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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学生练习摇桨。内地会的毕庆爵士（SirM。Beauchamp）说“这些小划子，是可以航海的，因为它很坚固安全”。我们也利用浩园的风景，开过“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一次是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一次是长沙水灾，一次是湘西水灾。每次均由学生自动设计，把浩园池塘照杭州西湖点缀，有湖心亭、岳王坟、苏小墓、孤山、五柳居、退省庵，等等名胜。学生销票一丝一毫不苟，奔走车钱自掏腰包。所以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而那时的艺芳学生，不过百人。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我们并非商业学校，但是学生却开了一个小小的贩卖部。同学可以加入股份。贩卖部卖文具用品，和学校许可的食品。学期终结帐，分发股东红利。日本侵华时学友会组织一个十人团，抵制日货。所以价钱低廉的日货，不能推销。已有的日货，亦须十人团盖印，才能用，因为节省家长的负担，大件如被帐等都是家中旧物，不必再制，只要十人团盖印登记，而该学生应许不再添制日货，就可以了。
关于学友会，我须略为补充讲明，学校在西园龙宅时正值五四运动。我们便组织了一个“艺芳学友会”。这会包括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是会员。不过干事会只有五人——会长、书记、会计与干事二人。这五个人都是学生。艺芳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初中第一年第一学期，是学习期，不能选入干事会。六年级二期（高中三年，第二学期）是将毕业的学期，学生须准备联考及考大学，所以学校许其不必加入干事会。因此干事会只有五人，便相当代表各年级，干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大会每学期开两次，一次选举干事，一次结束会务。如有特别要事，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师生一堂研讨。这个学友会对艺芳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因为老师学生每人都只有一票。假如学生有要求学校改革的事，须得大会两次通过，且两次的时间须在一学期以上。例如更换教员、加减收费等重要事，便适用此规定。成立学友会时，曾经很慎重地制定组织法，我们称它为学友会的宪法。上项规定，便是依据宪法订的。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艺芳的组织与各学校大致相同，有董事会、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各专责教职员。所不同的是，如上文所说有一个艺芳学友会，全体学生与教职员都加入，而校中大事的定夺，在这个会。不但校长教员不能勉强，就是董事会，也不能勉强。可以说实在大权操之于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占学友人数绝大多数。
学校得教育部许可为六年中学一贯制。初中不毕业——但学生如要转学，可以给她转学证书——四年级可以插班，收外面的初中毕业学生，五六年便不收插班生了。一年级招生，不超过三十人，等到四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甚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特多，自然亲切，有如家庭父母子女。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但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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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宝荪：关于艺芳女子中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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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从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但经校长一番劝导，没有不改悔的。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绝不收补习费。我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我自己给她补一学期，后来是算学最好的一个。另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闹事出来。而她的父亲，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她到我们学校时，由她父亲送来，对我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有一天夜晚，我就请她来谈话，我告诉她“无论有何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问题，都可来和我讲，我一定站在你的角度，同情地与你解析”，我要她答应我，“如发生你不满的事，先同我商量再取行动”。她答应了我。果然在三年读高中的时候，只与我谈了两次话，均满意解决，直到毕业。此学生是湘潭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毕业。那时长沙已经乱轰轰了，我要同学人人回家，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为的要送我上飞机离开长沙。师生感情，有如此的深。
学校规矩，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每礼拜六第一节课由我讲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使学生多得课外常识。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theLightthatFailed）及戴华（M。Diver）的“报复”（Requita1），等等。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对搜查的，本来很不高兴，也都不作声了。恰好听得出神之时，忽有工友来报告“金表在垃圾桶内寻到了！”于是皆大欢喜，也没有人追问了。我想那金表很少可能是偷去的人怕搜出，丢在垃圾桶内的，因为时间不许可，因此可能是扫地时，工友不小心，扫出去了，也可能学生们自己吃零食时，纸屑果皮包住，连金表一起丢了。总之，从那以后，没有失过东西。尤其大众听笑话故事时，把气氛和缓下来，大众嘻笑的再上课，将一天大事，化为无事。这就是艺芳师生合作的精神，也是艺芳的民主精神。
因为艺芳人数太少，体育竞赛，就差得多了。那时长沙以“周南”和“一女师（古稻田）”体育最好，艺芳不能与同日语，但是艺芳有体育家的精神，屡败屡战，从不发“输”气。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帐一次（那时因为人少，没有由学生自办伙食），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帐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其中尚除开巴师、约农、萧女士与我不受薪水，外国来的教员，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因为如此，所以不敷尚不太多，而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