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发生研究中国语学的兴趣，这才是国语的根本。
这套希望书局制定的小学国语一共6册，每册大概有50到70篇课文。教材中多半谈的是人生修养、民族精神。那些从国内各地聘请的或保守或推新地编者们编辑意图很明确，所收作品大致反应了四个方面的主题。
一是“亲爱精诚”，叙述亲族朋友之爱，及阐发济物利群之精神者，二是“民族意识”，关于卫国御辱。及发扬民族精神者。三是“学业修养，关于学问及人格之修养。四是“身心陶冶”。关于欣赏、健体、娱乐。
因为国语课本无疑是培养人文素质的最重要的媒介，它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心灵，因此对于学生的人格塑造，乃至对于一代人的人格塑造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在李子诚的强调下在书局编纂国语教材地时候，可谓是慎之又慎。
这套《国语教材》按照他理想中的模式，给学生展示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这里要地是真善美，容不得半点矫情、夸饰、作假和媚上，也不要枯燥无味的政治说教。在浩如烟海的古今文字中。要精选出有血有肉。言之有物，文采斐然，可作青年范文的名篇，实在是一项浩繁而又有相当难度的系统工程。
所幸这套凝聚着数百人心血编纂地国语教材在制定之后。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好评。这套国语教材中没有所谓的文学革新和国学地争执，有的仅只是对文化传统地传承，所有的编者都以殷切地期望和父辈地理性。希望通过这部教材地教化，来塑造理想中地未来中国青年形象。
“怎么，又在看这套教材，”
笑看着似乎对那教材有些爱不释手的李子诚，穆很难想象作为一国总理，在去年一年之中，几乎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来过问小学课本的编纂。甚至还亲自教科书的审议，甚至还曾专门邀请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与他们商讨教科书的编纂事项，那种认真的态度远超过外界的想象。
“藕初，我对教育的理解仅仅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理解上。”
放下那本厚厚的教材，李子诚极为认真的说道。
“但我关心中国的今天，也同样关心中国的未来。所有正处于当下的中国人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当中，这次转型将以什么方式展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与教育有关的。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学、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道出这一番话时。李子诚的神情变得很是认真，在三年前，创办德华大学时，李子诚所考虑的是集中精力创建一所世界上第一流的理工大学，不惜巨资建起的那所大学，云集着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间，这种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小学的水准，等于国家的水准？”
对李子诚的这番话，穆倒是一愣，出于实用，他更顷向于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就像陇海沿线的一座座中高等专科学校以及作为最高学府的德华大学，都是公司倾力支持的。
“19世纪，普鲁士打败法国，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在欧洲游学期间，我曾经去过德国的一个边远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七八岁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而且我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在李子诚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实际上是引用的后世中国的学者们才德国的考察。
“就像我一样，当我因为公司的需要，开始去关注教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全世界的那些顶尖的大学，我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着那些学术大师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向往着发达国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资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随着见识的增长，尤其是对现实的了解，使得我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
在提及这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问题时，李子诚随之变得认真起来，过去的经历给了他太多的启示，也正是这些启示，加结合了对这个时代的了解，李子诚方才发现，小学的重要，远超过他的想象。
“可以说。小学最为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当然。也有很多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教材编纂时，就有一些人和我争论这一个问题，他们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就现在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在《教育法案》所规定的强迫教育前提下，未来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所以，我才会说了——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这句话也曾被一些人广泛引用。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在提及这一看法时，李子诚的脑海中浮现出后世的中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他是1923年生人，在民国受的教育，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而是小学和初中。其中印象最深的课，不是数学，不是语文，而是公民课。他说当时读的那套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公民教科书》，他推算那个时代和他读过同一套教科书的人大概有几百万人，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他就有一个感想：这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的人，到了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建国初期的时候，正好是社会的主力，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相对较好，如果说还做不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话，大致已经接近了。有些人认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好，是政治原因，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的，但是李慎之说是教育造成的，因为这些人——社会的主力人口小时候受过公民教育。
也正因如此，在《国语》、《数学》之外，才会另开《公民教科书》，而按照李子诚的设想，未来的中国不是一群对国家承担责任的国民构成的，而是亿万自由之公民构成的平等国家，平等与自由，对于这个习惯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古老民族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甚至重要的太过沉重。
