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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卫东将国企、至少是一大半国企定位为“服务性单位”之后，问题就顿时迎刃而解，他不需要对国企搞什么政企分开，而直接将国企视为相对**的行政机构，考评国企干部的标准也不再是传统的利税，而是综合考核“产量”（未达标的话会严重影响总评分，但超额完成任务的话只能得到有限的加分，胡卫东希望以此引导国企更加注重质的提升。）、“产品质量”、“单位能耗”、“原料利用率”（单位产品消耗能源的数量）、“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内的人均产量【结合产品平均质量来进行评判）、“安全生产”（事故频率和严重程度）、科技创新等指标进行评判。
对煤炭、粗钢、电力等基础工业原料和均由国家采购的军工等特殊行业来说，销路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只要上面这些指标能够不断提高，就意味着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而这些原料的销售由政府根据大致计算出来的需求制定计划，则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环境污染，此外这些国企的采购也同样全部由政府代劳，理由完全一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服务性”国企的干部职工也是全都由政府直接向其支付工资和奖金（其实这些国企等于是政府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只要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就行。），乍看之下这样做似乎是当年深受诟病的大锅饭，但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占他们收入大头的奖金是根据各个单位和下面的各级部门完成那些指标情形的好坏来确定的，只有更加“好省多快”（注1）地完成工作，更多地创新和发明，国企的干部职工才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最基本的统计单位下到了车间、甚至班组一级，人数相对不多，内部协调起来便容易了许多，这样大锅饭就很难吃起来，因此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完全不必担心，甚至一些历史上难以改正的痼疾如浪费水电之类也都大为改善了，因为浪费会严重影响评分。而权重极大并且可能获得推广分成（注2）的科技创新则更是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国企干部职工钻研技术的热情，头脑也不会因为身在国企而失去活力，而国企的领导因为这是政绩的最重要来源，不全力支持才怪。。。。。。
注1：胡卫东将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口号调整了顺序，目的是希望下面的干部更加注重经济的质量而非数量，当然后者也不是不重要，但那是中央政府的工作，下面的国企只需要将下达的生产计划完成就行。
注2：其实就是专利权的变种，区别是这钱由国家替引进该技术的其他服务性国企代付，这样可以加速新技术的推广，而如果是转让给营利性企业，操作方法则与专利权一样。
第四百四十章 国企分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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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性国企”来说，因为产量指标达到就行，超额完成的奖励远不如提高产品质量、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而安全事故减分更是厉害，所以只要领导不是脑残，就绝不会为了增大产量或者降低成本而不必要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或者罔顾工人的生命安全。// 欢迎来到阅读//
此外，因为原料的购进与产品的销售都不由企业自己控制，因此客观上也令贪污腐败的现象从根本上受到了极大限制 ”“ 。举例来说，企业、乃至每个车间所需原料的量是事先算好了的，除非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否则一旦有人贪污就会导致后果颇为严重的“产量不达标”，有哪个领导愿意背这个黑锅？而即便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赚到了一点差额，一般来说也不如直接以生产效率的提升向上级邀功获取表彰和奖励，尤其是因为科技创新而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
而且因为“服务性国企”先天性的缺陷，只能适用于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军工、能源等战略性行业和采矿、重化工、冶金、路桥建设等或者污染较大（尤其是重金属等难以治理的污染）、或者工作危险性较大、或者是开发不当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或者留下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销售也都控制在国家手上，企业领导就算有心私自卖掉，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市场，要说绝对不可能或许过了，但难度和风险绝对远远大于可能的获益，又不是上进无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性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性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性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性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性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奶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奶粉
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性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性行业搞产业化却是极为反对的。因此为了杜绝后世医院优先开贵药、进口药之类既增加患者负担又浪费国家外汇、同时还未必对患者有多大好处的做法，胡卫东将“服务性国企”的那一套也用到了医院里面，药费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但因为收费的不是医院而是政府派驻医院的人员（为了防止形成稳固的利益链。这些人员每隔半年都要在不同医院之间轮调一次。），而医院的开支则全由政府另外拨款，所以医生自然不会再无谓地乱开贵药了，而由于治愈率和患者评价影响医院和医生护士的晋升和奖金，因此必须要用好药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抠门。这无疑比历史上后世的乱相好了许多，而学校、至少是那些公立的学校也都推行了类似的“服务性”政策，而几乎被废止了一切收费的权力（详见后文的教育改革部分）
虽然“服务性国企”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胡卫东也没有完全取消传统的营利性国企，中原解放区的营利性国企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但又不宜完全由“服务性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业，如医药、纺织、食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二是国家为了推广某些不被市场看好的新技术而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这种企业一般规模不大，而且往往会在市场开拓出来之后上市转为国家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更好地适应市场；三则是纯粹的营利企业，主要是烟酒这两个暴利行业，一方面这些钱太好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发展好了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倒对国民的身体有害，因此国企将国内市场（有本事出口的话私企也是可以经营的，但烟酒进入外国市场的难度）垄断、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税、一方面则禁止民营资本进入这两个行业而又产生类似古代“有钱了就买地”的死局
