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才能说是懂得了绘画，悟得了画家不以写实为目的的道理。”
有人又问：“诚然，真如傅先生所说，作画之道，在于志旷怀高，但又为何要看重技巧呢？又何须师法古人，师法造化呢？黄公又何苦漫游川桂，遍历大江南北，孜孜，搜罗画稿呢？”
傅雷回答说：“真正的艺术，都是天然外加人工的结果，犹如大块铁经过熔炼方能成材成器。人工熔炼，技术为尚；摄景发兴，胸意为高，二者相齐，方臻完满。我先是说了技术，后又说了精神，实际上，它们是一物二体，即不矛盾，也难分离。况且，唯有真正悟得了技术的用处，才能识得性情境界的重要。而无论是技术，还是精神，都有赖于长期的修积和磨炼。师法古人，也是修养的一个阶段，不可缺少，但尤其不可过于执着。便是接受古法，也仅仅是为了学者的便利，为了免去暗中摸索，决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拘于古法，必自斩灵机；将楷模当成偶像，必堕入画师魔境，非庸即陋，非甜即俗。再说，对‘师法造化’一语，也不可以词害意，误以为就是写实。它原本的含义，就不是指艺术在自然面前，要去貌其蟑峦开合、状其迂回曲折的意思。虽然说，学习初期，状物写形，经营位置等等，免不了要以自然为粉本，但‘师法造化’的真义，还须更进～层。那就是：画家要能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饱游沃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具神奇，造化自为我有。这就是说，‘师法造化’，不单单是技术方面的事，更是一门修养人格的终生课业。修养到一定功夫，就能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概括地说，写实可，摹古可，师法造化，更无不可。但决须牢记，那只不过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决不是艺术的峰巅。先须有法，终须无法。用这样的观念习画观画，才能真正步入正道。”
又有人问：“看黄宾虹先生的画，纵然笔清墨妙，但仍不免给人以艰涩之感，也就是不能令人一见爱悦，这又是为什么呢？与此相连的问题是：那些一见悦人之作，如北宗青绿，又该如何欣赏和评价呢？”
傅雷说：“古人有这样的话：‘看画如看美人’。这是说，美人当中，其风神骨相，有在肌体之外者，所以不能单从她的肌体上着眼判断。看人是这样，看画也是这样。一见即佳，渐看渐倦的，可以称之为能品。一见平平，渐看渐佳的，可以说是妙品。初看艰涩，格格不入，久而渐领，愈久而愈爱的，那是神品、逸品了。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所以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这类作品，初看平平，却能终见妙境。它们或者像高僧隐士，风骨磷峋，森森然，巍巍然，骤见之下，拒人于千里之外一般；或者像木讷之士，平淡天然，空若无物，寻常人必掉首勿顾；面对这类山形物貌，唯有神志专一，虚心静气，严肃深思，方能于磷峋中见出壮美，于平淡中辨得隽永。正因为它隐藏得深沉，所以不是浅尝辄止者所能发现；正因为它蓄积厚实，才能探之无尽，叩之不竭。至于说到北宗之作，它的宜于仙山楼观，海外瑶台，非写实者可知。后世一般人却往往被它表面上的金碧色彩所眩惑迷恋，一见称善，实际上，它那云山缥缈的景色，如梦如幻的情调，常人未必能梦见于万一。所以说，对北宗之作，俗人的称誉赞赏，正与贬毁不屑一样的不当。”
有人这样问：“都说黄氏之作得力于宋元者多，这一点，从何处可以见出呢？”
傅雷的回答是：“不外神韵二字。你注意过那幅《层叠冈峦》吧，它的气清质实，骨苍神腴，不就是一种元人风度吗？而它的豪迈活泼，又出元人蹊径之外。这是由于黄公用笔纵逸，自造法度的缘故。我们再来看《墨浓》一帧，这高山巍峨，郁郁苍苍，不又俨然是一种荆、关气派吗？但要注意，就繁简而言，它又与以往作品显然有别。这是因为前人写实，黄公重在写意。他的笔墨圆浑，华滋苍润，能说他仅仅是在重复北宋的规范吗？在黄公的作品中，处处都表现着截长补短的作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白云山苍苍》这幅作品，它的笔致凝练如金石，活泼如龙蛇，设色娇而不艳，丽而不媚，轮廓粲然，又无害于气韵弥漫，从中尤可见出黄公的面目。”
又有人问：“世之名手，用笔设色，大都有一固定面目，令人一望而知。黄先生的这些作品，浓淡悬殊，扩纤迥异，似出两手。这又怎么去看呢？”
