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以前还不知道会有这么疼。”到了最后，我向医生哀求说：“求求你，别让他这么活着。别让他再受罪了。”他的最后一天是在昏迷中度过的。夜里我躺在那里，根本睡不着。我听着他那刺耳的呼吸声，知道他已经奄奄一息，也知道他至少已经没有疼痛，已经平静了。我爬到他的病床上，最后一次紧紧地搂着他。这是护士亲眼看见的。
在德里克遭受磨难的日子里，我对上帝的信念发生动摇。有一阵子，我确实觉得这个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从我们刚到德国的时候起，德里克跟我就一起祈祷，有时候长达个把小时。我们全身心地投入祈祷，希望癌细胞被摧毁。我在外面租用了一个小房间。房东老太太是个好人，具有同情心而且乐于助人。有时候她女儿和她的外孙会跟我一起到医院来。我回到房东老太太家里，喝上一杯茶，跟她聊聊，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又进行一番祈祷。可是似乎谁也听不见。“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当然，这反映了我的情绪已经低落到了极点。我为德里克难过，自己也感到很伤心。我在他死后把这些全都写了下来，为的是驱除内心的痛苦。我写道：“疼痛日渐剧烈，夜晚已用注射代替了口服药片。哦，太可怕了。真可怕。人间地狱呀。日复一日，我为自己深爱之人的痛苦而感到越来越痛苦。那样的惨状，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希望，那样的祈祷，那样不顾一切地寻求解脱办法，因不成功而深深自责，不断地祈祷。”
你看：因不成功而深深自责。多不符合逻辑！不过，处于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逻辑的。当然，我想责备某个人。我也生我自己的气：我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可是全然无效。埃及的信念治疗医师。印度的精神治疗者——他有一种治病的土，如果我能弄些来多好。我弄来了。用凉茶擦洗身体。医生使用药物疗法和化学疗法，还使用了一些可能很有效果的技术。可是没有用，什么用也没有。病情反而恶化了。我很伤心，很痛苦，也很生气，生上帝的气，生命运的气——命运竟然如此不公正。所以，在德里克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上帝是抵触的，整个世界似乎都很凄凉，而且由于人们把死亡当成忌讳的话题，世界就显得更加凄凉。如果人们跟死者的亲属谈起他们死去的亲人，他们担心会勾起悲痛的情感。如果死者的亲人哭起来，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受得了？这种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而且我现在知道那样做是很不对的，因为它加重了亲属的孤独感。我意识到我自己应当主动地去和朋友们接近。结果角色的作用奇怪地颠倒了，变成我去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去跟德里克谈谈，那对我的精神恢复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德里克去世之后，我去白桦山庄住了一阵子，而后返回坦桑尼亚。德里克的遗愿是进行火化，然后将骨灰洒进他生前所热爱的大海，洒在印度洋里他最喜欢的一处海域 ——我们常在那里一起潜入水下，不无惊叹地欣赏着鬼斧神工的珊瑚世界。我实在很难受，尤其是到了希思罗机场，他们把盛着他骨灰的盒子递给我的时候。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就剩下盒子里这一点点东西了。我双手接过骨灰盒，心如刀绞，在他过世已近20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后来我把这粉末状的骨灰抛洒出去，让它随风飘去。那是我亲爱的丈夫那经过炽热的烈焰净化的血肉之躯。天下着雨，很冷，我感到呼吸困难。骨灰飘落在海面上，很快就将被水下珊瑚世界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所吸收。
一个星期之后，我返回贡贝。我离开那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在那里工作的人听到德里克的消息无不感到悲伤，可以理解，这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担忧。我希望这古老的森林能治愈我的心灵，能给我以力量，希望跟黑猩猩的接触能减轻我内心的痛苦，因为他们对于生活所带给他们的都能接受。
开头两天我的确伤心不已，尤其到了晚上，我独守在屋里——德里克、格拉布和我在这里共享过天伦之乐。这里原来颇有人气，现在却阴森森的。到了第三天上午，发生了一件事。我非常难受地坐着，两眼望着湖面不断变化的颜色，独自喝完咖啡后，准备去找黑猩猩。我爬上斜坡，朝喂食站走去的时候，发现自己突然笑了：我现在走的这段小道，腿脚不方便的德里克曾觉得很难走，走得很累。可是现在只剩下我这个凡人还在这酷热中奋力攀登——他已经轻松了，解脱了。他正在笑我呢，所以我也大声笑起来。
