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朴正圭对视了一下，我们都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在路上，四名持枪警卫和我们保持了距离，我们徒手夺枪的胜算很小。在这个生死的关头，我却发现我并不怎么害怕——因为这种监禁的日子已经使我有点麻木了，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我对生死的看法也有点麻木了，活着我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幸福，死了也并不意味着多么大的痛苦。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技术方面的东西，是能不能取胜的问题——现在对我来说，输赢的区别比生死的区别更重要，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在这最后的较量中打败敌人，对于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
路上没有下手的机会，我很庆幸朴正圭也没有贸然动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好事，因为我们正被他们引向那座神秘的小楼——也许进了楼里就更难反抗了，但进了里面以后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拼死一搏了。
我装作不知情地问到：“北野指挥官的办公室怎么在这座楼里了？”“他临时在这里，可能找你们有要紧事。”一名警卫回答道——他在我的学生里格斗是比较出色的一位。要紧事？是送我们上西天吧。
我们进了楼里。刚一进门的地方有两名拿着冲锋枪的警卫接管了我们，他们都穿着防护服，头上也戴着防毒面具，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片子《卡桑德拉大桥》里面列车上的那些警卫人员。那四名警卫向他们交接完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穿防护服，我们由这座小楼里的生化部队人员接管了。两个人中的一个用枪向前摆了一下，示意我们走在前面，我看了朴正圭一眼后就指向门外说：“北野指挥官不是在那边站着呢么？”在两名警卫回头看去时，我冲向离我最近的那个，右拳猛击他因双手持枪而暴露出来的右肋——他的头上戴着防毒面具，显然不适于击打。他马上疼得弯曲了身体，我接着用左手抓住他持端着枪的右臂，右手用手掌边缘，即手刀劈向他的后颈部，那里没有防护用具的保护。抓住他的胳膊后再打的方法属于中国武术里的“控制打法”，即控制了敌人的进攻武器后再进行击打，这同时也可以避免敌人向我开枪，因为当有人从后面掐住了你的右臂的话，你右手拿的枪无论如何也打不到他。一下，两下，三下——三记连续的手刀攻击后，敌人倒了下去——后颈部是人体最要害的部位之一，遭到重击后则轻者昏迷，重者丧命。朴正圭此时也搞定了另一名警卫。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了警卫们的带着防毒面具的连体服，拿起了冲锋枪。现在我们得快速行动了。如果现在去解救犯人很可能出问题，因为尽管现在防毒面具的掩护可能使别的警卫认不出我们，但戴着防毒面具去监管区肯定会让人生疑，因为防毒服只是在楼里的人为防气体泄漏而随时穿戴的，就算我们冒险去了，在和其他警卫说话时我可不敢保证我和朴正圭的日语都到了可以让人觉得就是日本人的地步——其实日本人是亚洲人中最难冒充的，因为日本人的种种礼节很容易使假冒者露馅。
现在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与外界联系的方式，可以选择电话或电子邮件，前者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各个办公室里肯定有电话的。刚才我们搜了那两名警卫的身体，但没发现手机一类的东西，估计在内部是不能随身带着的，因为这可能导致被外界窃听。我和朴正圭持枪上了二楼，可以走廊里有一些走动的人，他们也都带着防毒面具，在这里能区分不同的人标志就是衣服上的号码——这样我们可能被那两名警卫的熟人认出，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进了楼下的厕所，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我们得赶快行动。朴正圭的身高和他冒充的那名警卫的身高差不多，就走进了前面的一间屋子，桌子上摆了一部电话，屋里有一个人坐在一边摆弄着一些瓶子。朴正圭指了一下电话，然后过去顺手拿了起来，但他发现这只是一部内线电话，无法向外打。我们可能来不及挨个屋子找外线电话了，我也走了进去，顺手把门关上。屋里的那个人回头看我，我用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问他哪里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这个人的声音很平静，告诉我这个楼里没有可以向外打的电话。我向朴正圭示意了一下，他一枪托把这个人打晕了。我们现在的选择应该是赶紧离开这座楼，免得一会儿被人发现后包围起来。我们俩赶紧出了楼——本来这里是个战略要地，控制住化学武器才是最重要的，但我们的力量还明显不够，而且我们必须先通知外界，因为如果没有援军的话，就算全体犯人都被武装起来也可能对抗不过这支由恐怖分子组成的突击队。
