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城区的楚文化艺术对永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强烈的重情爱美倾向，二是吐纳百家、为我所用的气概。
重情。表现为重情义，重情致，重情趣等等。这是楚人重生命、重个性、重自由的一种必然的外在表现。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重抒情，重所谓“发愤以抒情”这样一种南方楚艺术的基本倾向。这与当时北方艺术之重载道，重所谓“诗言志”“志于道”“发乎情，止乎礼”的倾向大异其趣。前者浪漫主义气息浓重，后者则显得更近乎现实主义。
永玉重情，他几乎是不自觉地为一种泛神观念所支配，因而对一切有生命活力，有生命个性和情趣的事物，都持有一种万般惊讶、亲切和关爱的情感。他爱狗爱猫，爱花爱树，爱山爱水，爱风爱雨，爱太阳爱月亮等等，当然更爱亲人、朋友、小孩、老人及古今一切善良而有趣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泛爱情感影响下，他对个性生命的异化或遭毁灭，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对恶势力的极端愤恨。当永玉进行艺术创作时，这样一种宽泛而强烈的情感倾向，无疑便会构成他的一种审美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池塘春草、柳间黄莺、春兰秋菊、冬梅夏荷、阿狗阿猫，自然无不生意盎然，意趣纵横。至于人情世态，更因这重情视角而易于产生“移情”体察，最终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欢乐或痛苦。
爱美。楚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色彩、讲漂亮的一个族群了。生命现象，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神奇莫名，这让具有泛神思想的楚人万般惊喜和崇敬。但美感得依托“物化”而传世，于是产生各类艺术为之“传神”。楚人对美的倾心，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对形式美诸因素及其体系功能把握的格外讲究上，也表现在对形式技巧多方吸取和不断创新的超常热情上。还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对形式美的追求，常常与其超凡的浪漫主义想象结合在一起，因而，使其形态常具有更多的奇幻特征。爱美，永玉作为楚人后裔在这方面与其先辈们比较，其热忱也是耀人眼目，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文学创作方面，永玉讲究语言的雅俗并陈、佻 机敏。在叙述过程中，他总是任情感自由起伏，并用这行云流水般的情感去组合生活事象，正因此，人们读他的散文时，才会时时为一份浓厚的情意、情致，或情趣所牵引，自自然然地读下去，如听一首抒情乐曲一般。这种风格，可说正是楚辞传统。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蜜泪》、《江上》等，是这种用起伏的情感组合事象的代表之作。这与某些散文家一提笔就为读者先设定一个“主题思想”的陷阱，再编制形象性的逻辑引君入瓮的作法，大为不同。后者显然属一种因过分追求“载道”目标而引发的病态表现。
在绘画艺术方面，永玉对形式美的追求上，表现出以下一系列的特征：他高度重视图像的繁富奇诡，当然也不乏寥寥数笔以简驭繁的作品，不过其作品中楚风最浓，分量最重的大画，其构图大都繁富奇诡，令人目不暇接。又，他高度重视线条的圆活飞动，如疾云，如流水，如火焰，不仅求其富于质感，更追求其富于情感，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再，他高度重视色彩的芳菲缤纷，华美响亮，而无意于“素以为绚”的刻意追求。他还特别讲究对画面中纵深运动关系的处理，以求营造出一种令人难以言传的空间美感。永玉这种表现在绘画上的追求，显然是楚风楚式的。而永玉这种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养成则无疑与凤凰石城区文化艺术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永玉的艺术精神和艺术趣味是直接植根于家乡楚文化艺术沃土之中的，他直接继承了楚文化艺术神秘奇诡、明亮灿烂、充满生命活力的传统，使其在自己笔下得到复活，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其《山鬼》，可视为这方面的杰出典型。
