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 第101部分

林子轩对这种人无话可说，只能说这种人失去了童心。

你自己对生活不满，还想让孩子和你一样，从而剥夺了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幻想。

能够让孩子看过童话后露出一丝微笑，内心保留一点对生活的希望。这就是童话的作用了，展现真实的世界给孩子看，太过残忍了。

他没办法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只能尽力做到讲好每一个童话故事。

林子轩创办的杂志叫做《童话大王》，同样是32开的刊物，每周一期。

整本杂志都是他来供稿，这个时代文人写的童话故事他不大放心。

第一期有三篇故事，第一篇是《舒克和贝塔历险记》，第二篇是《绿野仙踪》，第三篇是《黑猫警长》。

舒克和贝塔是两只小老鼠结伴一起冒险的故事，这是一个很长的系列。

在后世，可以说是伴随着林子轩长大的，他其实并没有看完，主要是故事太长了，也只能看到哪里写到哪里了。

《绿野仙踪》是美国经典的童话故事，也是林子轩的童年回忆。

讲述了一位叫做多萝茜的小女孩在奥兹国和狮子、机器人、稻草人追寻勇气、善心和智慧的历险故事。

不过这篇童话故事已经在1900年出版过了，原作者也过世了，林子轩只能算是翻译。

《黑猫警长》原本是本漫画，内容是黑猫警长为了保护森林，和各种危害森林的邪恶势力斗争的故事，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除此之外，林子轩还留了几个备选故事。

比如《葫芦娃》和《喜羊羊和灰太狼》，日本童话《窗边的小豆豆》，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等等。

《童话大王》里不仅有故事，还有精美的插图，这由那三位美院的学生负责。

如今他们三人已经熟悉了漫画的风格，正在按照林子轩的设定创作更多的漫画角色，画童话故事里的插图不在话下。

郑震铎对于林子轩创作童话故事表示欢迎，他们之间没什么竞争。

1923年，郑震铎主编《小说月报》之后就没有主编《儿童世界》了，此时《儿童世界》的主编是徐靑昶。

但商务印书馆那边就不这么想了，万象书局发行的《童话大王》明显是和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抢夺市场。

双方本来就竞争激烈，这一下更是水火不容了。

其实，儿童杂志还有中华书局旗下的《小朋友》，这本杂志于1922年4月6日发行，只是在内容和销量方面都不如《儿童世界》。

林子轩强势进入儿童读物这个领域，自然引起其他两家书局的防范。

第二百三十章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

林子轩在和另外两家出版社的竞争中有自己的优势。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是股份制企业，并不是由个人做主，内部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现象，旗下各家刊物的主编和高层矛盾不断。

上次沈燕冰主编《小说月报》时因为批判鸳鸯蝴蝶派作家，被商务印书馆内部的保守派给停职，就是很好的证明。

万象书局比较年轻，规模不大，人事上没那么复杂，也没有什么派系。

林子轩在书局里一言九鼎，只要做了决定，下面的人就会去做事，虽然有一些小摩擦，但影响不大。

这就是他不愿意引入股份制的原因所在。

人一多就会乱，做什么事情都受到钳制，不够爽利。

不过，林子轩知道，一家企业想要做大做强，引进外部资金是必要的手段。

只是，他还要再等几年，等到他树立起绝对的权威之后，就不怕别人的反对了。

对于这本《童话大王》，林子轩可以打价格战。

他把杂志的价格定的极低，只要收回本钱就行，这件事他自己就能做主。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就不行，他们需要盈利，需要对股东负责，书籍和杂志的定价不能随意的更改，都有相应的规定。

从内容上看，《童话大王》里的故事更有趣味性，贴近儿童生活，轻松愉悦，少了说教。

和这个时代的童话故事有着明显的区别。

林子轩以前写过《小王子》，那是一本很好的童话故事，却不适合中国的儿童。

因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儿童很难理解外星球和王子的概念，更别说其中淡淡的哀愁了。