傅雷说：“这正是黄公作为大师的不一般了。常人专宗一家，兔不了形貌常同。黄公则兼采众长，已入化境，因而能够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家相守。在他们的笔下，一丘一壑，纯属七宝楼台，堆砌而成；或者像益智图戏那样，东拣一山，西取一水，只能拼凑成幅。黄公则游山访古，历经数十载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这样，他才能做到：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于飓尺，或图一隅为巨幛；或写暮霭，或状雨景，或泳春潮之明媚，或吟西山之秋爽，各各不同。总而言之，在黄公的笔下，阴晴昼晦，随时而异；冲淡恬适，沉郁慨慷，因情而变。在黄公而言，画面之不同，结构之多变，实在是不得不至的必然结果。《环流仙馆》与《虚白山街壁月明》，《宋画多晦冥》与《三百八滩》，《鳞鳞低蹙》与《绝涧寒流》，莫不一轻一重，一浓一淡，一犷一纤，遥遥相对，宛如两极。从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黄公画作的面目，何等地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啊！”
“八秩书画展”之后，黄宾虹在给吴仲炯的信中提到，此次画展，“惟傅君与秋斋、柱常伉俪之力，兼荷尊处与秦曼老、陈叔老德爱有加以成之。尤可纪念……”他对傅雷是十分感激的，也增进了对他的器重。黄宾虹对画展收入的用途有所安排，并请傅雷帮助实施。他曾致函傅雷，请其将收入的三分之二存入金城银行，以一份作为在上海筹办一个文艺联欢所的资金。那三分之二的收入，黄宾虹拟用于出版几种著作，此事也委托给了傅雷。为此，傅雷与大东、开明书店订立了合资印刷黄著的合同。黄宾虹虽深知上海各书局及推销法的难以成事，但由于“不欲拂傅君盛意”，仍拟将书稿《明季三高僧（石帮、石涛、渐江）佚事》请人抄清后寄到上海。后来，黄宾虹有意出版另一著作《画学分期法》，该著原稿用的是旧式句读法，为便于后学阅读，他又请傅雷采用新法句读，加以圈点润色。再后，黄宾虹又拟将所藏古铜印文考释，在上海分类印行。他准备在北平收购印书所需的连四纸（一种国产手工纸）。这就需要解决纸张的堆栈问题。为此，他又和傅雷进行了商量。不只在黄宾虹书画展之前，在此之后，傅雷始终追踪着黄宾虹的创作轨迹，并逐步深入地进行着研究。他也从黄宾虹那里，学习和领受了不少。
1954年9月间，华东美协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并召开了座谈会。会前，黄老先生专门到家拜访，看望傅雷夫妇。画展展出的一百多件新作，傅雷觉得，虽然色调浓厚，但却浑厚深沉得很，而且很多作品远看很细致，近看则笔头仍很粗扩。这种技术才是上品！座谈时，发言的人大半是在颂扬作者。傅雷“觉得这不是座谈的意义！”，“颂扬话太多了，听来真讨厌”。他本不想说话了，华东美协主席赖少其却一再催逼，他也只好说了些意见。结合黄宾虹的艺术成就，傅雷谈到了中国画发展途径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一）及至近代，中画与西画，已发展到了同一条路上；（二）中国画家在技术根基上，应该向西画家学习；（三）中西画家应该互相观摩、学习；（四）任何部门的艺术家，都不能坐井观天，固守一隅，应该对旁的艺术感到兴趣，以收触类旁通之效。
11月间，秋高气爽，花木诱人，正是游览西湖的最好季节。月初，傅雷与朱梅馥“忍不住到杭州去溜了三天”。这三天中，在黄宾虹家看了两整天他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珍品。边看边与黄老探究着画艺。傅雷夫妇临走，黄宾虹在湖畔酒楼设宴送行。待他们返回上海后，黄宾虹在11月17日复信中，将他们夫妇俩能去杭州品赏他的珍藏，视为一大快事。他告诉傅雷：“吴门四家，前三百年论者已谓文沈易得，唐仇难求，敝筐所有俱未敢信为真，虽无中郎而见虎贲，以为尚有典型，存之备考。……近叠经兵燹，散佚几尽，片缣寸楮聊供研究，当大雅所不弃也。容遇合观精品，即图补报。抵领顿觉逾量，非可言谢。”黄宾虹还称赞傅雷：“评驾旧画，卓识高超”。一个月后（12月20日），黄宾虹在给傅雷的信中，又一次对他的“勤文艺研究，于古今变迁尤加邃密”，表示“诚感诚佩”。
想不到的是，那次杭州欢会，竟成永诀。仅仅过了四个多月，黄宾虹因患胃癌于1955年3月25日去世。傅雷得此消息，非常难过，“哀恸之余，竟夕不能成寐”。他觉得，“非但在个人失一敬爱之师友，在吾国艺术界尤为重大损失”。（1955年3月26日傅雷致黄宾虹夫人宋若婴信）
从30年代初结识起，二十多年间，傅雷与黄宾虹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探讨画史，交流读画心得，俩人书信不断。（可惜笔者写此传记时，傅雷致黄宾虹的大量书简尚未公布，因而未能更多地看到他在中国画史研究和作品鉴赏方面的精湛见解。）黄宾虹常在国画界的朋友们面前，提及和夸奖着傅雷，认为傅是他平生一大知己。每有得意之作，他即题赠这位忘年交。傅雷收藏的黄宾虹后期精品，多达五六十件。不料这些作品，在“文革”中傅家被抄时，大都散失了！
