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林、农业造林、水土保持、梯田种植，或者与其他水土保持形式配套的梯田修建。如今，我们有了才华卓著的项目负责人乔治·斯特伦顿以及他手下以伊曼纽尔·姆蒂蒂为队长的坦桑尼亚人工作组，他们在27个村庄建起了育林场，里面有果树、绿荫树，还有用于建筑梁柱的生长迅速的树木品种，其中还套种了各种不同的当地树种。此外还营造了一些深受妇女欢迎的小树林，因为这样她们就无须为砍柴而跑得越来越远。在乡村和学校里还进行有关环保的教育。还有对妇女的小规模贷款的计划，帮助她们组织起来搞一些既不会破坏环境，又可以改善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与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合作，把主要医疗保健、计划生育和防艾滋病教育深入到每个村庄。配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国际救援委员会，向33个村庄推广淡水和新型公共厕所。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他们懂得了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为数不多的黑猩猩的必要性。他们已经加入了这项计划，成了主人。在我们撤出之后，这项计划依然可以继续下去——黑猩猩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有些动物被从濒临灭绝的边缘拯救下来，并且被重新放回野生状态下去生活。我见到拯救新西兰黑鸫的唐·默滕。他开始着手繁殖黑鸫的时候，这种小鸟只剩下了5只 ——当时知道的情况是，只有1只雌鸟和1只雄鸟具有生殖能力。现在黑鸫的数量已经达到250只。当然，从遗传上来说它们是相同的，不过，它们被放飞到不同的岛上，即使发生什么流行病，它们也不至于全部死掉。在台湾，我看见一群美丽的台湾梅花鹿。那是一项放养计划的一部分。过去30年中，这种鹿在野生状态下已经绝迹。后来用几家动物园仅存的17只鹿进行繁殖，使它们的数量回升。现在在一个国家公园里就放养了许多这样的鹿。从第一只准备放养的鹿身上切取的鹿茸片又是一个希望的象征。
实际上，成功的范例比比皆是。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介入，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往往喜欢指责别人，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会说，“那些污染、废料以及其他坏事肯定不能怪我们。造成这些问题的是工业、商业和科学，是那些政治家。”这最终将导致一种破坏性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冷漠态度。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是消费者。通过行使自由选择权，通过选择购买什么，不购买什么，我们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来改变商业和工业领域的道德。运用这一巨大力量的潜力永远掌握在我们手上——在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里、存折上或者信用卡上。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购买通过遗传工程方法生产的食品，或者饲养场里生产的肉食品，或者靠毁林生产的家具。我们可以寻找购买在接近自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等等。可是你会说，那些食品价钱要贵一些。不错。可是随着购买这些产品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是会下降的。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我们愿意不愿意多花一点点钱呢？
责备政治家，尤其是责备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一个政治家知道他至少能得到50％的选民支持，否则他（或者她）是不会提出一项严厉的、需要作出某种牺牲的环保法律。我们都是选民。我们的选票是举足轻重的。你的选票，我的选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问题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抱着只靠我不行的态度。“我只是一个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足轻重。那我还何必管它呢？”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环境和社会而言，什么好，什么不好，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会有这样想法：“我所做的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不行。”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又会怎样呢？——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会有用处。假定某城有一处满地都是乱扔的果皮杂物，要是每个过路人都从地上捡起一些，那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人乱扔杂物，那岂不更好。如果每个人在刷牙的时候都能随手关上水龙头，就能节约许多水。如果我们离开房间——无论什么房间——的时候能随手把灯关掉，就能节约很多能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或者合用一辆车，或者乘坐公交车，空气污染的程度将大幅度下降。试想，如果谁都不去买在动物身上做过试验的化妆品或者家用品呢？这样做所带来的变化将大大超过动物权利倡导者试图影响政府立法的做法。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购买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那么家禽饲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素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不吃肉，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两天不吃，会出现什么变化？因为，如果需求下降，动物饲养的条件就可以不那么残酷了。
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变化会导致很大的社会不公现象。例如，从事饲养业的农户就需要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同样，靠设置陷阱捕捉动物的人、下井采矿的人和在动物实验室等地方干活的人，都要这样。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内在联系，及其社会、政治含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解决不道德、残酷、具有破坏性行为会造成新的问题，因而就永远地容忍这些问题。难道有人会鼓吹继续搞集中营，因为要保证让负责集中营的人不丢掉工作？
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是，世界上的年轻人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精力充沛而且愿意献身。他们发现环境和社会问题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决心纠正这些错误。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他们将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将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行列，他们自己也将成为人之父母。他们着手解决问题的时间越早越好。年轻人一旦明白了事理，有了动力，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所为将真正起作用，是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他们已经在改变它了。
我花了大量时间启动了一项为了年轻人的计划——“根与芽”（Roots&Shoots）组织，因为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根深深地扎进土壤，向各处延伸，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芽看起来幼小稚嫩，但是为了获得阳光，它能穿破厚厚的砖墙。过多的人口、森林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土壤的沙漠化、贫困、饥饿、疾病、污染都是这样的砖墙。人类的贪婪、物欲、残酷、犯罪、战争——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带给这颗星球的。“根与芽”所要传递的是希望的信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根和芽——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定能破墙而出。这项计划强调了个体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个体而言，不仅人类很重要，动物也很重要。
