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当中，我也犯了一个错误，给我的数学老师贴了大字报批判他。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其实那个数学老师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受了“文革”政治风暴影响的我，把自己平时对这个数学老师的一些看法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理解了，认为这个数学老师是要我们走白专道路的“牛鬼蛇神”。我写了很多大字报，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公开批判这位很有水平的数学老师，对他造成了伤害。
今天，我依然对我的数学老师有歉疚之心。
我要正式向他道歉，即使我已身在遥远的澳洲，即使“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我也要请求他的原谅。
1974年，我中学毕业了，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部队，一个在黑龙江农场，按政策我可以留在上海，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去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锻炼，所以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去了农村。
1975年3月，我去了江苏大丰县境内的上海海丰农场安丰分场第一大队第二小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5年3月—12月，我先后担任第2小队的团支部书记，副队长和队长。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不喜欢拉山头，搞宗派，玩江湖义气那一套，所以我这个队长当起来就比较不容易。我们那个创业大队，尽是一些顽皮的人，前任队长就是被他们轰走的。我来上任之后，他们又故计重演，天天给我出难题，甚至和我明着吵，摆出一副不把我轰走绝不罢休的架式。
那时的我，想想看吧，个子不算太高，身子骨也不太强，还带着一副近视镜，象是是个白面书生，一看就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睛里。他们甚至找机会欺负我，比如在门上放一盆水，我推门进来时被浇了个落汤鸡，或者是趁我睡觉时把我的鞋子藏起来。
开始时我和他们对着干，后来发现矛盾越来越对立，此路不通。
我知道我必须发挥我的优势，我巧妙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和他们沟通，关心他们，甚至和他们交朋友。一次在回上海参加理论培训班的时候，我还借机走访这些人的家庭，与他们的父母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一下子就把那些调皮捣蛋的伙伴们给感化过来了，我们也成了朋友。当我离开生产队，去创业大队担任大队长时，整个生产队列队欢迎，不少调皮的伙伴经常来创业大队看我。
我记得那是在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了，左的势力再次笼罩中国。我们象被上了发条的钟一样，不知疲倦地“战天斗地”。有一次，我带领创业队的二十几个知青在玉米地里抢种，整整72个小时没有睡觉，生活完全进入一种超常规状态。
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要改造自然、改造环境，“誓让山河换新颜”！我们挖沟、填河，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经常一走就是20多公里。我们在芦苇荡里摆下战场，“天当房，地当床，遍地芦苇做围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心中总有一种青春的激情在燃烧。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唱的一首《创业歌》：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
由于创业队在海边长期住茅草棚的缘故，我得了风湿，一遇阴寒天气就非常难受。这个毛病直到现在还经常困扰我。
1976年1月，我被选中去组创一个新的创业大队，开始大队领导仅3人，支部书记是黄恒彩，大队长是程杰和我，后来大队领导增加到7人，徐中麟，孙持平，王茹泽等也进了大队班子，当时一个大队的知青有300多人。我先后分管后勤、治保，以及团总支部等工作。我小时候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当上了“大队长”，手下管着300多人！
当大队长起见，给我积累了不少和人打交道的“管理”经验。
后来，我们的创业大队变成了一个团结得紧紧的整体。记得有一次一个创业大队的人游泳时遇到风浪，失足落水。我们队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上岸，并轮流背着他，跑着去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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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追忆似水年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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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后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搬到了屋子外面躲地震，把屋子里的粮食也搬了出来。当时支书不在，程杰在上海受训，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当时有临危受命之感，想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同事，300多人的安危都在我的肩上。
不久，毛主席去世了。当时的感觉是，天真的塌了。
当然，天并没有塌。而且很快，“四人帮”倒了。我们都感觉到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77年３月，我被调往上海农场局，随工作队进驻上海市长江农场，我的工作组进驻供销1个农场的后勤，共有上千人，而我分管车队、船队等工作，有300多人。和在创业队时比，条件好多了。而且由于邻近大城市，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很好，我那时虽然还说不出这个国家正在朝哪个方向上转，可我已经能感觉到转机。我很兴奋，甚至很激动。我开始等待着什么。
1978年３月，结束了工作队的工作，我回到了海丰农场安丰分场，担任团委筹备处负责人。
当时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可能要一辈子都在农场干下去了，并看好我的仕途。我却突然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上海机械学院的电子计算机专业。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是1978年底入校的，也就是俗称“78级”的那一批。
从18岁到22岁，我的整整四年多的青春时光，都贡献给那个农场。
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在大学校里，虽然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可我却对经济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经常去附近的上海财经学院旁听，希望考财经学院的研究生。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对经济这么感兴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
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高教局，上海的华东纺织大学（现在的中国纺织大学）计算机中心和上海外贸局工作。
在外贸局工作期间，我被选为培养对象，参加统一考试去干部专修科学习2年专业英语，我的英语主要是那是打下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深入人心。
我在干部专修科时萌生了“下海”办公司的想法。我准备搞一家高科技开发和咨询公司。我和我的顶头上司认真谈了我的想法，而且说服了他。可是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属于外贸局培养的人才，在机关里过着安稳日子不是挺好的？干吗要自己往风口浪尖上闯呢？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于1983年毅然“下海”，同时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总是不安于现状，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以求更新、更大的发展。
从1983年到1987年，一共四年，二十几岁的我，我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就那样在商海里拼搏。後来，我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成立一个青年人的研究会，汇集一批人才，并确定以研究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经济为主，同时想法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挂靠后，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年轻的学者也加入其中，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见的。研究会成立后，我被选为上海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和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
