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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位因患麻风病而失去所有手指和脚趾的坦桑尼亚人送给我一把普通木梳。他靠残留的指桩和牙齿，用毛线编织出图案来装饰所制作的木梳，这样他就可以把木梳卖掉，堂堂正正地活着，而不必去乞讨。
一位台湾的音乐人也有类似的故事。12岁那年，他在海边捡起一只亮亮的金属球，结果被炸掉了一只手，炸瞎了两只眼睛；原来那是一枚地雷。他一直想玩吉他琴，于是他的朋友们为他制作了一个金属箍，那上面带一个结实的塑料琴拨，他可以把这东西套在断臂上弹琴。我与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与他的盲人伙伴出了一张CD 专辑，在台北非常热销。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见街头一个没有任何手指头的人在弹琴，而且弹得很高兴。
最动人的还是保罗·克莱因的故事。保罗是6岁时被一管炸药炸伤的，伤得很重。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一系列痛苦的外科手术。医生给他修补左眼，后来又给他治疗残废了的双手。他的左手伤得最厉害，拇指和部分手腕被炸烂。不过医生替他把炸得掉下来的手指进行了再植。他的右手拇指、无名指和小指也被接活。在痛苦的手术过程中，他决心将来也当一名外科医生——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可是，正如他对我说的，“通过积极思维以及许多人的帮助”，他真的成了称职的、一流儿科整形外科医生。他发现人们在接受再造手术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尴尬，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变了形的样子。为了帮助他们，他把自己的手给他们看，跟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还有加里·豪恩。他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失明的，当时他才25岁。可是他经过勤学苦练，成了一名魔术大师——不可思议的豪恩迪尼。孩子们在看他演出的时候，直到最后才意识到他是一位盲人。他跟孩子们谈如何战胜困难，如何在生活上不断奋进。他还学会了戴水肺的潜水、越野滑雪、特级跳伞、柔道和空手道。最近他还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是我认识的适应性最强的人。1994年4月，是加里给了我一只玩具猴子，它后来成了我的吉祥物。加里原以为他送给我的“不过是一只玩具猩猩”，我告诉他，它还有条尾巴，所以不是猩猩。我对他说，它像一个形状怪异的狒狒，耳朵装倒了，尾巴也略长了些。“没关系的。”他坦然地说。 “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带着它。你会感到我的精神和你在一起。”于是被他称为H先生（Haun的首字母），成了我的吉祥物。在我得到它的4年半时间里，它陪伴我到过30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还去过多次）。它是一个旅行中的好伴侣。它总是乐呵呵地笑着，总是抓着那根准备吃掉的香蕉，再忧郁的人见到它也会露出笑容。我对人们说，只要碰它一下，他们就会变得判若两人，因为加里·豪恩那顽强的精神会传递给他们。现在摸过它、拍过它、抱过它、吻过它的人已经超过了 20万——难怪它那身上的绒毛都起了结，它那原先白净的脸现在已经脏兮兮的（尽管我经常给它用香波来洗），它的外形也越发怪异了。可是，它很有特色。有人最近指出，因为那个H也代表希望（Hope的首字母）。
当然，我无需花很大力气，就能找到许多令人鼓舞的例子。我母亲万妮75岁还接受了心脏外科手术。她那被阻塞的心脏主动脉被换成了“原生质管”，实际上是一头被屠宰的猪身上取下的。当时我看她的气色不好，动员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结果他们立即给她安排了手术。当然，那次手术非常成功。事后我与医生交谈时，他问我手术前万妮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她一直在忙于买东西，做节前的准备工作。他对我说，“唔，我说了你也许会很感兴趣。从体力上来说，她也许只能坐一坐、躺一躺。她所做的其他事情，全都是意志力的驱动。”他告诉我，他进行这种手术的10年来，万妮的心脏阻塞是他见到的最为严重的病例。我是非常走运的——不妨这样说吧，我有内在的激励源，而且就在眼前！
我将以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来作为本章的结尾。它说的是一位到动物园玩的游客，名叫里克·斯沃普的美国人。他跳进绕黑猩猩区四周的防护河里，救起一只快要淹死的成年雄猩猩。尽管动物园管理人员警告他那样做很危险，而且那个群体里其他成年雄猩猩还向他发出威胁。人们问他，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冒生命危险，他回答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就像是看着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它传达的信息是：谁来救救我？”