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更令人感到奇怪。我躺在我们曾经共享的大床上，耳边传来湖浪拍岸的声音、蟋蟀的叫声和夜间其他熟悉的声音。我并没有指望很快就能睡着，可是睡意却来得很快。夜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醒了。我是醒了吗？不管怎么说，德里克在那里。他面带微笑，栩栩如生。他在跟我说话。他似乎说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说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些我应当知道的事情，以及应当做的事情。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身体突然变僵了似的，我感到血液在奔流，耳朵嗡嗡直响。血液哗哗地、哗哗地、哗哗地在我僵直的身体里流淌。我慢慢地放松下来。“嗯，不管怎么说吧。”等我能说话的时候，我说了，也许说的声音还很大。“至少我知道你真的在这儿。”几乎就在这时候，刚才的感觉又恢复了。我的身体又僵直起来，那哗哗声再度响起。记得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肯定是要死了。不过我一点也不害怕。等一切都停下来之后，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德里克来过，他给我带来一些消息，而且我很高兴。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格言之类的东西。几乎在同时，我又沉沉地睡去。
后来我回到伯恩茅斯，给一位有神视能力的人写了封信。她在以前曾经给了我外婆很大的帮助。她已经退休，而且也为自己丈夫的死而悲痛不已。但是她答应跟我通电话。我跟她说了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她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她说：“我丈夫死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下床。”
我跟她说，我觉得自己想下也下不了。她告诉我，她很想把所听到的记录下来，所以就强迫自己下床去取纸和铅笔。她一下床就晕倒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动弹不得。所以我很想知道她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告诉我，那是一种身体外的体验。她还说，我已经到了意识的另一个平面上——到了德里克的平面上。那哗哗声是由精神回归到人类通常的意识平面所造成的。她认为她那么一动对她的生命或者神志是危险的。
不过，这只是她个人的见解。不管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到第二天早上，我知道那决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我起床之后感到浑身乏力——但是心情好了些，比较能够应付了。我以前一直相信躯体死亡之后还有一种“存在”。我也一直认为思想和思想的沟通可以跨越空间的距离。德里克死后所发生的事情使我在想，思想和思想的交流也许还可以跨越时间。我觉得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来证明这一点：有类似感觉的人不少，可是，我们所受的西方教育还不足以说服那些不相信有精神存在这一事实的人。科学要求有客观事实依据——证据；精神体验是主观的，信念即由此而生。我的信念给了我内心世界的平静，使我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这已经足够。可是我也非常愿意把自己的体验与那些愿意听我说的人们分享。让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里。两件事情所涉及的都是孩子。一个是当时在英国的我的儿子格拉布，另一个是当时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叫露露的小女孩。
德里克患病期间，13岁的格拉布是伯恩茅斯附近一所寄宿补习学校的寄宿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丝毫不知德里克不久于人世。可是，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里，格拉布从一个他记得很清楚的梦中醒来。他梦见奥莉到学校去找他，对他说：“格拉布，我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昨天夜里德里克死了。”他接着又睡着了。可是他再次因为一个内容相同的梦醒了，还是奥莉，重复的还是那个消息。等第三次做了这样的梦之后，他变得很沮丧，再也睡不着了。他去找了学校的女舍监，跟她说他做了好几个恶梦，不过他没有告诉她是什么恶梦。
早上，奥莉到学校去找他。万妮当时在德国，是前一天到的，因为她突然感到有必要看一看德里克。奥莉把格拉布带到室外的花园里，说有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他。“我知道了。”格拉布说。“德里克死了，对吧。”奥莉大吃一惊——后来他把梦中的情形跟她说了一遍。
露露当年跟格拉布年龄相仿，是个患先天愚型的女孩。德里克和我是她父母亲的好友，是她家的常客。德里克去世后，我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后就住在他们家的，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那幢空房子。德里克生前对露露很好，所以露露很喜欢他。在他死的那天夜里，露露于半夜醒来，跑到她的保姆玛丽睡的地方去。