现在我们只能向边上的装备库走去了，那里可能找到对外的电话，如果能占领那里的话，我们没准能找到更威猛的家伙，以少胜多才会有可能。我们快速进了装备库后，在门口的哨兵奇怪地看着我们，穿着防护服的人怎么会来这里，我用手在耳朵边比划了一下，又向外指了指，表示要打外线电话，对方竟用手朝一楼的里面指了指。我们点了点头就走进去了，进去时我仍暗中观察他，免得他已经识破了我们并趁我们不备从后面下手。一进装备库，除了库房外唯一的办公室就是值班室，三名穿制服的警察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便用冲锋枪对准了他们，朴正圭示意他们不要出声。对方显然惊呆了，我走过去拿起了电话。拨了老佟在中国大使馆的办公电话——这样从外面直接打进的电话是百分之百要受到警视厅和公安调查厅的窃听的，但这样更好，可以使他们更早地知道这边的情况。
老佟在听出是我的声音时显然有些吃惊，我简要地告诉了他这边的情况，并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方位是东京警视厅第二警察训练基地——放电话的桌子上一本信笺上的抬头这样写着。这时我们听见外面传来了一片噪杂声——估计是警卫的尸体被发现了，不过我们现在手上有三名人质，估计可以抵挡一会儿。老佟在电话那边说他马上通知日本政府组织营救，然后我们就中断了通话——日本政府的反间谍部门已经听到我们通话的内容了，他们会更早就采取行动的。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公安调查厅的石桥课长接到监听值班员的汇报，一名中国间谍从警视厅第二训练基地向使馆电话报告，他们和一些外国间谍被北野囚禁，后者准备发动对日本政府的攻击并备有生化武器。情况看来很紧急，石桥马上给警视厅打了一个电话。
2003年1月6日16：12——东京时间日本警视厅第六机动队第七分队的队员已经登上了直升飞机，他们是这次突击行动的尖兵。其他分队的队员也登上了装甲防暴车，跟随着前面的公安调查厅和警视厅的车辆向第二警察训练基地进发。公安调查厅是主管对国内反政府势力的侦察工作的，但它只是一个文职特工机关，没有任何用于平暴的准军事行动力量，所以现在它在和东京警视厅的有关人员及作为作战主力的第六机动队一起向北野的基地开进。鉴于北野曾在警视厅多年，这次行动除了警视厅高层人士外几乎没有任何部门的人知道，由一位高层指挥官直接带领机动队员配合公安调查厅逮捕北野。直接执行作战任务的警视厅第六机动队是警视厅所有机动队中最精锐的一支，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日本赛场的保卫工作就是由第六机动队负责的，而乘坐直升飞机执行第一批次突击任务的第七分队又是第六机动队中最精锐的部队，专门负责反恐任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他们本来可以秘密潜入北野的基地，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但那名中国间谍在电话中说他已经进入了北野的装备库，那北野现在应该察觉到他已经向外面打电话了，行动的保密性已经无法保证，所以干脆就让机动队的精锐突击队以最快的速度杀到现场。
2003年1月11日16：05——东京时间门外的恐怖分子开始向屋里喊话了，让我和朴正圭无条件投降。我们俩让那三名警卫手抱着头站在门口，如果恐怖分子向屋里射击的话，他们三个将首当其冲。外面的恐怖分子说再给我们五分钟时间考虑，过了五分钟如果我们不释放警卫并缴枪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取行动。我看了朴正圭一眼，他向我摆摆手，也是一付视死如归的样子。不知援军什么时候能到，如果五分钟之内能赶到就再好不过了。我再次拿起电话，但发现电话线已经从外面被切断了。
估计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向外面求援了，那这时北野应该开始组织防御了，那些生化武器……糟糕。
2003年1月11日16：10——东京时间值班室的门被一下子踢开了，一个黑色的小东西滚了进来。我已经躲在了放电话的桌子后，朴正圭也藏在了门的斜后方——都是外面的人从门口观察不到的死角。而那三名警卫则仍手抱着头正对着门站着。一见有东西滚了进来，我和朴正圭都闭上了眼睛——我们已经料到那是震眩弹，这里是警察训练基地，肯定不缺各种警用装备。像这种“劫持人质”的局面，对方肯定不会不借用催泪弹或震眩弹而直接突击的。但对方显然不会使用催泪弹，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戴着防毒面具，那扔进的东西肯定是更厉害的震眩弹了。
