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基督教徒来说，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耶稣的复活）就是耶稣深知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却把自己交给了迫害他的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父啊……求你将这杯撤去。”他在客西马尼园祈祷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牺牲了自己，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行为将拯救人类。
正是仁爱、同情和自我牺牲等无可否认的人类品质给了我对未来的希望。我们人类有时候确实很残酷，很邪恶。这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我们纠集在一起相互对抗，我们用语言和行动相互折磨，我们不仅打斗，我们还杀人。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出最崇高、最慷慨、最英勇的行为。生离死别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同情心、利他精神和仁爱都深深植根于我们遥远的过去。爱有许多形式，可是我们常常把这个词用得很滥。我们爱自己的朋友、家庭、宠物、还有自己的国家。我们爱自然、风暴、大海。我们爱上帝。无论我们爱的是什么，爱得越深，一旦我们所爱的人或者东西失去之后，我们的悲痛也越深。我们的悲痛程度不是取决于我们所喜爱的物体的性质，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它所爱的深度。一个孤独的、跟自己所喜爱的猫或狗生活在一起的人，会因自己的宠物死亡而悲痛欲绝，其悲痛程度要远远超过因一个亲戚（甚至父母亲）去世所引发的悲痛。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不存在真正的爱。
由于人类有死亡的概念，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生就会有死，知道自己有一天也会走到生命的尽头。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是具有这种知识的惟一生灵。黑猩猩能理解生和死的区别。在脊髓灰质炎流行的时候，“奥莉”那刚满周岁的幼仔因患此病而几乎瘫痪——他只会呼吸和喊叫。他似乎能感觉到疼痛，因为每次他母亲一动他就尖叫。她温柔地抱着他，仔细地把他那瘦弱的四肢放好，防止碰断它们。那情景实在令人感动。后来，在她与她女儿“吉尔卡”一次长时间的相互梳理过程中，那幼仔死了。“奥莉”对待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且极具戏剧性。随后三天，她仍然带着他四处活动。可是她带的已经不是她的幼仔，而只是个物体罢了。她提着他的腿，把他搭在背上，还头朝下地把他往地上放。她以前也失去过幼仔。她知道。可是，年轻母亲“曼迪”在第一个幼仔死后的3天里，一直把死孩子当活的对待。等到尸体开始发臭，并招惹苍蝇的时候，她对死孩子才不那么无微不至。看起来黑猩猩似乎要有所体验才能明白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曼迪”的下一个幼仔又得了病，她会不会害怕他会死去呢？她会不会记得疾病会使她的幼仔身体逐渐虚弱，以至最后死亡呢？也许吧。黑猩猩的行为继续使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不断表现出我们原以为只有人类才具备的某些特征。但我认为他们还不具备死亡的概念。他们也不会有死而复生的概念，对此我更加深信不疑。
我本人从来没有惧怕过死亡，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死后，我们的精神或者灵魂会继续活下去。我只是想避开死亡的过程。我想大概我们都是如此，因为这个过程往往和疾病与痛苦相关——在现代医院里，死亡还与各种使人失去尊严的治疗联系在一起，因为生命是靠各种管子和输液来维持的。这是活着的死。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死得比较突然，希望在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走得快一些，因为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而且还节省许多钱。死亡的开销有时候大得惊人！）
在西方社会，死亡不是人们议论很多的话题。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数比例在上升，可是我们仍然在强调要年轻，要保持青春。生了病的人很快就被送去由陌生人护理——而且往往不只是对病人有好处，还因为亲属不愿意卷入对他们疾病的护理。
在危重病人面前，我们感到很不自在，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从感情上不知道如何对待他们的病痛。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使我们感到自身的脆弱。现在，人们很少把遗体放在客厅里让亲友向死者作最后的告别。人们觉得这样太令人伤感，而且让人害怕。既然我们活着，死亡就应当置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奇特的人为环境，在那里熟悉死亡的只有关怀室的人员、医生、护士、护理人员和殡葬人员。