这样的眼神，我从被拴在非洲市场上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实验室里被囚禁在铁笼子里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其他受到折磨的动物眼睛里，都看见过。从那些父母在种族暴力中被屠杀的布隆迪儿童的眼睛里，从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的眼睛里，从我们的城市里陷入暴力冲突之中的儿童的眼睛里，也能看到。这种哀求的目光的确随处可见。阿尔贝特·施韦策曾经写道，“一个受到别人敬重的人，不会只是做做祈祷而已。他将投身保护生命的战斗。如果出于这个原因，那他本身就是周围生命的延续。”
我真诚地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感觉到周围哀求的目光，他们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正投身到斗争中去。这就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我们正走向人类的最终命运—— 同情和仁爱。是的，我的确认为有希望。我的确相信我们可以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我们后代的后代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那里仍将有绿色树木，有黑猩猩出没其间，仍将有蔚蓝的天空，有小鸟在歌唱；土著人的击鼓声将使我们强烈感到自己与地球母亲以及大神的密切联系——那就是我们所崇拜的上帝。可是，我已经反复指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地球上的资源正在枯竭。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颗星球的未来，我们就不能再把所有问题留给“他们”去处理了。明天的世界要靠我们去拯救——要靠你和我劫后余生
我现在还有最后一段旅程要与大家一起走；这是一段从邪恶到仁爱的思想旅程。人性邪恶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对此都感到毛骨悚然。我小时候就知道痛恨德国人，因为他们造成了那么多的痛苦。就连我3岁的妹妹朱迪也熟悉一些遭到万人痛恨的德国人的名字——希特勒自不待说，还有希姆莱、戈培尔和格林。丹妮曾用金色的糖浆在我们下午茶的面包和果酱上“画”上他们的脑袋或者身体。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在咬他们，咬掉他们的脑袋、胳膊和腿的时候，感到一种满足。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解我们对这些人的心头之恨。纳粹大屠杀的细节公布之后，就连丹妮的做法也无助于我表达心中的仇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多年后，我去参观了死亡集中营。我知道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在几个集中营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是大屠杀的象征。我觉得一次访问还不能使我理解，还不能使我头脑中那些可怕的形象得到安息。我只是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应该去。所以我终于在一位叫迪特马尔的德国朋友陪伴下了却了这桩心愿。也许，他比我更有必要面对历史，接受历史事实。他与我同岁，战争爆发时他在柏林，当时也是个孩子。
我们先在柏林参观了一家博物馆。那里收集了当年大屠杀的照片与文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我永远难忘的。那是一系列来往通信与命令的一部分，是希特勒的心腹为实现其“最后解决”的具体安排。这封信的大意是：可以预料到，有些监狱看守会对被囚禁的人表现出同情，这种情绪必须立即铲除。它体现了德国人干事情的彻底性，对每件事情都有考虑，对每个细节都有周密的安排。在纳粹德国遭到苦难的不仅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还有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还有那些不愿意放弃人类爱心的德国人。
迪特马尔和我乘火车到达波兰的克拉科夫，从那里再转车到奥斯威辛。那里有两个集中营，即奥斯威辛一号和奥斯威辛二号。后者又叫比克瑙集中营，专门关押从欧洲各被占领国运来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我们进入那条臭名昭著的拱形通道，上面写着冷酷的格言：“死亡的自由”。是啊——死亡的自由。今天的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建筑物的砖墙上挂着一排排照片，穿着不合身的条纹囚衣的囚犯正在接受头部尺寸的测量。这是一项非常庞大、令人震惊的举动，为的是从生物学方面来证明种族之间的区别。照片上有集体大屠杀，有战斗场面，还有纳粹军官以及希特勒。一大堆鞋子，是走进煤气室之前的那些人脱下来的。一个堆放着大大小小箱子的房子，那些箱子都是到集中营来的囚犯们的。一大堆头发，是从囚犯们头上剃下来的。还有许多拐杖、畸形矫正器、假肢、牙拖等物。一个用人皮制作的灯罩。一座焚化炉，旁边有一段介绍它如何运作的详细说明。囚犯们遭到毒打和射杀的场地。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不胜枚举。那些遗物不过是凤毛麟角，被送到集中营来的人有成千上万。而且奥斯威辛不过是许多死亡集中营之一。
