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日本哪家医院哪位大夫检查出这个精彩的毛病？反过来我想知道，像男变女和女变男的手术一样，可不可以给所有好酒的朋友装一个酿酒的胃！甚至医学家有一天制造出可以任人购买的各种“酒胃”，像假牙随意装入口腔那么方便，像换灯泡那么容易。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酒鬼’胃。”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茅台’胃。”
“喂：老板，给我来一个‘五粮液’胃。”
“哈哕：给，我，一，个，XO胃。”
让天下的酒徒们享受既“酒醉”又“饭饱”的一个钱掰两瓣花的极乐世界？那该多好。
可惜我的两位好友潘际垌和邹洁英兄嫂都先后去世了，留给我的只有伤痛的余香。我们两家的交情继续了五十多年，无论是太平或动荡年月，我们都没有丧失友谊的信心。
这两夫妻真有点特别，丈夫文雅温藉，妻子坦荡豪侠；妻子胆大，丈夫胆小。他们都倾心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好艺术、好文学、好音乐、好饮食和讲究的菜肴、好烟、好酒、好的衣饰。而且是一对好父母，教养出几位很有出息的孩子。
并且，谁也不准说他朋友的坏话，他们的朋友都是心目中世上一流品类。
我们背后都笑称女的是“十三妹”，男的是“安公子”。
兄嫂都好酒，而且好好酒，酒的学识精深无比，尤其是好客的癖性让朋友鼓舞佩服。嫂夫人的江浙菜肴的烹调手艺一流，我们北京城十几个朋友成为经常被招饮的对象，凡半月空闲就认为异象。
批黑画那段时候，我成天都在挨批，其实事实很简单，无非我给当时还不认识的南京画家宋文治的册页上画了个猫头鹰，要我承认是给北京饭店画的，北京饭店那么大，册页上的猫头鹰那么小，能挂在哪里呢？就算给北京饭店画的，怎么就变成攻击社会主义了呢？何况在画上明明题了宋文治的名字。诬陷的目的指向周恩来总理，而调我到北京饭店参加美术设计工作是周恩来、万里同志的意思，也就是说：“周恩来总理和万里同志调来一个攻击社会主义的画家到北京饭店。”猫头鹰又如何攻击社会主义呢？爪牙们说：“一眼开一眼闭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为什么眼睛的一开一闭就是攻击社会主义？说来说去，这帮爪牙也弄不清楚。不停吵、嚷、骂！我也可怜这帮爪牙，他们为我的事背后忙得比我还累，日日夜夜弄材料，跑外调，还要在会上大声地叫喊，拍桌做表情……我也累，上下午挨批，回答问题，只是不管如何遭遇轰炸扫射，把住我根本谈不上画一只猫头鹰去攻击社会主义这道关，一攻一守，“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弄了近两个月，挨批之后回家还要写明天的交待检查。这种累比挨批还可怕。洁英大嫂说：“好好吃，好好睡，留精神对付他们！这年月，活都不怕，还怕死吗？”
老潘兄则每晚开通宵为我写检查，第二天一早上他们家按稿重抄一遍，带上学校。大嫂说，老潘兄每晚都汗流浃背，他胆小，他害怕呀！为了朋友又不能不写，半夜三更，嫂夫人掀起被窝坐起来骂他：“你看你，又不是你出事，怕成那副样子，都三点了，快写完了好睡！”老潘一边写一边说：“别吵！别吵！永玉清早来拿！”就这样为我做这检查，工作了一个多月。
写这么多与酒无关的话做什么？有关的！
他们夫妇都爱朋友。为朋友真诚的承受苦难……洁英嫂爱做好菜，像诗人写出得意的诗要读给人听一样，总要招人一同共享。太平年月算不了什么，“文革”期间，居委会定她是资产阶级，剃了她半边头，要她每天大清早扫好长一段胡同。胡同一扫完，回家洗手洗脸，包上头巾上菜市场。（免得人见到她“阴阳头”）买回来一个七斤多重大鱼头，于是就打电话招我们这一伙人晚上上他们家去。
朋友一边喝酒吃鱼头，一边轻声地说：“你的胆比这个鱼头还大！都什么时候了！……”
她说：“我怕什么？不偷不抢！不反革命！历史清清白白，不就资产阶级作风嘛！不过就是爱点打扮嘛！居委会都说我地扫得认真，像个改造的样子，一个家庭妇女还能怎的？我故意穿好料子衣服，包漂亮头巾扫地……让他们看看！”
“文革”期间，他们家藏的好酒眼看喝完了，就买市面上能买得到的，朋友也帮忙张罗，就在这当口“四人帮”伏法，天下大白。
从此，大家可以大声说话，聚会的机会更多起来。我是个不喝酒的酒徒，有如胆小而喜欢热闹的人买爆竹请别人放，经常买酒的份就由我主催了。外头送我的洋酒、土酒，也就点滴归公地送到他们府上。多少年过去了我跟家乡的酒厂挂钩之后，酒的品牌进了北京，最开心的是他们俩夫妇。
“真没想到，你们家乡出沈从文，还出这么好酒！”
这两位酒的老行家逢人就帮着吹我家乡的酒好，还夸张地说：“有此酒，不做第二酒想！”
后来，他俩定居香港。我凡去港，仍然带家乡酒送他们。不久，有成就的儿女接他俩去了美国，间或也回港、回京，我仍然陪他俩喝故乡的酒。他俩的神气，真用得上“陶醉”这两个字。
洁英嫂曾说过：“最希望有一棵能挂秋千的大树。……”