除了这些纯粹的国企，还有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管是否上市，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太祖对于股份制、尤其是投机性较强的股票市场有着很深的成见，胡卫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并提出股票市场不允许短期炒作（购买股票后至少要过一年才能出售，这样股民买了股票只能做长线投资而非短期炒作。）、也不允许外国人自由购买之后，上海的股票市场才得以保存下来
由于这两年乃至接下来几年里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无论是中原解放区还是别的几个解放区，全民所有制经济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因为巨额资金的不断注入和国内短缺经济的现状，经济效益普遍十分喜人，以致于党内不少人都生出了一口气实现全面公有化的chongdong。但这个时候太祖却亲自表态，指出在一段时间内私有制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利大于弊，这令胡卫东十分惊讶，殊不知历史上太祖其实是因为抗美援朝期间黑心资本家出售劣质、甚至是带菌的急救器材给志愿军，结果害死了很多同志，由此极为震怒，对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彻底绝望，才决定提前全面公有化的（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一章 一夜长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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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时空，因为胡卫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后勤系统，军需物资全都由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负责生产，这类事情自然不会重演了。同时，更加严格的产品抽检制度和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那些黑心的奸商也是很大的威慑，因此即使是民品市场，也没有出现历史上建国初期的乱相，这多少改变了一点太祖对于资本家的看法。但真正彻底改变中国民营资本命运的，还是后来胡卫东与太祖进行的一番长谈
“首先，只要保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主体地位，私人资本的存在根本无关大局。而且就眼下来说，我们中国还很贫穷落后，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推进工业化；而即使考虑得更加长远一点，民族资本也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胡卫东毫不畏惧地迎向伟人那似乎洞彻一切的目光，认真地阐述着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有着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即使是苏联的经验，也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而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来。首先，苏联虽然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就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必须看到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世界前六的工业强国，有着为数众多的识字人口和颇具实力的科技力量。因此工业化的基础要比我们好得多；其次苏联地广人稀、资源极其丰富，他们只需要出口资源就能够获得工业化必需的资金，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只是稍稍加速这一进程罢了（注1）。”
“而我们中国基础要薄弱得多，正常情况下光是达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工业底子，恐怕都得花上两代人的时间，即使现在靠着毛泽民等同志的努力为我们从海外搞来了一大笔资金，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因为工业化并不仅仅需要有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更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和科技与现代管理人员，三者都对国民文化素质有着不低的要求，而即使是文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工人，也至少得是初中毕业才比较容易培训，那就需要八年（五年制小学）时间，而高级技工、科技人员和有着先进理念的管理人员就更不用说了。自学是个好办法，但是自学能力很强的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对同一个人来说，自学速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学校里更快，只是能够节省一些师资力量罢了；我们现在开始引进的外国工人可以完成很多目前中国工人很难完成的工作，但他们终究是外国人，而且因为翻译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基本只能将他们组成一个个企业单位。通过给他们下达生产任务来获得他们的帮助，却不能指望他们帮我们培训多少技工”，胡卫东讲到这里，眉头紧锁的太祖忍不住点上烟狠狠抽了一口
而这时胡卫东却说出了这一夜长谈中最有分量的一段话，“中外国情迥异。我们即使发展胜过了国外，也不能说就做对了。因为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谁知道我们就不能做得更好呢？发展不如国外，也不能说就一定做错了，因为先天条件不同。就拿澳大利亚来说，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多的资源，却只有几百万人口，随便卖点资源就可以让国民全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比不了的。因此外国的情况并不能作为准确的参照物，而如果国内保留一部分私有制经济，让它们在同等条件下与公有制经济展开竞争，那就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问题。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还不如私有制企业搞得好，就说明我们在管理或者其他方面存在不足，需要作出改进，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国企与集体企业甚至要向那些搞得很好的私有制企业学习。”
太祖微微点了点头，但还是强调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是自然，事实上私企两极分化严重，从整体上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景气的私企都会占到很大一部分，我们就算要学，也只会去学那些最好的。”，胡卫东笑了笑继续说道，“而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搞得比私企好，则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无疑是更大的，有了国内的私企作为反面的对比，广大干部群众就会理所当然地一直相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否则在内外敌人的恶意引导下，他们就很可能会拿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方列强相比，可中国毕竟基础薄弱，而且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外部环境又十分恶劣，就算社会主义制度再怎么优越，短时间内也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敌人就有了理由来质疑我们所选道路的正确性，即便这根本就是诡辩，但大部分老百姓却都只能看到眼前，一不小心就会被蛊惑的”
“你这娃娃什么都好，就是精英意识强了点，群众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短视和愚蠢，他们的眼光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