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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又阴了老毛子一把，但是苏军的撤离对于东北战局的负面影响却已经成为定局，少了总数多达数十万、而且武器装备精良的远东苏军协同作战，关东军的60万大军对于东北的赤色党武装来说就显得太多了点，以林总的谨慎，一度打算且先退回锦州再作打算。但是，太祖在接到沪宁杭顺利光复的消息后却当机立断，命令华北野战军将全部野战部队调入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决战，而机动兵力几乎全被抽空了的华北解放区则暂时由现在已经腾出手来的中原军区派出部队接管防务。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出关部队的后勤补给，华北解放区完全停止了北宁线、津浦线、平绥线、正太线、陇海线等几条铁路干线上的民品运输，将全部的运力都用来运输补给，而中原边区几大兵工厂的干部职工更是几乎不眠不休地拼命工作，为的只是尽可能多生产出一点武器弹药送到前线。
在几乎是半个中国的全力支持下，华北野战军义无反顾地向沈阳发起了猛攻。日军虽然超乎预期地顽强，但血肉之躯终究挡不住漫天落下的炮弹，何况即使只比人数，也是华北野战军更多。因此结果自然显而易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激战，华北野战军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成功攻克沈阳，全歼城内固守的日伪军20余万（其中日本正规军9万多人。另有四五万日本警察和武装平民。），并立即乘势东进，占领了已经成为一座空城的抚顺。由此中**队重新夺回了东北战场的主导权，总兵力已经膨胀到七十余万的华北野战军向东可以与东北野战军会师合攻伪满“国都”长春。南下可以进攻对于日本来说比伪满的意义更加重要的旅大“关东州”，而兵力愈发捉衿见肘的日军却只能一直被动挨打，明眼人都看得出日本在东北长达八年的统治已经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其间炮击了海参崴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得知中国第十五集团军渡江南下之后。并没有千里迢迢地再杀到上海与十五集团军主力作战。而是自认为十分高明地“趁虚而入”，进攻他们自认为守备力量已经大为减弱了的中国青岛海军基地。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沪宁杭全被中国光复，也就意味着日军失去了在中国江南的所有机场，如果硬要进攻上海，就只能靠舰队独自作战，而敌人却可以获得陆基飞机的支援。这样打太亏了，而如果是进攻青岛的话，日本在朝鲜和旅大地区新修的大量野战机场却可以帮到大忙。
可是哪怕就为了那两个7万吨级的巨型船坞，胡卫东也不可能轻忽青岛的守备工作，日本海军登时碰了一鼻子灰。由于此前历次战斗当中日本海军已经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很难再承受太大的损失，因而在青岛遇挫之后并没有孤注一掷硬拼，而是以防范旅大海军基地被中国华北野战军袭取为由进驻旅大。同时，由于当初旅大遇袭的教训，鬼子的警戒工作做得几近完美，华北航空总队寻觅不到有利的战机，反而折损了不少架飞机，赤色党上下也由此意识到对于空军来说，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进攻作战远比防御作战更加艰难。此外，日本陆航开始大量装备的新型九九式战斗机也显示出其全面超越苏式i…16战斗机的出色性能，成为华北航空总队面临的一大威胁，但这也在客观上加快了歼…1和轰…1的研发。。。。。。
东北战局的糜烂，迫使日军提前将还未完全训练完成的三十万朝鲜军送过了鸭绿江，结果理所当然地被久经战阵的中**队打得落花流水，短短一个月内被歼二十多万，其中光是俘虏的棒子就超过十万，军中的日本军官倒是大多颇为悍勇，上万人几乎全都战死，却依然无力回天，遭到重大打击的还有关东军一部，在这个月内合计被歼灭7万多人，其中战俘超过3万。
虽然再次遭到沉重打击，但是日军大本营驱役朝鲜兵作为炮灰的目标却还是基本达到了，华北野战军虽然在这次战役中总共只牺牲了一万余人，但是本就已经不太充足的弹药补给却因此愈发匮乏，而由于朝鲜军弹药携带量很少、鬼子战败后又有毁坏武器弹药的传统，因此缴获的数量相比华北野战军的需要量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最终，兵力庞大的华北野战军因为补给跟不上而不得不暂时回退到沈阳一带，而由于那十万多朝鲜俘虏带来了额外的后勤压力，以及青岛空战之后同样需要补充弹药和损耗的武器，这也占用了中原解放区的不少军工产能与铁路运力，因此华北野战军弹药储备恢复的速度远比林总的预期慢得多。
而日军大本营则抓紧时间将国内新编成的部队送到中国东北，令关东军的总兵力重新恢复到了70万以上，虽然连日本人也知道这是涸泽而渔，但至少眼下关东军的确是暂时稳住了局势，尽管同样由于后勤的问题，日军也无力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一时间形成了僵持的局面。不过，说是僵持，但高原领导下的东北解放区却通过积极向农村渗透的方式不断扩大，而日军却愈来愈龟缩于已经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实际控制的地盘日益狭小，只要稍有脑子，都能看得出到底哪边占了上风。。。。。。