我觉得脑袋发木，一片空白，对自己似乎缺少共鸣感到惊讶。突然，一只小女孩的鞋子引起我的注意。它放在一只小箱子里，边上有一只布娃娃。在恶梦般的火车旅途中，那孩子肯定曾经紧紧地搂过它。在她抵达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的终点时，布娃娃被一只粗暴的手无情地夺走了。这些情景强烈地冲击着我发木的脑袋。我感到怒火中烧，心跳加快。接着是难以自控的悲伤。我转过脸，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我的印象里，比克瑙大约在两英里之外。尽管天下着雨，而且很冷，我们还是步行去的，因为乘公共汽车似乎不大合适。在乎坦空旷、荒草满地的大院子里，只留下 6座长长的小木头房子。这块地方被占领之后，冬天是一片寒冷的泥沼，夏天是晒得硬邦邦的焦土。地上是一排接一排的柱子，标志着原来房子所在的位置。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摘去树叶、呈几何形状的人造树林。当年由于苏联军队日益逼近，盖世太保为掩盖其罪行曾企图摧毁这个集中营，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情，就逃之天天了。一座座哨兵嘹望台还高高地立在营地上。此外还有哨兵的掩体，哨兵在里面站着，眼睛可以与地面齐平向外看。谁也逃不掉。集中营残酷无情的电网和铁丝网外面，是盖世太保住的小楼。
残存的6座木屋中，有一座是厕所。里面是一排排蹲坑，背靠背地排列着。我当即回想起从书上看到的一些内容：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哭喊声，闻到那臭气，感到看守的皮鞭在抽打那些因患痢疾而体力不支、超过规定时间、在地上多坐了一会儿的人。在其他几间低矮阴暗的长条型小屋里，贴墙放着上下三层的小床。小床是板条钉的，中间缝隙很大。囚犯们瘦得皮包骨头，无法取暖，只有相互依偎在一起，他们身上发出异味，不时去抓被臭虫咬得发痒的皮肤。寒冷。经常挨打——随时都会遭来毒打，有时是无缘无故的毒打。总是挨饿。饥饿难忍的痛苦是我们从未体会到的，甚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严寒的早晨，气温降到了零下，西伯利亚寒流从平原上滚滚而来，赤身露体的囚犯们站在那里接受无休止的点名。想到这里，我觉得原本感到的些许凉意的地方仿佛突然成了冰天雪地。每天早晨如此。又冷又饿，还拖着带病的身躯。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在比克瑙没有博物馆。没有照片。那天去的人，除了我和迪特马尔之外，只有一对夫妇。大屠杀的恐怖，使我不寒而栗。痛苦。无助。绝望。活死人的漠然。天哪！他们究竟怎么活的呀！
3 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叫亨利·兰德沃思的人。他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摆脱了痛苦和仇恨心理，为身患绝症的儿童创办了一个充满温暖、光明和仁爱的疗养院。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讲述他的故事之前，我先再说一点在奥斯威辛看到的情况。在6座房子中最黑暗的那一座里，在一张床的下面，从水泥裂缝中冒出了一棵小植物。它的枝叶朝着从狭窄的“天窗”（大约为四英寸长、两英寸宽的厚毛玻璃）中透进来的昏暗光线生长，它那充满希望的芽苞即将绽放。它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精心策划的邪恶时期的遗址上破土而出。它说明，任何邪恶的计划都是短命的。除了在地狱，哪里还能看到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象征？这个地狱就是那些心灵扭曲变态的头脑。
我原以为第二天会在静静的反思中度过——把印象中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到达一种新的体验。可是，并非如此。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克拉科夫“春天的孩子节”。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在大街上唱歌跳舞。太阳出来了。这似乎又是一个象征，它进一步加深了奥斯威辛之行对我所产生的强大震撼。
后来，我见到了亨利·兰德沃思。这仿佛给我的精神之旅画上一个句号，使我走出仇恨、残酷和难以言传的罪恶，走进仁爱和同情。战争爆发那年，他才13岁。他被强行与家人拆散。在随后的5年中，他被从一个苦力营送到另一个苦力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一比克瑙。他在自传《生命礼物》中描述了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和亲身体验到的非人道行为”。他侥幸活了下来。可是他曾经“被仇恨蒙住了双眼……像小孩那样想报仇，像我受到别人伤害一样去伤害别人”。他最终的逃脱很有神奇的色彩——他和另外两个犹太囚犯原本要被押去枪毙的，可是，当时战争已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