所以，一些从国外翻译的童话故事不一定适合中国。

比如圣诞节和美人鱼，中国孩子就很难想象得出来，要进行一定的改写才行，改成过年夜和龙宫的龙女就能让中国儿童接受。

林子轩选择的童话都是中国儿童熟悉的形象。

舒克和贝塔是两只小老鼠，黑猫警长是一只猫。这两种动物中国小孩经常见到，熟悉的很，听到故事的时候就能在脑海里想象出来。

而且，故事的语言同样是中国式的。

舒克和贝塔就像是两个中国孩子一样。很容易被孩子当成自己的朋友，这才是适合中国的童话故事。

至于《绿野仙踪》，他觉得中国孩子也要适当的接触不一样的世界，开阔眼界。

《童话大王》发行第一期的时候，林子轩特意拿出一千册送到上海各所福利院中。让人把里面的故事读给孩子听，看看孩子们的反应。

这种做法成为了一种惯例，以后每一期的杂志都会如此。

林子轩做了规定，只有孩子接受的童话才是好童话，可以继续写下去，如果孩子没有反应，那这个童话故事就没必要连载下去了。

这是《童话大王》创办的原则。

正如他在第一期杂志上说的那样：献给我自己的孩子，也献给全中国的孩子。

《童话大王》以低廉的价格和精彩的故事获得了成功，不少成年人也感兴趣。

这主要是因为林子轩的名气，他们想看看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写的童话故事是什么模样。但看过之后大为失望。

他们觉得故事太过幼稚，没什么意义，孩子看了之后也收获不了什么。

这些人把书籍当成教育的工具，一定要有深刻的内涵，传授为人处事的道理，童话故事也要有教育意义才行，否则就不是好童话。

而且，林子轩通篇用的是大白话，一点文采都没有，完全不符合他大文学家的身份。

一些文人批评林子轩是糊弄孩子。办儿童杂志骗钱。

林子轩对此做出了反击，写了一篇《儿童文学的道路》，阐述了他的观点。

提醒那些人不要站在成人的角度看待儿童文学，要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要用孩子理解的语言来讲故事。

一个童话故事好不好，不是由成年人来判定的，要看孩子喜不喜欢。

林子轩的观点受到了不少人的驳斥，那些人的观点听起来也很有道理。

他们认为孩子还不懂事，需要大人进行引导，儿童文学起到的就是启蒙和引导的作用。要教会孩子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才是儿童文学存在的意义。

这种重大的人生课题怎么能让孩子来判定呢？孩子们懂什么？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这是封建家长制的典型表现。

在家长制的统治下，一家之主可以为家庭成员做出任何决定，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能服从，不能反抗。

放到这里就是大人让孩子接受什么就要接受什么，孩子没有选择的权利。

大人还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完全不顾孩子的感受。

林子轩并不反对对儿童进行启蒙和引导，但要站在儿童的角度来引导，不能武断。

他明白想要改变这种传统观念比较困难，那就用事实说话吧，看看孩子们是喜欢说教的童话故事，还是喜欢有趣的童话故事。

这需要时间来进行检验，他并不着急。

一周一期的《童话大王》持续发行，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总有证明自己的那一天，事实会说明儿童文学到底该如何发展。

五月底，向警宇前来找林子轩。

她准备在六月份举行丝厂女工大罢工，为女工争取权益，改善女工生活。

为此，她联络了上海十四家丝厂，上万名丝厂女工。

五月初，她在湖南老家刚刚生完孩子，孩子还没有满月就交给了祖母抚养。

向警宇想让林子轩在女性杂志上刊登几篇宣传文章，壮大这次罢工的声势，给工厂主施加压力，如果林子轩能写文章支持那就更好了。

林子轩看了向警宇拿来的几篇文章，都是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的宣传，以及一些谈判条件。

包括女工们提出了增加工资、工作时间10小时、释放被捕工人、承认工会等16项条件。

这是正当的要求，没什么问题，林子轩答应下来，他也会在罢工的时候写文章声援一下，却不会亲自去参加罢工。

向警宇回到上海大学，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个人，正在开会。

“怎么？那位在写童话故事的文学家先生愿意看看这个悲惨世界么？”一位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中年男人轻笑道。

第二百三十一章初为人父

这里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百的办公室，里面有五个人。≥

包括瞿秋百、向警宇的丈夫蔡合森、刘化、邓仲夏和刚刚说话的那位湖南人。

在这些人眼里，林子轩是那种不知民间疾苦的富家少爷，写出来的不是娱乐消遣的武侠小说，就是反应美国生活的西方小说。

林子轩平常的言论也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还曾经在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上签名，早就被划分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范畴。