我在佛罗伦斯圣塔玛托山上的家，前院有棵巨树，伸出一大枝可以挂秋千的树干，邀他俩来做客，每次来信总说好、好、好！却总是不来。
洁英大嫂先几年去世，老潘到过万荷堂多回，最末一次像是告别，三天后逝世在北京的医院。洁英大嫂除了去过我香港的家之外，意大利的“无数山楼”，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夺翠楼”，“玉氏山房”，她都没有到过……
东坡说：
“……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
人到老年，想起往日的朋友，怎不心酸？……
二00三年八月二日晚斜月当空写就
一个街坊眼中的黄永玉
刘一友
我与永玉同是凤凰县北门内文星街人。这条街长不及百米，十分寂静。不过，说起来也真光荣，清末的“湖南神童”，在民国初年当过一阵子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也出生于这条小街，他家住房如今还在。永玉的母亲是我幼稚园的老师。永玉曾任过一届文星街小孩的领导人，据说还很卓越，小孩呼这样的领导人为“大王”。“大王”任务主要是领导本街小孩与别街小孩打架骂娘，学习勇敢，不怕场合。我那时小，还不够格跟着他冲锋。他家老五永前充当大王时，我零星跟过，战绩平平。今天讲话选用这样一个题目，意在提醒自己，一定要紧贴故乡这片土地来探讨永玉成为当代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奇才的深层原因，当然，不会是唯一原因。
一、永玉和凤凰地域文化的关系
凤凰这座小小的石城，坐落于湘黔边境的万山丛中，如今许多人只知道它是一处旅游胜地，对于这小小石城过去却了解甚少。其实，七八十年前的二百余年间，这里曾是湖南省一个军政特区的首府。它管得宽，今天湘西自治州和怀化地区的全部市县，邵阳地区的绥宁、城步等共二十余县都属它的管区。它权力大，这里行政单位名目是个全国不多的“兵备道”，军事上设镇，驻有总兵。它级别高，指的是这里的军政首长，常常是个具有“副省级”头衔的角色。我以为，对凤凰这一军政特区的首府，要视之为大湘西的首都，才会有助于我们的想象更合乎当年的实际。
这座大湘西的首都，还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在它充当首都的二百余年间，真应验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古谚，后百余年才开始大批量地产生人才。武的和文的都有。武的方面，自从田兴恕、沈毛狗（沈从文祖父沈宏富）等一批贫下中农以镇压“长毛反贼”有功而当上将军后，凤凰出的将军达百余名之多，平均大约每年一个。其中包括了陈渠珍这类优秀军人。究其原因，本地系军事重镇，又长期推行“屯田养勇”制度，当兵的人多，追求军功的人多，自然当将军的人也会多起来。至于凤凰出文人的情况，它略迟于出武人。不过自光绪末和民国初年出了个熊希龄后，知名文人的人物链也不曾断过，一辈辈接之而来，如田星六、田个石、沈从文，还有今天在座的永玉老师也是这人物链上闪亮的一环。
凤凰出文人，这里主要指出艺术家。究其原因，与当地雄奇秀美的山川有关，与清末民初时，当地教育并不落后于省内其他地区有关。试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地方就办过美术专科学校了，那时全国这样的学校只有几所。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与当地十分特异的地域文化有关，与这文化对一个人的气质影响有关。
我认为，对于一个艺术家的诞生来说，学校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十分重要，绝对重要，但比较起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处特定文化环境为之孕育起来的特定艺术气质来说，这气质就更为重要，不少情况下，它对于艺术家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导向作用，或日定调作用。
试看沈从文，二十一二岁跑到北京去，想靠写作谋生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学历低，平日说自己小学毕业，据永玉所知，仅一小学四年级肄业生而已。当时他自学所读的书不多，连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甚了了，但初期从事写作时的短短一些诗与散文，竟然引起林宰平、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高度赞赏，靠的是什么？我看，靠的就是湘西，特别是凤凰文化所赋予他的一份艺术上的灵气。在凤凰，还有一批批“打狗不会谈狗会”的人，他们自己虽不写不画，但鉴赏力却颇不一般，这显然也与当地文化熏染有关。