黄宾虹去世后，傅雷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珍惜着有关大师的一切。60年代初期，有人在编撰《宾虹年谱》、汇辑《宾虹书简》时，陈叔通先生坚持，这类著作，务必要由傅雷过目、润色和最后审定。从总体构想到细目编辑，从初稿到定稿，以至校对付印，傅雷一次又一次地与编者一起谋划设计，工作是很烦琐的。为了在1963年举办京津沪皖浙五处所藏黄老作品的展览，傅雷参预了预选工作，还将个人所藏全部送去参展。《宾虹书简》编定后，他为之写序，对黄老的人品与画品备加颂扬。他说，黄宾虹先生，“不仅为吾国近世山水画大家，为学亦无所不窥，而于绘画理论、金石文字之研究，造诣尤深。或进一步发挥前人学说，或对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态度谨严——以探求真理为依归，从无入主出奴之见掺杂其间。平生效忠艺术，热爱祖国文化，无时无刻不以发扬光大自勉勉人。生活淡泊，不骛名利，鬻画从不斤斤于润例；待人谦和，不问年齿，弟子请益则循循善诱无倦色。”
刚柔相济 伉俪互助…金梅
一个和睦、美满的小家庭，除了夫妇俩志同道合之外，性格上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也是和谐的重要因素。刚烈的傅雷与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虽然在傅雷的五百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煌煌丰碑。
傅雷在赴法求学那年，便与她定亲。当时傅雷十九岁，朱梅馥十四岁。
那年月，农村盛行包办婚姻。傅雷与朱梅馥，既是自由恋爱，又是母亲作主——傅雷和母亲都中意！
朱梅馥比傅雷小五岁。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城。当时正值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取名梅福。与傅雷结婚时她嫌“福”字太俗，改为“馥”。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朱梅馥的父亲朱鸿，乃清朝秀才，后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全操持家务。朱梅馥有三兄一姐，
她最小。说起来，朱梅馥的祖姑母姓朱，与傅家有点远亲。傅雷母亲的娘家与朱家是邻居，傅雷跟朱梅馥从小就认识。特别是傅雷到上海市区念中学、大学时，在暑、寒假常住母亲娘家，与朱梅馥常见面。
朱梅馥端庄秀丽，性情随和。她先在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校念初中，后在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在当时，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已算很不错的了。她懂英文，也学过钢琴。
“朱家姑娘文静。”傅雷的母亲早就看中了朱梅馥。
傅雷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间情投意合，早已心照不宣。
正因为这样，当朱梅馥的叔叔从中作伐，当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亲事当即定了下来。
傅雷到了巴黎之后，鸿雁传书，跟朱梅馥写起“两地书”来了。
如此良姻美缘，也并非一帆风顺，曾遇到小小的波折。
傅雷的老朋友刘抗先生，曾颇为风趣地谈及一段往事：
“在巴黎时，傅雷曾和一位法国小姐名叫玛德琳的闹过恋爱，大概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始终唱不出一曲合欢调来，弄得他在极度失望之余，几乎举枪自尽。实际上，他在家乡早已和一位贤慧娴淑的闺秀名叫梅馥的订了婚。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体贴、文静、好客，几乎一切中国标准的美德，都集结在她身上，且文笔非常优美流利。傅雷经过那次和玛德琳绝裂后，痛定思痛，更觉梅馥的可爱，从此便认真相偕了。”
失而复得，往往倍觉珍贵。经过波折，相爱弥坚。此后傅雷从一而终，再无异心。
1932年，傅雷借上海一家饭店举行隆重的婚礼。饭后酒余，朋友们跳起了交谊舞。在当时，这算是新式结婚了。
翌年，朱梅馥生一男孩，刚出生便夭折了，给这对青年夫妇带来了不快。9月，傅雷的母亲因风湿病逝世，终年四十五岁。傅雷夫妇不胜悲痛，扶枢回乡安葬。
就在傅雷母亲去世后半年——1934年3月10日，傅聪降生于上海的花园新村。
1937年4月15日，生次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