过去，人们都死在自己的家里，临死前一家人都围在四周。外婆是亲眼看着她自己的母亲去世的。当时呆在病榻边的是她和一个护士，她们是看着老人咽气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外婆对我说的话：“我们俩都看见她嘴里冒出一股白气，稍稍悬停后就消失了。我们知道那是她的灵魂离开她的躯体。”
德里克死的时候，我在他身边，但我没有看见他的灵魂离开。我确实听到他临终之前那沉重的呼吸声。他去世前的3个月，我一直在他身边。当时的每一天都是我一生中最难受、最残酷的——看着自己所爱的人因患癌症而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以前一直认为这种事是我无法应付的。可是事到临头，我也别无选择。我不得不看着他日渐虚弱，看着他在受苦，看着他离开人世。许多读到这本书的人，将会理解这种折磨人的体验。那些还没有读到的人，将来完全可能会有这种可怕的体验。
1979 年9月，德里克经预约去达累斯萨拉姆看了医生，当时他已经出现过几次严重的腹痛。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否已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诊断结果将是什么会那么肯定。他刚刚离开家，我就忍不住痛哭起来。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读小说的时候受了感动。我一头扑倒在床上，哭得像个泪人儿。“上帝啊，千万可别是癌啊！上帝，千万可别是癌啊！”我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我哭到后来已精疲力竭。实际上，我是白哭了一场，因为他回来告诉我，他们发现腹部有个肿瘤。
打那以后，事情就很快发生了变化。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起程飞往英国。我们预请了英国一名最好的外科会诊医师替他看看。那位医生给了我们不少鼓励。他对他进行了诊查，研究了X光片以及各种化验结果，然后作出了判断。
“是的，你身上是有一个肿瘤。”他说道。“在结肠部位。不过，手术很简单。病人完全康复的比例非常高。我认为你没有任何担心的必要。”
所以，我暗暗对自己说，哭了半天，原来是一场虚惊。我们在伯恩茅斯的白桦山庄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几天。我们的情绪特别好，相信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的。
可是事情并没有好起来。一点也没有好起来。我们再度回到伦敦。这一次他被推进了手术室。“别呆在这儿。”他们对我说。“过3个钟头再来。”
我的心情非常紧张。我到大街上转了3个小时，打发时光。回到医院后，我就在候诊室里等着。我等啊等啊，后来有个好心的护士把头伸进来对我说：“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些。”我继续等待。如果我有时间，我真想把医院候诊室重新设计一下。在这种四壁空空、毫无生气的候诊室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曾经像我这样等待，等待着可能重新改变他们的生活或者打碎他们生活梦想的消息。
德里克终于被推出来了。他跟所有动过大手术的人一样，脸色苍白如纸，身上插着各种各样的管子。我真不愿意看见我所热爱的丈夫变成了这副模样。很快他们又给他注射了麻醉剂，把他推走了。
当时已经快晚上9点。最后，手术大夫出来见了我。他跟我的谈话是我后半生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说他要跟我单独谈谈，并把我带进一间放了两张病床的空病房。我记得房间里没有灯光，出于某些原因，医生没有把灯打开。他转过身，背对着从半开的门里透进的微弱光线，对我说：“嗯，恐怕我当时判断有误。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的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到整个腹腔。这样的话，他还能活上3个月。可是我们还不能告诉他，因为我们不想给病人雪上加霜。”
我惊呆了。我想我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他对我说：“如果我跟你同路，我就带你一段了。不过你还比较坚强。我知道你可以对付。叫辆车吧，好吗？”说着他在我肩上拍了拍，然后走出黑乎乎的病房，不见了身影。
这太残酷了。我坐在那里过了似乎有好几个钟头。一位好心的护士端来一杯咖啡，可是我喝不下去。我刚才听到的是德里克不久就要去世的消息，而且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就是这个外科医生满脸微笑地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应当好好度个周末。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感到麻木，由于害怕而浑身难受，而且什么也不愿意想。