不过，今天我的任务不是谈论沈从文，也不是谈论家乡老老小小一批极富艺术灵气的业余创作者和鉴赏者。我的目标在于想利用自己作为一个凤凰人的方便处，具体地探索一下永玉的一份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风格与凤凰地方文化有何深层的渊源关系，并想由此得出对他作品进行总体文化定位的某些启示。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首先要弄清的是永玉少年时代在凤凰大受其熏染的地方文化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一言以蔽之，永玉少年时代在家乡大受其熏染的地方文化，是二千余年前曾在南中国大放异彩的楚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古楚文化中巫风特盛的民间一支，它的种种特异处、灿烂处，主要在其宗教、风俗及民间艺术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关于古代的楚文化，这里主要谈它的艺术，其基本特征，当代人是从现有的文献和文物两方面入手进行了解的。千万不可认为楚文化中艺术这一部分是什么原始的、拙朴的，甚至是粗糙的东西。那神秘、华美、热烈，充满浪漫激情的《九歌》，就是沅湘一带楚人宗教的、民俗的、艺术的多种事象的鲜明反映。而近世出土的楚文物，如帛画、织锦、刺绣、漆器、铜器等图像、纹饰、色彩、造型乃至音响也是美不胜收。人们正是从这些文献和文物两方面，综合地探讨了楚文化艺术的基本特征，理解到古楚文化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这一泛神论基础上的文化。因而楚人对万物总怀有一种崇敬心理和泛爱倾向，加上楚人社会特点的一些影响，反映到艺术领域里时，则表现为楚人特别重生命的庄严，重个性的自由，重情感的张扬，重时空的流变，重形式的惊采绝艳，重创作上的标新立异，同时，也格外重视对华夏，对蛮夷艺术经验的放肆吐纳，为己所用。这也便是人们平日公认的、尊崇的楚艺术精神。
许多年来，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以为神秘而灿烂的古楚文化随着楚国的灭亡而融入中原，不再以独立形态存在了。他们没有注意到在偏远的沅水流域，因种种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楚文化民间一支在楚亡后二千余年间，还曾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间这样的事实。更没注意到，在凤凰充当大湘西的首都的二百余年中，随着沅水中上游水系城乡人群的涌入，曾将这楚史化大量带入，使之奇迹般地得到一次整合和张扬这一事实。关于沅水流域水系城乡及凤凰文化的楚文化性质，在近代，最早对其确认的是沈从文，他多次指出了自己目击的沅水城乡和凤凰的文化事象，与《九歌》等古楚文化事象“古今相同”之处。
唯一值得再次指明的是，在凤凰，这楚文化艺术的种种事象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什么文献上的语言描述，不是什么拍摄清晰的图片展览，不是博物馆防盗玻璃柜里陈列的那些精美绝伦但却不免零散的文物。在凤凰，它反映在神秘而热烈的巫事祭仪之中，反映在古老而充满人情味的傩戏之中，反映在五光十色、万人迷狂的年节之中，也反映在石城区数十座寺庙建筑及寺庙种种雕塑和彩绘上。同时还有几乎引诱了石城区所有小孩逃学的那条南门城外的边街，那里有铜、锡、木、竹等工艺品生产作坊，有百看不厌的华美工艺品及其制作过程。再还有为数不多，但产品精细无比的银匠铺，造型奇特、色彩艳丽的纸扎人物铺可供小孩留连。至于家家户户窗格和家具上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更是举目可见了。在这里，楚文化艺术事象，林林总总，以一种全方位的、氛围的状态作用于当地人，特别是小孩，细雨润物般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也即影响着他们特定艺术气质的形成。在文化学上，这种影响人情感气质形成的文化艺术事象，被称之为“有情文化”，这与学校老师或工匠师傅传授的，作为谋生手段的“有用文化”比较，“有情文化”令人终生不忘。
总之，在近代，沅水流域遗存的楚文化艺术在凤凰得到了最后一次整合和张扬。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老一辈凤凰人的一大幸运。当然，更是作为艺术家的永玉老师的一大幸运！
凤凰城区的楚文化艺术对永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强烈的重情爱美倾向，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