第四百三十八章 整肃风气
不过这一切与身在上海的胡卫东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受命主持中原局工作的他已经迅速将工作中心由军事转移到民事上来，由于沈鸿、孙越崎等杰出工业管理人才的飞速成长，对于具体的工业建设项目，胡卫东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这令他得以将工作的重点放到制度建设上来。在胡卫东乃至赤色党中央的心目中，中原解放区不但是中国工业化的龙头，同时也是未来新中国各项经济制度的试验田，因此胡卫东肩上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胡卫东也不例外，而他先动刀的却是中原解放区的干部队伍，正如斯大林所言，“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没有合格的干部队伍，上面政策再好也没什么意义，甚至反而会适得其反。由于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的限制，中原解放区的干部素质虽然强过其他解放区一截，但依然不能令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胡卫东满意，但毕竟基础摆在那里，他除了加大干部培训的力度并勉励大家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努力自学之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可是下面干部弄虚作假的现象，却令胡卫东难以容忍，毕竟有了准确的经济数据作为参考，他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而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干部的胡卫东又并不擅长、也没那个闲工夫根据各种蛛丝马迹去推测挤出水分之后的真实经济数据。。。。。。
张浩是个十分优秀的领导干部，但他的性子温和，轻易不下重手，对于下面弄虚作假的现象，只要没有造成太大恶果的，一般都是尽量以说服教育为主。而带兵多年的胡卫东却没这么好的肚量，尤其是后世三年困难时期的沉痛教训更令他对此事不敢轻忽。事实上当年上面的决策固然有误，但下面大量虚假的信息对其造成了误导，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现在弄虚作假的风气才刚刚抬头。下点狠手应该不难压住，若是等其泛滥成灾，那时可就难以收拾了，毕竟中国有着“法不责众”的传统。。。。。。
考虑到干部队伍的觉悟还普遍不高（注1）。胡卫东除了那些摆在台面上的官话之外，还让人在私下散布“弄虚作假会令上级作出错误的决策，实质上是让领导给你背黑锅，还有什么错误的性质比这更严重？”之类的言论。结果被官本位思想浸润了几千年的国人果然更能接受。不过，为了避免以后此事成为自己的小辫子，胡卫东还是第一时间就向中央和太祖汇报了此事。同时还将弄虚作假一旦泛滥成灾之后将会招致的种种恶果向其详细剖析。结果一向厌憎官僚作风的太祖当即对其高度重视起来，告诉胡卫东放手去干，还派了社会部的康部长过来帮忙。。。。。。
康部长后世恶名昭彰，但由于这个时空的整风运动是由性格温和的张浩总负责，因此康部长一方面没法像历史上那样造成多少冤案，升迁的速度也比历史上慢了许多（王明早早被打倒，令其历史上关键时候选对阵营的功劳没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与胡卫东这位常委之下的第一人根本没法比，所以胡卫东根本不怕他瞒着自己借机乱来，要知道历史上这厮虽然干了不少坏事，却从没树过强敌，绝对是人精中的人精，要不然以他累累的罪行，又怎么可能得以善终、并且死去多年之后才被清算？
而另一方面，康部长人品虽然不好，但在谍报安全和内部整肃方面的确有着卓越的才能，历史上改开初期对康部长重新评价了之后，他所制定的安全保密制度很自然地跟着被推翻了，结果其后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比之前几十年加起来数量还多的重大机密外泄事件，不得不重新恢复成他当年制定的一些安保制度，其才可见一斑。事实上，也正是有了这个“坏人”的帮忙，胡卫东整肃风气的行动才能最终取得成功，否则以他骨子里还只是一个科技专家的有限心机，加之行政系统又不能像军队一样令行禁止，胡卫东不被下面那些干部玩得团团转才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部长还帮中原解放区改革了安全保密制度，自此以后中原解放区、特别是军工系统，再没发生过一次大的泄密事件。。。。。。