“根与芽”的小组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其涉及的活动项目有三个方面：即（1）关心环境，（2）关爱动物，（3）关心当地社区。他们所依靠的是知识和理解、坚持不懈和努力工作、仁爱和同情心。他们的实际活动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点、当地一些问题的性质，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坦桑尼亚，他们可能会去种树，去设法改善市场上动物的生存条件，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儿童。在洛杉矶的中南部，他们可能去清扫垃圾，讲解宠物饲养方面的知识，帮助邻里做好事。如此等等。
如果组织成员有兴趣——他们几乎总是如此——他们可以跟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根与芽”组织的成员结成伙伴关系。作为伙伴，他们可以就各自的问题互通信息，交换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看法，还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生活等情况。这个运动特别强调打破种族、宗教、社会经济群体的界限，打破代沟，打破国界。此外还要打破人和动物的界限。到1999年4月，它已经在40多个国家发展了2000多个小组。
鼓励年轻人，给他们以力量，以希望。这是我对他们的未来所尽的力量，也是对我们这颗星球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些年轻人从事的这项活动，对于活动从学校到学校，从城市到城市的扩展，我还能说出很多。不过，那将是另一本书的内容。我在这里只想说，我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这项活动，来自阅读各地小组介绍他们如何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的报告，来自我对学校访问时所看到的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那种热情、那种执著，也因为我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已经在影响他们的父母。
年轻人一旦决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有一个小姑娘，她相信自己的行动会有作用，她的信念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她叫安伯·玛丽，5岁那年由母亲陪着来找我。当时我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次讲学刚刚结束。她一只手抓着小玩具狗，一手拎着一只装了几个硬币的塑料袋。她母亲那天上午才发现女儿为什么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安伯·玛丽看了国家地理杂志的特别报道《在野生黑猩猩之间》，节目里的小“弗林特”在母亲“弗洛”死后显得特别悲伤。安伯·玛丽懂得什么是悲伤——一年前，她的弟弟患白血病死了。她弟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看黑猩猩。安伯·玛丽还知道我是保护失去母亲的小猩猩的，所以她就开始积攒零用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积，最后终于买了一只玩具狗——我能不能替她把玩具狗送给一只可怜的小猩猩？也许那样他在晚上就不会感到太孤单。我能不能用那几枚硬币买点香蕉给小猩猩吃？她讲完后，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安伯·玛丽的例子能说明我抱有希望的第四个理由。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我遇到过许多好人，或者听说过他们的事迹。有些人开始做一些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凭着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顶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或者成了新道路的开拓者。还有些人随机应变，挺身而出，做出了英雄般的业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做。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生理缺陷而活着，实在令人鼓舞——他们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还有许许多多高尚的人，他们在为他人服务（包括人和动物），在默默地奉献着。使我们感到鼓舞，感到兴奋，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是世界上的领袖人物，有的是普通的儿童、科学家、服务员、艺术家、卡车司机。有人问我，“简，你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安排得这么紧张的时间表，你是怎么应付的？”我总是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们，“来自从我们中间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但有很多是来自我所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人。”这也是继续到新的地方访问学习的惟一好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跟他见面我感到非常激动。他敢于向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发起挑战——那个阵营修建了一道墙不是为了阻挡外敌入侵，而是为了隔断内外交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有机会见到纳尔逊·曼德拉也是非常幸运的。我没有想到种族隔离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寿终正寝，而且我以为要结束这种现象，一定会发生大规模流血。可是曼德拉的领袖魅力，把种族隔离埋葬了，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当然，在前苏联、在新南非，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变得突出了。看来在走向民主道路的国家，由铁腕独裁者控制的种族和部落仇恨，会导致最初的一些混乱和动荡。然而对戈尔巴乔夫和曼德拉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所采取的重大步骤，我们是不能怀疑的。
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许多很了不起的人。他们为了改善很多穷人的生活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当然，也有许多人在帮助动物。例如，乔恩·斯托金原来是一艘金枪鱼捕渔船上的厨师。他看见海豚被渔网困住几乎快被憋死的情景，感到毛骨悚然。他听见一只小海豚的叫声，发现海豚妈妈看着他的眼睛，仿佛是在哀求他，他情不自禁地跳进聚集了体型巨大、受到惊吓的金枪鱼、鲨鱼和海豚的水里。尽管他自己也吓得不轻，但他抱住小海豚，感到它在放松，就把它举起来，放到渔网外面去。接着，他又把小海豚的母亲弄到网外。最后，他拿出小刀，割破渔网，把它们全放了。他因此丢了饭碗。回到家之后，他想到了海豚的景况，想到了所有被弄得即将绝种的动物。他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学位。他也不是阔老。可是他很希望能起一点作用。他做到了。现在他在生产巧克力——最好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种濒危动物。他把（减免税收前）利润的11．7％送给为保护那种动物的组织。他被我们称为“巧克力乔恩”，是我心目中又一位英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捐助各种各样的善事。
我有幸见到一些北美土著人的精神领袖。他们遭到种种迫害，他们的文化遭到肆意破坏，可他们依然坚持原有的部落风俗，坚定地信仰他们的大神或者造物主，相信人类与地球、动物、植物、岩石、水、太阳、月亮、星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他们正准备摆脱一个世纪来的压迫和压制所编织成的冷漠。来自温哥华的精神领袖伦纳德·乔治用他的歌声和他的鼓声打动了我的心灵。那鼓声是地球母亲那急迫、执著、无限耐心的心跳。他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成为一位真正的精神领袖，文静温和、质朴无华。还有我在加州的精神兄弟奇特库斯（泰伦斯·布朗）。他母亲是部落里最后一位真正会医术的女人。他本人最后终于一步步地成为卡鲁克部落里通医术的人。每天黎明时分，他都为我焚香，以印第安人的方式祝我在世界各地周游时精力充沛。在越战中获军功章最多的美国印第安人埃德·拉莫内甚至给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