较长时间以来，有的人因看不出永玉作画与宋元明清的文人画派有什么瓜葛，便以为永玉国画缺少了中国传统根底。加上他又不是中国或外国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因而也无缘拜在哪个著名大师门下成为模仿者。于是，一些人轻率地视永玉为“野狐禅”一类。这些人对中国美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似乎太不在意，对历史上曾在南中国大放异彩、灿烂非凡的楚文化艺术也似乎注意不够，当然，更难于有机会发现在永玉故乡，楚文化艺术还是活生生的这一奇异现象了。永玉的绘画艺术，直接植根于家乡楚文化艺术沃土之中，这根底是何等的厚实！永玉可说是就读于家乡这所没有校牌、没有专职教师的楚文化艺术学院的高材生，这经历是何等的令人羡慕！这较之某些只局限于“仿八大”之类便以为有了根底的人来，永玉可谓得天独厚矣！
近期，我有机会较多地看到永玉作画，我发现他将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方法引入绘画，同时，也将绘画过程变成了一种音乐活动，这是永玉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一大标志，也是他作为艺术大师的一大特点。
永玉说，“我常常专注交响乐中一两层的背景音乐，试着为国画中背景寻找出路。”又说，“中国人懂得中国的打击乐，强弱、快慢、疏密、长短……其实加上颜色，就是现代美术。”这些话，显出永玉一种高超的悟性和一种广泛的“通感”能力。关于他将音乐的启示引入绘画，我们可从他对画面处理的多种用心上直接感受到，无论是“大胆落墨”处，还是“小心收拾”处，都能发现到他借用了一些作曲的技巧，在总体布局、线条流转、色彩铺陈及某些必要的点染上，他都十分讲究。他熟练地处理着画面基本调子的反复和变化，节奏的强弱和快慢，以及种种呼应在变化中的巧妙平衡，让人从画面上获得一种近乎自然天成的音乐享受。
再从永玉作画的过程来看，特别是看他画五六米长的大画。此时此刻，他俨如音乐指挥，让线条、色彩在自己意志下，自由自在地流转和铺陈。又可视为他自己在演奏一首乐曲，忽高忽低、忽强忽弱、忽快忽慢、忽断忽续，最后凝定为五彩缤纷，生趣盎然的画面，在这一过程中，他专注非常，近乎“郢匠运斤”、“庖丁解牛”，十分过瘾。看他作画，不要多嘴，眼睛追逐着那布线敷色的过程，便会如听音乐一般，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
关于永玉受楚艺术精神影响而格外“重情爱美”这个方面，是我今天这个专题讲话的重点所在，所以讲得多些。以下，谈永玉在楚文化艺术精神影响下“吐纳百家”的情况时，便会简要一些了。
“吐纳百家”，这指的是楚人学习别人艺术优长时的一种不拘一格的开放态度。当年，他们学习别人，不论华夏，不论蛮夷，广为吸取，为发展自己艺术所用。永玉也是如此一种气概，他以家乡给予他的一份深厚的楚文化艺术秉赋为基础、为依托，广泛“杂食”，包括思想观念方面的，更包括艺术技巧方面的。
永玉“吐纳百家”，在艺术技巧方面的表现十分惹眼。他说：“一个画家要有许多技巧，要视野开阔。”又说：“我画画绝不停留在原地不动，不像一些外国画家，总爱把自己固定在一个风格上。我也不泥古，仿什么‘八大’，但我尊重传统技法和理论。”“有人说要固定自己的风格，我从来不固定自己什么风格，什么都试试，都吸取。”还说过：“我永远不停地在探索和产生新的形式。在原地停留，我忍不住，也许只有我们湘西人、凤凰人才可以有这种劲头！”这些话，都很实在，他可说是欢欣鼓舞、手忙脚乱地在古今中外各个相关领域里乱捞，捞来就试，看得出他连西方点彩派画法、梵高观念的画法都试过，从不见他“食古不化”，也不见他“食洋不化”，他声称：“我大量吸取西方思想和技法，加以熔铸，最后变成我们楚人的、凤凰人的！”不止于此，他最后还要“让每一笔都姓黄！”
永玉这气概，可说是响当当的了，如此这般带着几分野气和霸气的吐纳作风，恐怕也只有楚人、凤凰人才会具备！
永玉今年八十岁了，还在兴致勃勃地创新，去年见他荷花画法变了，最近又见他画松有了新招。他说：“艺术家不要倚老卖老，再老，也得卖真本事。”信然。
顺带说一下，有人问及，永玉绘画，成绩斐然，为何还要不忘情于木刻、雕塑、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甚至工艺美术设计，以至让人产生“抢我们饭碗来了”的嫌疑。这现象之所以产生，我想首先还在于他有着太多的人生经历、太多的情感积淀和审美感受，快把肚子撑破了，得充分表达，而形式各有所长，内容各有所宜，于是产生了依托多种艺术形式的“必要”。但“必要”不等于“可能”。这“可能”的实现，关键有赖于永玉对多门艺术相通处的感悟能力，有赖于永玉对每一门艺术技巧要领的把握能力，同时还得有超凡的精力和勤奋，才能出类拔萃，否则就只属打滥仗了。不过，永玉如此多处涉足，从深处看，还是与楚人吐纳百家、好越界扩张的性情相关。无独有偶，沈从文不是在还没有离开文学创作时就开始了古代漆器、瓷器研究了吗！
若干年来，常见一些美术期刊或报纸上有人著文，大谈什么岭南画派、江浙画派，什么东北画家群、西北画家群，证明许多人都注意到艺术家特定风格之形成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了。惟独说及永玉，常只涉及他的幽默，甚至连其幽默的深沉处也不曾充分注意到，也有涉及他文章和绘画的，只觉得好得出奇，却常疏于考察其艺术秉赋的特征和渊源，于是只好大呼“天才”“鬼才”，应酬过去，真可惜。