虽然如此，但胡卫东出于对康部长人品的担心，还是将制度定得很死，尽量不给他个人操作的空间。由于历史的教训，胡卫东严查弄虚作假集中在数据统计方面，他规定抽查率一般不得低于十分之一（连续三年没出任何问题的地级行政区或者省级直属部门可以降到二十分之一、连续五年没出问题的可以降到五十分之一。），统计数据与实际值的偏差超过一成就将被记录在案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偏差超过20％、或者偏差超过15％且无有说服力的理由，则将被定为“弄虚作假”，如果又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经济损失），则使其具体情形从重处理，最大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便没有造成严重损失，第一次“弄虚作假”被发现后，违纪者也将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并且要离岗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期满后重新安排工作，原则上级别不得高于之前的职务（一般都会降个一级两级）。而如果是第二次“弄虚作假”被发现，若是造成损失，则罪加一等，即便没有造成损失，也将被撤职并开除党籍（除非以后能够证明此罪不实，否则以后立功再大，也只能当个党外人士了。）。。。。。。
注1：其实建国初期的干部觉悟并没有后世以为的那么高，只是中国人从众心理很强，在大气氛的影响下干部们很自然地随大流而已，此外严刑峻法和群众监督也是很大的威慑。但是大的罪行不敢犯，弄虚作假这种可能谋得名利却不被视为重罪的小事，大家却不惮学一学，类似的还有当时十分普遍的“靠山吃山、靠厂吃厂。”。。。。。。
第四百三十九章 国企分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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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并不能彻底消除“弄虚作假”的风气，但那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胡卫东的做法能够将“弄虚作假”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令后世不致出现“亩产万斤”这样的天方夜谭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这已经足够了。
此外，胡卫东考虑到历史上那三年“浮夸风”兴起固然要怪下面的干部为了升官而弄虚作假，但上面定下的过高指标也是重要的诱因。因此胡卫东故意抬高了1939年的“部分”（这两个字很重要）经济指标以“引蛇出洞”，一方面以此找出宁可遭到上面怪罪也坚持实事求是的优秀干部加以重用；另一方面则揪住一些为了完成指标而虚报数字的干部进行了惩处，算是杀鸡儆猴。而胡卫东更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趁热打铁，在中原解放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形成了“弄虚作假”的性质远比完不成任务指标严重得多的普遍认知，“任务完不成是能力问题（也就是说最多只会降职），糊弄上级是政治问题（这罪就严重了）。”。此外，胡卫东还以部分经济指标定高了为由向中央自请处分，一来告诉下面的干部，上面的经济指标若真是过高，只要没有弄虚作假欺瞒上级，即便完不成任务，责任也不在他们身上；另一方面则是以此为先例，确定决策失误必须追究主要决策者的领导责任。。。。。。
而经过这次风波之后，性格老实、不耍滑头的干部也由此越来越受重用，相反那些虽有才具却总想着投机取巧的家伙却遭到了冷落，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下本来就应该是老实人（但不等于是笨蛋）更有价值。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狡猾的家伙更容易混得好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过，胡卫东却也并不想搞苏联那样僵化的纯粹计划经济模式，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那是根本没有前途的，但他更不想让后世的地沟油、毒奶粉、稀土白菜价出口等触目惊心的事件重现（摸着石头过河。付学费是必然的，不能苛责当时的赤色党，但作为穿越者，更不能明知故犯。）。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两种经济体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而其中胡卫东认为最关键的一点，则是国有企业的定位，他认为“国企主要是为社会服务的。其次才是为国家创造利税。”，举例来说，矿业开发交给私人来干。经济效益肯定比国营矿山高得多。但是私营矿主因为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肯定会只采掘那些较容易开发的矿脉，而那些价值相对较小的则会被其放弃，从而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确实利润更多，但国家和社会却要为此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沉重代价，从全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此外。资本谋利的冲动会令其本能地忽视安全生产和工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