形势。
在此之前，一直是我领头走在前面，而现在，我们仿佛互换了角色，探索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显然，我们已建立起一套新规程，不再记录墙上的文字与生命体，脚步也快了许多，注意力集中在解读前方的黑暗，并且压低语声，仿佛怕人听见。我先走到弯弧处，勘测员在背后掩护，然后换她走到前面，我跟随在后。我们从没提起要返回。监视我们的心理学家就好像在千里之外。我们全身充斥着紧张不安的能量，因为也许答案就在下方。活生生会呼吸的答案。
至少勘测员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她无法感觉到或听到墙壁的心跳。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连我也难以想象是谁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回头望向边界，看到一片闪亮的空白，而此刻我脑中就只有这一景象。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不可能是人类。
为什么？原因很明白——继续下行二十分钟之后，勘测员终于也注意到了。
“地上有东西。”她说。
没错，地上有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台阶上都覆盖着一层残留物。我没有停下仔细查看，因为怕勘测员担心，也不确定她是否最终会发现。残留物从左边墙一直覆盖到距离右边墙两英尺处。换言之，它占据了楼梯上八九英尺宽的区间。
“让我看一下。”我说道，但并不理会她颤抖的手指。我跪下来，扭头让头盔灯照亮上方的阶梯。勘测员回身走上去，站在我身后仔细观看。残留物闪烁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略微有些反光，还夹杂着类似干血块的红色小碎片。我用笔戳了一下。
“有点像粘液，”我说，“大约半英寸厚，覆盖着台阶。”
总体感觉是，曾有某种东西顺着楼梯滑行。
“这些印痕是怎么回事？”勘测员一边问，一边再次俯身指点。她压低了嗓音，在我看来那并无意义，而且她的语声不太自然。但我发现，每次留意到她变得更为惊恐，我自己却更镇静。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印痕。滑行，或者拖拽，但速度很慢，因此从残留物中能看出不少情况。她指出的印痕呈椭圆形，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共有六个，分成两列散布于阶梯上。其内部有许多细小的凹陷，像是纤毛留下的印迹。每个印痕的外围十英寸左右，有两圈不规则的线条，如同波浪一般起伏，就像裙子的褶边。而自“褶边”向外，还有更多淡淡的“波纹”，仿佛能量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它类似于退潮时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只不过线条被擦得模糊不清，就像炭笔画。
这一发现令我着迷。我忍不住凝视着那足迹，以及其中的纤毛印痕。我猜想，这种生物可以矫正楼梯倾斜的角度，就像带有自动稳定系统的摄像机能矫正地面的颠簸起伏。
“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