“五年前，共和代替帝制，民国打倒满清，在时人眼里，却不啻一场地震，寄予了无数强国强种的希望。然而如何“强”，精英们却多是一头雾水。其实他们都在走一条弯路，”
唇角微扬，李子诚的脸上略带着一丝嘲讽之色。
“强，并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强，如果日本没有数十年的强制教育之功，又岂甲午战争的大胜？又岂有日俄战争的大胜？现在，我们办实业是强国之道，我们创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也是强国之道，可强国之本呢？”
看着似若有所思的穆，李子诚笑了笑。
“教育，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而且这个本不是要以培养多少大学生、培养多少专家、培养多少天才为目的，其实教育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学校并不担负培养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责任……不是为培养科学天才，也不是培养文学家、艺术家而存在的，贝多芬、莫扎特是学校能教出来的吗？他们本身就是天赋异能，天才不是靠学校教育提供的，他在任何环境下都可能通过自己的方式脱颖而出？？当然，学校会给他提供一些契机……”
说到此处，李子诚把声音微微一扬。
“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从本质上讲，现代社会首先应是一个公民社会。什么是公民社会？就是民主与法治社会、平等社会、宪政社会。我们需要构建的是公民社会，不能寄希望睛高高在上的权贵。只有从小培养孩子的平等意识，让他们学会行使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让他们成长为肩负公民责任的人，才有可能创造中国的美好未来，所以……”
将手中的小学课本用力一盒，手抚着那本小学教材，李子诚用极为认真的口吻说道。
“小学，小学才是根本啊！小学才是所有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在那里所学，将会影响每一个人的一生！”
第114章笔的故事
大学和小学，那一个更重要？
在中国，这似乎被分割成了两个层面，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大学更为重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这么大的国家几乎没有工程师、几乎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智力资源的严重匮乏限制着国家工业的发展。所以，大学更为重要，但他们却无法否认的一点是，为了树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小学同样也极为重要。
而众所周知的是，从民元开始迈向中国复兴的过程中，这个古代的国家一直浸淫在各种艰难中，难以阔步向前——包括混乱、战争、贫穷、疾病、无序、愚昧和迷信，可以说，受教育的低下，严重影响到中国的未来，每一个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如果无法改变中国大面积存在的愚昧和基础教育普及率低下，后者就会直接成为国家前进的羁绊，就像现在一样。
但是，现实的需求，又迫使中国必须要首先建立起大学教育，以满足工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也正因如此，早在清末时，一座座大学就已经建立，但是那些大学的规模却是有限的，远远无法满足中国需求的。
也正是在这种大前提下，出于自身的需求，早在民国二年，六合公司就同当时青岛的德华大学合作建立起了“德华大学连云分校”，但是这所分校的规模远大于德华大学，而在规划之中，这所大学甚至于超出了这个时代对于大学的认知，至少在其规模上。
“对于中国而言，我更希望有朝一天，德华大学会成为一个华丽的梦想。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所希冀德华培养出具有世界水准的工程师，并能成为一针催化剂，用以重塑这个幕色沉沉、喑哑沉沦的国家。”
在这所连云分校创办时，时任公司董事长的李子诚曾如此寄希望于这所大学，在满怀希望的同时。自然就有了“不惜一切”的决心，从建校时的一千两百万元学校建设费，再到后来的多次扩建，无不见证着公司对于这所大学的期望，而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这所大学办成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理工科学府。
而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公司更是一次次的追加投资，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全世界范围内引进教授、学者，一开始，德华大学是由中德合办的，德国教授学者成为这所大学的主流。
到民国三年，中德宣战之前，387名教授之中的314人来自德国，来自英美等国的教授不过仅十数人。19世纪末以来，德国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方面领先于世，吸引着欧美各国的学子，挑战牛津、剑桥的古典教育传统。有批评家指出，牛津、剑桥食古不化，似乎大学教育就是培养绅士。片面注重道德、品格、行为举止的训练，课程太窄，跟不上现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有人进一步推演：牛津、剑桥孕育的这种“绅士帝国主义”，使英国的精英缺乏实际技能，结果到了20世纪，英国被德国全面赶超。这样的绅士教育，导致了大英帝国的衰落。
自然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和大量德裔教授以及沿用德国教材的情况下，这所学校自然带着浓浓的德式教育风格，那时，这所刚刚成立的大学，就被教育界视为“同德国本土别无二致，一般优秀”的高等理工大学。
而全面仿效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德华大学，与任何一所德国大学一样充满了浓浓的专业化色彩，培养的是专门人才。但是在随后，欧洲的战争却改变了一切，为了确保国土不失，中国“被迫”向德国宣战的举动被德华大学内的教授们所接受，虽然未影响到他们的教学，但是。因随后的招生规模的扩大，使得德华大学必须进一步扩建，同时招聘更多的外国学者、教授来到德华。
早在公司创建时，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计划，“第一年招生三千五百人，第二年招生四千人至四千五百人，第三年招生五千人、第四年招生六千人至六千五百人，直至稳定于年招生七千人……”，这不可不谓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高等方案。
这或许正是企业办学“功利性”，而之所以制定这个计划，实际却是和公司制定的发展计划是相适应的，按照公司的计划，在德华大学创办三年半之后，也就是第一期学员毕业后，他们正好赶上公司的大发展时期，从而可以在实践中，成为合格的技术人员或者研究人员，当前三界学员毕业之后，公司便拥有一支全中国最庞大的“技术队伍”，并在十年内，取代外籍技术人员占据着公司技术人员主流的局面。
正因为制定了这一计划，所以，在德华大学的扩建过程中，都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一计划实施，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从德国聘请学者教授便成为了泡影，而且还有少部分德籍教授在中德宣战后选择了辞职，在这种学校要扩大、教授在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教学质量不降低，就必须要从其它国家引进教授。
最终，公司把视线从德国转向美国，从民国三年开始，大量从美国引进教授学者，在高薪和充足的研究经费等多方面的吸引下，虽说对于教授学者极为渴求，但是在聘请美国教授学者的过程中，德华大学教授联席会议充分发挥着自主权，对于每一位教授的聘请都进行着严格把关，虽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