“他答应帮忙宣传，但不会参与罢工。”向警宇回答道。

“那是自然，资本家嘛，怎么可能反对自己。”刘化讽刺道。

刘化来自四川宜宾，家里是佃农，出身贫苦，192o年到上海，进中华书局印刷所当学徒，1923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半工半读。

“真是可惜，他手里有很多宣传工具，仅仅是广播电台就能挥极大的作用，如果他能倾向于我们，绝对会事半功倍。”瞿秋百惋惜道。

“林先生在上海大学教过一个学期的写作课程，我和他共事过。”郑仲夏回忆道，“他似乎有意躲着政治，只想做一个单纯的文人。”

“恐怕未必，他回国三年，创办书局，拍摄影戏，著书立说，名声越来越响，影响越来越大，前些日子在北平又提出新的主张，这都不是单纯文人会做的事情。”蔡合森猜测道。

“我读过这位先生的主张，‘第三条路’，这是想走中立路线嘛。”湖南口音的男人思索道，“可在如今的中国，他的那条路走不通，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道路。”

对于林子轩的讨论到此结束，他们谈论起其他事情来。

从1924年开始，上海大学开设了平民义务夜校，还到沪西的纱厂开办补习学校。

深入工厂内部，在纱厂工人中传播自己的思想。为举行罢工创造条件。

罢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就行了，需要充分的准备，仓促行事只会失败。

上海纺织行业的女工最多。受到盘剥最严重，比较容易说服，但上万名女工如何保证一条心，这就需要出色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

罢工是一场博弈的过程。

一旦罢工，女工没有收入。家里还需要钱来生活，不可能持久，一个星期还能坚持，一个月恐怕就坚持不下去了。

如何解决女工的后顾之忧，安抚女工的情绪，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般的手段是组织互助会，女工之间互相帮扶，共渡难关。

也会募捐一笔救助基金，对于特别困难的女工进行救助，如此才能安定人心。否则人心不齐，是罢工失败的最大原因。

这是针对内部的策略。

在外部，要争取媒体的大力宣传，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给工厂主施加压力。

还要防备工厂主和租界当局的反扑和镇压。

一场成功的罢工需要前期细致的调查，充分的准备，完善的谈判策略和牺牲的决心。

向警宇和蔡合森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有过这种经验，法国人有罢工的传统。

会议结束，各自离开。

向警宇夫妇和那位湖南口音的男子一起回到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

他们是邻居。对外声称是一家人。

与此同时，泰戈尔和徐至摩返回了上海。

在此之前，泰戈尔还到山西和山西军阀阎锡单谈论了一番哲学的话题。

相对于泰戈尔来到上海时的轰动，他的离开显得黯淡很多。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无意之中参与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纷争。

在林子轩离开北平后，泰戈尔在北平的演讲并不顺利，受到不少青年学生的阻挠。

为此，徐至摩极为气愤。不愿意翻译那些青年人的言论。

胡拾则站了出来，仗义执言，斥责青年人无礼的行为，接替徐至摩为泰戈尔继续翻译。

他虽然不赞同泰戈尔的观点，但却不会像那样青年一样起哄赶人，至少要尽到地主之谊。

或许周作仁的看法较为冷静。

5月14日，周作仁在《晨报》副刊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

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

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围绕着泰戈尔访华的是是非非，终究告一段落。

1924年5月3o日，泰戈尔离开上海，转道日本返回印度。

徐至摩陪同泰戈尔前往日本，把这位印度诗人送到香港，当徐至摩询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把心落在中国了。”泰戈尔如此说道。

然而，陈独绣并没有因为泰戈尔的离开而放弃攻击，他开始秋后算账。

6月1日，他用笔名表《送泰戈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一文，将胡拾和林子轩与张军劢、徐至摩等人相提并论。

他把在中国招待泰戈尔的学者骂了一通，尤其是胡拾，他认为胡拾的立场不坚定。

这或许就是两位新文学启蒙者决裂的开始。

林子轩对陈独绣把自己捎带上批判一番没什么想法，连反击的念头都没有，因为没有必要，泰戈尔都走了，中国人该干嘛干嘛去吧。

历史会对今天生的事情做出公正的评价。

他现在的重心放在冯程程身上，不怎么关注外界的事情，懒得打嘴仗，也就是有朋友来访的时候提起才知道。

6月份是冯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