我和德里克的弟媳帕姆·布赖森呆在一起。去她的家乘地铁大约30分钟。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天下着雨。我不想找出租车，也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不想对任何人承认这样的事实。我只想永远呆在这个几近半夜的不现实的世界中。我像个夜游症的患者，心不在焉地走到地铁车站。我沿着台阶向下，心想早晨从这里上来的时候，心中还充满了希望。我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后来车来了，我上去坐下来，呆呆地坐着。我不希望马上就到站。也许如果我静静地多呆一会儿，我会发现那只是一场梦。我不敢去想医生对我说的话。于是，我像个傻瓜似的被车带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带到了地铁的终点站。接着我又像傻瓜一样走到月台的另一侧，坐到下一班开往伦敦市中心的车里。我想那是末班车了。一切都是那样的虚幻。我走出地铁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心想，我很可能遭歹徒袭击。我真愿意自己遭到这样的袭击。我无法直面德里克。雨下大了。我心想，这样可能得肺炎的。上帝呀，让我得一场肺炎吧。
当然，我既没有遭袭击，也没有得肺炎。随后的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而且要回避也不可能。许许多多的人都无法回避这样的熬煎，而且我亲身体会到它是多么痛苦。那天夜里，帕姆打开门的时候，急于想听到有关手术的消息。她看了我一眼，发现我浑身透湿，面如死灰，赶紧伸出手臂搂着我，让我把湿衣服脱掉。可怜的帕姆刚死了丈夫，还在服丧期间。现在她又听到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她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让我坐到火炉边，强迫我吃了点东西，然后让我服下一片安眠药。我以前是从来不服安眠药的。她对我说：“你必须睡觉，这样明天才能对付得了。”
要是没有帕姆，没有她的同情，没有那安眠药，我肯定无法应付随后几天的恶梦。我每天睡觉前，都要诵读外婆最喜欢的那句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整个白天都陪着德里克，晚上回到帕姆那温暖的家里去睡觉。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不让德里克知道的惟一办法就是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如果我回去的那天晚上没有看见帕姆，我也不会主动告诉她。不过，不久等我精神上坚强一些之后，我打了个电话回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万妮像以往一样，依然是我力量的源泉。她赶到伦敦后，我们安排了一个计划。我们想寻求其他治疗办法。所以，等德里克手术后的体力稍有恢复，我们都假装认为他很快就能康复。我约见了伦敦好几个擅长顺势疗法的医师和专长于通过信念治病的医师。可是他们都没有给我任何希望。后来，万妮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姐姐、钢琴家黑普齐巴赫·梅纽因正在德国汉诺威附近一家诊所里治疗癌症。趁她回伦敦过一两个星期的机会，我去拜访了她。我们给她的医生打过电话，安排德里克去他那里住院治疗的事宜。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决定对德里克说明真相。现在开口告诉他要容易得多，因为我有了新的希望——他听了也容易接受。我们离开那家医院，并于次日飞往德国。 ．
从我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当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医生说得对，癌的扩散是无法阻挡的。最糟糕的是，我们似乎与世隔绝了，因为会说英语的只有黑普齐巴赫、她的丈夫理查德和医生。在这个陌生的新环境中，我和德里克形影不离，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在他生命最后3个月的头两个月里，我们还真相信他能够康复。我们是绝对地相信。人们说：“真糟糕，你们还傻乎乎地抱那样的希望。”我不这样看，因为在那两个月中，德里克的脑力显得很充沛。他开始写一部自传，我替他打字。我们还在一起听了许多古典音乐。他在英国和坦桑尼亚的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许多朋友还从英国坐飞机来看望他。当时坦桑尼亚驻德大使就经常来看望。我们和理查德、黑普齐巴赫谈得最多，每天都要谈几个钟头。
那些谈话都很有意义。理查德和黑普齐巴赫都相信人死之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而且会投胎转世。我们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非常认真，德里克开始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多少帮助，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疼痛不断加剧，不用吗啡就疼痛难忍。当时我已经意识到那个英国外科大夫说得对，但又不甘心去承认。每一天都像一场恶梦。当然，德里克肯定也意识到了，但是他不愿意去正视它，至少是不愿意去谈它。理查德和黑普齐巴赫的情况也与我们的大同小异。
德里克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我天天都感到度日如年，夜里根本无法入睡。我一再地用“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句话激励自己。后来我晚上也不能离开了。有个护士发现我歪在椅子上睡，就给我搬来一张小床。德里克接受了大量的镇静剂，在药物的作用下进入昏睡状态。即使他像这样度过一个夜晚，我还是睡不着。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我以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