与此同时，我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办了《集体经济报》和《上海中小企业报》这两份报纸，积累了很多办报经验。若干年后，我到澳洲也办了一份报纸。这又是后话了。
回顾起来，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农场那四年多的磨砺和创办公司的锻炼，它培养了我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能力，也锻炼了我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领。我觉得这两点是人最重要的素质，正因为有了在农场四年多的磨砺，才可能在回到上海之后在机关和商海里面如鱼得水。
这些人生经验，是我来澳洲的最大资本。
若干年后，当我以一个海外成功生意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时，主持人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你在澳洲的第一个5年就赚了600万（人民币），第二个5年又买下了价值1。3个亿（人民币）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到了第三个5年时已经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总价值以达数十亿（人民币）；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在1987年去澳洲的时候身上只有1000澳元，这是真的吗？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吧？
别的什么东西？
我的回答是：我的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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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重大抉择：弃学从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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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12月份，我决定弃学从商。
我果断地离开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去一家商学院工作。
澳洲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办的综合大学，一种是私人办的专科学院。专科学院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无法与正规的综合大学相比。大学学成后，会根据所学年限及成绩颁发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可是学院就只颁发结业证书。
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名气的迪肯大学，而转去一家私人开的商学院工作呢？
有四个原因：
第一，这所商学院是一个西班牙人后裔办的，才刚刚起步，会有很多机会；
第二，我来这所商学院是做国际部经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
第三，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进入成人教育领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工资高，年薪六万，是原来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时的五倍。
那时的六万年薪在澳洲也算是很高的工资了，据我所知，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不过七万多一点。六万，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40万人民币！而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多，一年还不到两千，40万就是工作200年的工资总和！
我应聘这所商学院国际部经理职位时，觉得非常有把握，因为我提供了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工作资格证明材料。除了我正在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做主任的工作经历外，我还提供了这几年在澳洲主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我的著作《中国贸易指南》，最后还有我在中国大陆、尤其是沿海省份广泛的人际网络，以及我对中国市场的把握。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非常自信，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和澳洲人打交道的经验。
结果我面试成功了。他们看中我的是，我既有着丰富的澳洲本土在大学的工作经验，又有着广泛的中国大陆人脉关系。
我担任的这个国际部经理的工作，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招生，其实就是以华人为主，因为东南亚来的留学生也多为华人。
我上任后才知道这个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租用的一幢大楼也完全空着。
我立刻觉得不妥，这样经营学校能赚钱吗？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才知道，他们还没拿到教育部的招生准许。不过，老板已经不想再等了，就这样开始招生了。我越发觉得不妥，这样做合法吗？我相信迟早要出问题的。而且，老板也一直在花钱，却没有一钱的收入。
我开始动摇了，本来想好好干一番的激情也渐渐地冷却了。
我在继续观察。
后来，我了解到，学校的老板，也就是那个西班牙人，由于继承了大笔的遗产，所以有雄厚的资金，就是说，即使是没有学生，学校仍旧可以运作。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妥。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赚那六万，我是有抱负的，我要借着这个平台干一番事业的，我可不想混日子。
我在这个学院干了两个月，1990年的２月，我就离开了。
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金凯平啊金凯平，你可真是太傻了，那可是年薪六万的好工作啊！怎么能说辞就辞了呢？管他管理混乱不混乱，管他是不是有许可证，总之只要你能拿到薪水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
可是我想，如果就这样去大陆招生，那不是吭人吗？人家花了血汗钱来读书，万一教育部最后不发招生准许，那这所学校可就成了一间不合法的学校了，我怎么能对得起父老乡亲？
一年后，这家商学院就倒闭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招没招到学生。
我在这家商学院工作期间，同时开始了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写作。由于工作轻松，再加上也没有了身份的焦虑，所以写的很顺手，很快就完成了初稿，并交给Breth教授进行修改。
时间进入1990年。我已经出了一本书，拿到了澳洲永久居民身份，还买了幢房子。至于我的工作，我辞去了以学术为主的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又辞去了以经商赚钱为主的商学院国际部经理的工作，我要象中国一样，再次“下海”，自己创业了。
我想我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在澳洲生存和发展的自信。
这一年，是变化最多的一年。
我像是一只新移民中的领头羊，在飞速地奔跑，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会和目标。
虽说我那时来到澳洲已经超过两年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前后一起从大陆来澳的数万名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中的大部分，都还在埋头打苦工，在大大小小的餐馆、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吊塔林立的建筑工地，赚着每小时５－10澳元不等的辛苦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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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重大抉择：弃学从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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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用自己的脑子挣钱，用自己的智力生存。
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总是给予那些已经有了准备的人。
果然，机会来了。就在这年的一月份，我有了一个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