“玛丽，”她急切地说，“请醒醒。那个人来过。他很喜欢我。他总是带着微笑。”玛丽睡眼惺忪地告诉露露，说她刚才是做梦，叫她快回去睡觉。可是露露执意不肯。“请你来一下，玛丽。我想让你看看。他在微笑。”最后玛丽坐起来，显得无可奈何。
“露露，告诉我，你说的是谁。这个向你微笑的人是谁？”
“我记不得他的名字。”她说道。“他跟简一起来，走路拄拐杖。他喜欢我，真的喜欢我。”
两个孩子，在世界上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德里克非常喜欢的孩子。持怀疑论的归纳主义科学家可以一言以蔽之，把这些简单地解释为偶然巧合的梦、幻觉，或者是由痛苦、紧张、失败而引起的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也无法把这样的体验如此简而化之——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在我的朋友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科学还投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来解剖精神。
在战争年代，人们每天都有亲人死去，其中也有很多精神体验方面的例子。万妮有预感的本领（虽然她对此从来不谈），肯定有所体验。我在前文中谈到过，德国飞机轰炸了我们度假的小村庄，而正是她对危险的预感救了我们的性命。另一次事情发生在战争刚开始不久。当时他正在洗澡，突然她喊了一声，喊声既响亮又急促： “雷克斯！”雷克斯是我父亲的弟弟。她痛苦地抽泣起来，泪水顺着面颊直往下淌。当时正在休假的父亲赶紧跑进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究竟怎么了？”他问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呜咽着说。“我只知道是雷克斯。”后来她才知道，她当时大声叫喊的时候，正是雷克斯在罗得西亚上空被击落的时候。雨果的母亲也有过类似的体验。那是战争期间她丈夫的舰艇中了鱼雷的时候。她当时在英国，而那艘舰艇远在数千英里之外。那是在夜里，她从睡梦中惊醒，听见头顶上方德国飞机的嗡嗡声和大炮的隆隆声，吓得魂不守舍。她顿时哭起来，知道她丈夫身临险境了。渐渐地，她意识到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其实并没有飞机，也没有大炮声，就连空袭警报声也没有。可是正是那天夜里，她丈夫在海战中牺牲了。
我的外婆对自己即将辞世是提前意识到的。她总是说，她不愿意成为家里人的负担。到了97岁高龄的时候，她患了支气管肺炎。有一度她自己一个人连床都下不了。她很不喜欢这样。后来她渐渐地好了，可是她并不高兴，因为她发现家里人要花很多时间来照顾她。有一天晚上，万妮上楼去跟她说晚安的时候，看见她正在读放在床边的我外公的信。外婆靠在枕头上，仔细地用缎带把“博克塞”那些珍贵的信件扎起来。（她总是喊他“博克塞”，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呃，亲爱的，我想你最好在今天夜里筹划一下我的后事。”
她也向奥莉告了别。第二天早上，她已经仙逝了，那微笑依然挂在她的脸上。她已经到她的“博克塞”那里去了。在那些信件上有一张纸条，要求让她带这些信件去进行她那漫长的旅行。
德里克死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我时常感到他的存在。我深信，以精神状态存在的他是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抑或他也无法感受到他生前所喜爱的东西——蔚蓝的大海、滚滚的浪涛、优美的芭蕾，还有那些在树上戏耍的年轻黑猩猩悠荡的优雅动作。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我全神贯注地去看、去听，集中精力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他对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就能多一点陶醉——通过我的眼睛，通过我的耳朵。也许这是异想天开，但这使我感到好受些，因为我想到他在身边，我觉得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仿佛知道我还好，我这些日子已经增添了足够的力量，我发现他来得也越来越少了。我知道他也该到别处去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喊他回来。走出阴影
我是从贡贝的森林里，走出德里克去世给我留下的阴影的。
进了森林，我那受到打击和创伤的心灵才逐渐得到一些安慰。在森林里跟踪、观察黑猩猩，跟他们在一起，使我内心有了寄托。这样我才没有失去希望。在森林里，死亡并没有被落叶所掩盖——偶尔也有。它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发生，因为它是无穷尽的生命大循环的一部分。黑猩猩也有生老病死。但总有年轻一代来为某个物种传宗接代。这些事情使我对前途又产生了信心，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平静。渐渐地，我的失落感中的痛苦成分得以清除，对命运不公的无益抱怨也逐渐平息。
有一天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那是1981年5月的一天，我刚刚从美国进行了为期6周的讲学回到贡贝——在6个星期中，走马灯似的讲学、募款午餐会、大小会议以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