总之，永玉有幸直接从凤凰活生生的楚文化艺术中获取一份重情爱美的气质，吐纳百家的气概，从而为他的创作，特别是为他的绘画带来了气势非凡，活力充沛，情趣纵横，浪漫奇诡，惊采绝艳的一系列楚风楚式的特征。同时，又因他长期置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之中，走南闯北，广泛吸纳，也为他绘画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法。以上种种，共同形成了永玉其文，特别是其画在总体风格上大异于当代同行们的深层根源。从美术史的角度看，永玉这风格独具的大量绘画，应属于灿烂的楚艺术的现代伸延和现代版本。而其本人，也因之成为一位楚艺术精神在当代的继承者和张扬者。像永玉这样有幸与楚文化艺术精神直接接轨的杰出艺术家，目前在中国还有哪些，尚有待发现，开展研究。我想，仅面对一个黄永玉，敏感的中国当代美术史家们也是应当有话可说的。
二、永玉和凤凰群体性格的关系
与永玉交往，所得印象，最突出的足他的雄强尚义和幽默通达。这既是他鲜明的性格，也是帮助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又因见其锄强扶弱、知恩必报、重然诺、轻生死、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种种表现，与《史记》中一些间巷之佚、布衣之侠的作风近似，因而又呼之为“游侠精神”。这主要看重在那个“侠”字，而不在于那个“游”字。凤凰这地方并非满城金庸小说中那类整天东游西荡，找岔子打群架的男女。凤凰男子大都是战士，社会要求他们具有的是楚辞《国殇》中所提及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士性格。
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再之后，则长期在政治运动狂涛中过日子，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怕场合，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他说过，“我们凤凰人，面临大事时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见风驶舵，唯唯诺诺，惹翻了，拍案而起，“不瓦全”，破罐破摔有何不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永玉不像当地祖辈那样结成团伙，号称“筸军”，去打英国鬼子、打长毛反贼、打日本鬼子。他从事艺术，孤身一人，去打谁呢？打击小人，又常常下不了手。爱打猎，也不曾遇过老虎豹子，因此，他的雄强，在主动进攻敌人方面，乏善可陈。倒是遭人打击，被动抵抗的机会甚多。曾经有那么二十余年，属于知识分子经常挨打受骂，饱受欺凌的时期，特别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势头，显然是要文化人的小命了。恰恰也就在这种场合里，永玉的雄强，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一次，中央美院受“四人帮”鼓动起来造反的学生，决心要通过触及永玉的皮肉来触及永玉的灵魂，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学生们用皮鞭劈劈啪啪地抽打他，他任他们打，就是不叫喊，不求饶，挣扎着决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回忆这事的人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那年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活下来真不容易，一些人就活不下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被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便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了。人们道路以目，永玉偶尔与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相遇，谁也不敢停下来说话，怕被人看见及检举，惹出是非于对方不利，只是擦肩而过时，沈从文匆匆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就是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在危机面前的态度。永玉则把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用以激励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千万不可因活比死困难时，一时软弱，死了，让别人开心，还可为你加上一条“自绝于人民”或“畏罪自杀”的罪名。那环境下，你能拖队伍上山与万恶的“四人帮”对抗吗？只能是“不怕活”，活下来等待“第二次解放”。“四人帮”倒台后，一次永玉同廖承志在一起，廖问：“听说你和四人帮作过斗争？”永玉答：“没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