尽管我闭上了眼睛，但还是感觉到了震动和强光——这种强光可以使人暂时失明一分钟，其震动可以把人震呆，暂时丧失战斗能力。等我感觉到震眩弹的作用过去之后，我睁开了眼睛，看到那三名警卫正躺在地上呻吟着——震眩弹显然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效果。这时，一名端着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出现在门口，在他向我们开枪之前，早有准备的朴正圭已经一枪让他的脑袋开了花。
朴正圭马上又向前爬到这名突击队员那里把他的尸体向里面拖，准备拿到他的装备，我把枪指向门口掩护他。我突然看见他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因为他在那名突击队员的身上翻出了另一枚震眩弹。
当这枚震眩弹被扔到门外后，我们听到了外面的人的叫喊——震眩弹对他们也起了作用。等震眩一过，我们立即冲出门外。但这时我们发现外面开始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增援部队到了。
为避免被误伤，我和朴正圭都脱下了带有防毒面具的连体防护服。等装备库门口的枪声稀落下来后，我们听见有人向里面喊话，如果里面还有恐怖分子，请立即缴械投降，否则格杀勿论。我和朴正圭立即向外喊，告诉了他们我们是被囚禁的犯人，他们一听到我们的外国口音就让我们马上出来。
我们和机动队员一起向装备库的里面走去。在我和朴正圭被困在值班室里面时，已经有不少武器被恐怖分子拿走了，但仍有不少武器在这里，如果里面还有残余的恐怖分子的话仍然是很危险的。在我们走过重装备库的门口时，从里面飞出一颗子弹，走在前面的机动队员倒了下去。我们马上卧倒，一名机动队员把枪向前探，枪口转向重装备库的里面，但另一名队员制止了他，说这里是重装备库，里面可能有炸弹之类的爆炸物，向里面开枪的话弄不好我们全得被埋葬在这里——敌人在里面可以向外面开枪，我们在外面却不能向里射击。机动队员又开始喊话，但回答他们的是一句粗话，紧接着是一颗子弹，不过没有打到人，因为我们都卧倒着。我立即起身跑进边上的库房，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催泪弹或震眩弹，但没有找到，但却发现了一些Mils手榴弹（即中国人俗称的“癞瓜”手榴弹）和较长的木柄手榴弹。我看了看木柄手榴弹，又看到了墙上写着的“禁止烟火”的标记，马上有了主意。
我拿着一颗木柄手榴弹回到了原位置，朴正圭见我拿了颗手榴弹过来，以为我要往里扔手榴弹，急忙说：“你疯了么？往里扔手榴弹？”我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问身边的机动队员带没带烟，一名机动队员从口袋里掏出了我一盒烟递给了我，我拿出了一根烟后又向他要了火柴，朴正圭等人仍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点燃了香烟后，用烟头去烤手榴弹的木柄，一会儿木柄上就开始冒了烟。然后我把手榴弹扔进了库房。
里面的那名恐怖分子见外面扔进了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以为我们是要彻底炸毁弹药库了，顾不得许多，一下子冲向了那颗手榴弹，想把它扔出去。他刚冲到手榴弹那里时，我已经飞身扑了上去，左手去抓他持枪的右手，右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的右手一挣，从我的左手中逃脱出来，但这时我的右手已经找准了他脖子上的迷走神经，右手拇指使劲一抠，他当时就昏过去了。
2003年1月11日16：50——东京时间整个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机动队员控制了局势，生化武器楼也被占领了。在对这座最危险的小楼发起突击前，机动队员对它使用了一种神经性毒气，类似于俄罗斯特种部队在解救剧院人质时使用的催眠毒气，事先便摧毁了里面的人的战斗力，使得里面的毒气无法发挥作用。被囚禁的犯人也大都被解救。但北野却不见踪影。我和朴正圭带着几名机动队员冲进了他的办公楼，我去过他的办公室，所以冲在最前面带路。他的办公室关着门，我们就先冲过这个门向前方的屋子冲去。但我刚向前跑了几步就感觉身后响起了枪声，我立即前扑卧倒，当我回头看时，朴正圭和机动队员都中弹倒下了，在他们身后站着的是手拿冲锋枪的北野。我朝北野打了一个点射，但他敏捷地撞开自己办公室的房门进了屋里。我马上上步*在了门的左侧。朴正圭受了伤，我看了看他，他向我做手势表示情况还行——朝鲜特种部队的军人一向是以坚强著称的，以前突袭青瓦台未成的三十一名朝鲜特种兵中有二十八名牺牲，一名被俘，剩下的两人都受了伤，一个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但仍然带伤跋山涉水，偷越朝韩边界回到了朝鲜。但现在朴正圭的大腿上也中了枪，暂时无法战斗。我让他躺着别动，然后将枪的前部探进北野的办公室打了几枪，北野立即还击，子弹打在了门口。我拿起一个被打死的机动队员的头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